学者王国华|僔坐春风之中，仰沾时雨之化—贺王庆生教授九旬华诞

　　僔坐春风之中，仰沾时雨之化

　　——贺王庆生教授九旬华诞

　　王国华

　　甲辰龙年（2024年）仲秋，适逢业师王庆生教授九旬华诞，王门弟子及众多友朋奔走相告，大家相约金秋九月初，由全国各地齐聚武昌华师桂子山，以文拜师、共襄盛举，畅叙师生之情。我以此短文表达对庆生老师的敬意。

　　遥记四十年前年的乙丑牛年（1985年），我荣幸忝列先生门墙，成为庆生先生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算是先生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开门弟子”吧。乙丑牛年至今，不觉已经四十易寒暑，真是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转眼就快半个世纪了……然而，在师从庆生先生的多年时光里，或聆听先生讲课、谈话，或跟随先生出差办事，或参加先生发起的诸多学术研讨会，或完成先生嘱托的中国当代文学教材的部分写作任务，或承担先生托付的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年会的会务工作……诸多往事以及先生的嘉言懿行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出自《孟子》的《尽心章句上》）孟子不愧为亚圣，其教育思想传承了孔子的衣钵，强调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提倡教育者应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和需求，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和策略。孟子早在2100多年前就明确提出，君子教育人的方式有五种：有像及时雨一样滋润化育的；有成全品德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有以学识风范感化他人使之成为私淑弟子的。这五种，就是君子教育人的方式。

　　业师庆生先生可谓识人善教的典范。我跟随庆生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三年，常有“僔坐春风之中，仰沾时雨之化”的深切感受。先生识人善教，首先体现在他的知人善任和因材施教的治学理念与教学方法上。我大学本科毕业留校任教时，当时的华师中文系系领导是安排我到外国文学教研室任助教的。我当然只得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和服从领导的决定。为了能够站稳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讲台，我也曾经恶补外国文学知识，在留校工作头两年里，我几乎是夙兴夜寐，刻苦阅读外国文学教学所要求阅读的诸多文学名著、各类外国文学教材与研究资料。当时，我几乎购买了武汉市新华书店里所有的外国文学教科书，例如《欧洲文学史》、《苏联文学史》、《美国文学史》、《英国文学史》、《东方文学史话》、《十九世纪的文学主潮》、五卷本《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这些书籍至今依然摆在我的书架上）……我的这些举动，除了应对教学需要，还有准备报考外国文学硕士研究生的目的。然而，我在大学本科四年的学习经历，主要兴趣还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得新时期文学。当时，我几乎阅读了每一期《人民文学》、《十月》、《诗刊》、《上海文学》、《收获》、《花城》、《小说选刊》等著名杂志的目录和杂志推荐的优秀作品，对王蒙、张贤亮、諶容、梁晓声、高晓声、陆文夫、莫言、王朔等作家的作品尤为青睐。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写的是《论高晓声的现实主义创作特征》，中文系黄济华老师是我的本科论文指导老师，对我的论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鼓励，使得我对当代文学更加用心。我两次报考硕士研究生，都是选择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第一次硕士研究生考试落榜并非专业成绩问题，事后黄曼君教授对我说“你的现代当文学专业成绩是第一名，但是，录取名额有限，在职老师有优先录取资格，你来年再考吧……”黄曼君教授的激励，坚定了我继续报考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的决心。加上那时外国文学专业也有几位在职教师报考，名额竞争十分激烈。我曾经向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彭端智教授请教过报考专业的问题，彭教授十分开明，不但没有指责我“人在曹营心在汉”、阻止我报考中国当代文学专业，反而鼓励我积极备考，放下“转专业的包袱，发挥所长，想考什么专业就报什么专业”。我一直庆幸我遇到了彭端智、王庆生这样的开明师长，让我在专业选择上能够随心所欲。说实话，我第二次报考硕士研究生时，内心一直是忐忑不安的。一是担心外国文学教研室的教授们指责我在专业上三心二意；二是担心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导师们嫌弃我在外国文学教研室工作不报考外国文学专业而排斥我。那时候报考硕士研究生并没有明确的导师追求，我也万万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庆生先生的硕士研究生的“开门弟子”。因为，那时王庆生的大名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可谓如雷贯耳。他在我心中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开山老祖。我在读本科时就在图书馆阅读过由他首倡编写出版的洋洋900页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署名：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编著，那时没有先生的主编的署名）。

　　《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我是在我第二次报考硕士研究生被通知面试时，第一次面对面地见到了庆生先生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朴素良善，没有一点校长的“官架子”。他并没有因为我已经在外国文学教研室工作了三年而放弃我，反倒在面试时鼓励我说：“你在外国文学教研室工作了三年，这并不影响你今后更好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它们之间的规律都是相通的。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尤其要关注外国文学的影响……”

　　庆生先生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他经常对我说，“要多写论文，争取多发表论文。特别要多研究作家作品，只有熟悉作品，才能够真正把握作家的特征。”当我向王老师呈交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的论文《莫言与马尔克斯》、《略论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习作时，他叮嘱：“比较研究很有前景，但一定要注意不同文学环境和时代背景的比较研究，论文撰写，要特别注意政治的正确性和观点的稳妥性”。我理解他是强调文学研究要进入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情境中去，尽量还原和再现特定的历史氛围。

　　也许是基于文学史家的天职，庆生老师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具有一种执着博雅的学术情怀和达观通透的学术眼光。在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方面，他总是心雄万丈，高标自置，力图有为，不甘落庸。他正是以这种思想情怀与学术志向吸引着无数的学术知己和私淑弟子。

　　王庆生先生主编 国家教育部重点推荐高校中文专业教材 三卷本《中国当代文学》

　　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庆生老师还是华中师大的常务副校长，同时还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湖北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中文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中南高校师资培训中心主任，湖北省社科联合会副主席，湖北省政协委员等职务，繁重的行政事务，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他那时正在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国家教育部重点推荐高校中文专业教材”、“普通高等学校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三卷本《中国当代文学》，担子之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庆生先生却游刃有余，知人善任。他不仅充分调动华中师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师资力量，全力以赴地参加《中国当代文学》教材的编写，而且，他甘为人梯，广搭平台，集思广益，约请了许多非中国当文学专业、非华中师大的教师与专家参与该教材的编写（如王先霈、尹均生、江少川、邱紫华、蒋松原、丁永淮等）。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当代文学》教材的编写才能风雅满篇、文采四溢，其出版反响在已有的同类教材中名列前茅。

　　1985年秋王国华与两位黄梅籍教授在长江三峡白帝城合影（河北师大冯健男教授（中）、华师黄济华教授（右））

　　庆生先生在20多岁的时候，就异常敏锐而又大胆地给主管文化工作的中央领导周扬同志写信，倡导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得到了周扬同志的赞扬，并且他领导的编写组于1962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洋洋6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89年5月，又用了8年时间，主编并出版了三卷本《中国当代文学》这部卷帙浩繁的国家级优秀教材。这部荣获中国首届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教材，把华中师大的品牌推向了全国，传播到世界。许许多多的当代作家、当代文艺理论家、当代史学家以众多的中国文艺界领导，就因为《中国当代文学》这部教材的出版和“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而了解了华中师大、关注着华中师大。这部教材的巨大意义以及庆生先生的学术思想，在《王庆生、杨文军：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的回顾与展望——王庆生先生访谈录》（刊载在《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一辑）和范军教授撰写的《一本教材和一个学科的诞生——桂子山语丝之七十》（刊登在《出版六家》2023,09,26）两篇文章中已经有了详尽的论述。我深信，这是华中师大的后学者将会永远铭记的庆生先生对华师大品牌提升的巨大贡献。

　　1985年秋王庆生先生与弟子王国华在长江三峡合影

　　最让我没齿难忘的是庆生先生奖掖后学，提携晚辈的为师风范。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中国当代文学》教材已经出版了第一、第二卷，第三卷也已经确定了大纲和具体的章节目录。但是，庆生先生竟然把我这样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小白’”列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成员，让我参加该教材的编写工作，并且在《中国当代文学》出版后记中把我等学生辈的丁点工作一一记录其中。这些春风桃李、奖掖后学的风范，对我这样初出茅庐的本科生来说，真实受宠若惊。庆生先生放手让我撰写了20几位作家、七八个小节，还特别嘱托我按照他确定的具体篇目，收集并复印四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的全部作品篇目，并且委托我负责撰写作品选中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内容提要”。我因此而收获满满，不仅系统地阅读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的全部作品，而且受到了比较全面的文本阅读和资料收集的“系统训练”。庆生先生早在30多年前就对我们反复强调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收集的重要性。他极为推崇史学家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史料收集的四步法”，即收集史料要“全”，审查史料要“真”，了解史料要“透”，运用史料要“活”。庆生先生强调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收集，一定要做到“全”、“真”、“透”、“活”这四个字。（参见《王庆生、杨文军：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的回顾与展望——王庆生先生访谈录》（刊载在《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一辑）。

　　与此同时，庆生先生在组织《中国当代文学》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尤为注重学术平台的搭建。当然，《中国当代文学》教材编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平台，庆生先生在搭建这个学术平台的同时，时常约请《文学评论》等权威学术刊物专家到华师中文系座谈，为广大教师开阔学术视野、发表学术论文等提供了机会。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庆生先生牵头创建了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后改名为“中国新文学学会”）。同时还创建了《中国当代文学通讯》会刊，倡导编辑出版多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史料资源。该学会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代学术思想交流以及学科建设，为华中师范大学乃至中国文学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有幸参加了庆生先生在1985年之后举办的四次“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年会”。正是在这样的年会上我近距离地认识了贺敬之、姚雪垠、臧克家、刘再复、朱寨、张炯、何西来、何振邦、陆梅林、蒋守谦、谢冕、张钟、罗艺军、郑雪来、冯健男等等当代文学名家。许多青年学者是通过参加这样的年会而走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道路的，很多学者是通过这样的年会之后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的。我记得1985年还在湖北黄石师范学院工作的的程光炜，他在会议上非常活跃，后来，他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我的同学刘敏（原湖北电影制片厂厂长）经常对我说“国华兄，我是通过参加王庆生老师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年会认识中国文坛的。我的许多创作界评论界的朋友都是在这个年会上结识的……这样的年会打开了我的学术视野，提升了我的学术眼光，这种活动真是利在当下，功在千秋啊”。要知道，每次举办这样的会议，庆生先生都要花费巨大的精力与心血去细致筹划，反复斟酌，权衡利弊，化解风险。由于会议规模较大，每次与会代表都有三四百之众，会议总会出现个别的在住宿、餐食甚至车次安排方面的“斤斤计较”、“挑三拣四”的与会代表，而这个时候，庆生先生则总是教诲我们会务工作人员要“和气对待”、“耐心解释”、“以诚感人”。他的“和善待人”、“淡泊名利”、“不争不怨”的处世精神，让我明白了先生之所以健康长寿的内在缘由。

　　1986年11月，王国华参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者举行的学术研讨会

　　庆生先生在准备召开年会召开之前，常委派我到学会的挂靠机构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做会议申报工作，并向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申请一点会议经费。我深知这是庆生先生对我的信任与锻炼，他是想让我多了解一些北京的学术机构，多结识一些学界专家，多熟悉一些国家级学会的运作模式。同时，也是对我的办事能力的一种历练。我因此而受益良多。他每次召开年会之前，总要召集诸位会务工作者座谈会务事宜，他对会议细节的熟悉与缜密思考，让我们与会者深感惊讶与钦佩。庆生先生不愧为多年从事教学科研的领导者，他的缜密思维、细致而扎实的工作作风、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以及待人接物的理念方法，让我学到了许多管理学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作为每次会议的会务工作者，我非常荣幸地与许多业界大咖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和高校领域里的各色人物。尽管我的任务只是一些繁复琐屑的会务工作（迎来送往、预订车船机票和安排会议住宿餐食等具体事务），但是，从事这些看起来碎屑繁复的“杂务”，它却极大地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以及瞬间应变能力。我后来离开华中师范大学调往海南大学工作，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旅游学专业，与我在庆生先生指导下参加《中国当代文学》教材编写以及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年会的会务工作的种种历练是分不开的。是庆生先生让我认识到“文化是一种力量”，是庆生先生启发我认知到“文学也是一种资源，利用并有效地整合这种资源，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1985年秋，王国华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张炯教授在长江三峡巫峡合影

　　回想我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从事旅游学与旅游产业研究、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并且取得了一点点小成就，都是在庆生先生的教诲与引导之下的结果，可谓“仰沾时雨之化”。只可惜“业师诲我，我负业师”啊。我没有始终坚守当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在商风钱雨飘零的20世纪90年代，我和许多文化人一样，逃离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路径，没有像我的师兄弟妹樊星、张卫中、刘卫钦、张露黎他们那样，在业师开创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天地里辛勤耕耘，收获丰硕。好在庆生先生向来宽厚待人，对弟子门徒择业谋生等选择，多以“顺其自然”而待之。

　　王国华与王庆生教授（中）师妹王卉（右）在长江三峡宜昌大坝合影

　　给我教益最深的还是庆生先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言传身教，求真务实的学术人格。也是王门弟子常常乐道的“业师风范”。作为华中师范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庆生先生从来都是严格要求自己，不搞任何特殊化，没有任何“官架子”。我记得1985年冬天，我随先生出差北京，住在中纪委招待所（其实是一个地下室房间），一天晚上，他带我去拜望著名作家姚雪垠先生，姚老居住在北京木樨地被称作“部长楼”的小区里。那天正好大雪初停，但道路上依然白雪皑皑，庆生先生竟然“舍不得”搭乘出租车，带我一道乘坐公共汽车去木樨地，这让我暗暗惊讶，心里头嘀嘀咕咕，觉得一个大校长出门办公事，连一辆出租车都舍不得乘坐，是不是太“抠门”了？公交车快到木樨地公交站时突然在雪堆里打转，庆生老师竟然迅速下车随一众乘客一道帮助推动陷在雪堆里的公交车……后来先生对我说“华师不像政府机关，不像国有企业，教学经费紧张，我们出差尽量节约费用，能够凑合的就凑合一下……”。与我一同出差多次的李逸涛教授也经常对我说“你们老师一向勤俭节约，我们在北京修改《中国当代文学》教材时，大多数时间都是住在招待所地下室房间里，它便宜啊。我们极少住宾馆。”“现在政府行政机关与教学科研单位差别很大，我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同班同学项怀诚现在是商业部副部长，他们的待遇比王蒙文化部正部长的待遇强很多哦……”李逸涛教授是非常理解和认同庆生先生的这种勤俭朴素的工作作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庆生先生的夫人万治伦医生在湖北省人民医院工作，先生为了夫人上班方便，没有在华师要住房，自己每天骑车到华师上班，武昌紫阳路离华师有十多公里的路程，庆生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风雨无阻，毫无怨言。庆生先生在华中师范学院做了3年副院长(1981-1983年)、在后来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他又做了7年副校长(1985-1991)、8年正校长(1991-1999)。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职权谋求任何私利，更没有安排一个子女或亲属到华师工作。他儿子王东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所谓的“铁饭碗”工作，很多好心人劝庆生先生同意王东到华师工作，但是，庆生先生为避免“闲言碎语”，一直不准王东到华师工作……这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下有些小小的芝麻官，整天就想着如何“假公济私”或“以权谋私”，而庆生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淡泊名利，兢兢业业地工作，安安心心地为学，认认真真地著述，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先生的这种精神，让我等弟子学到了做人的真谛，领悟到面对困难、挫折所采取的坚毅态度。

　　王庆生与张三夕教授 摄于2024年2月8日

　　庆生先生已逢九旬华诞，其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声音洪亮，步履铿锵。今年二月我从北京赶回武汉，与好友张三夕教授一同拜望先生，谈到许多过世的老朋友时，庆生先生说，“人要看得开、看得透，乐观面对每一天……”“我很少去想那些不如意的事情，关键是要保持健康宁静的心情……”言谈之中，透露出了他豁达、乐观、心平气和的精神状况。华师有很多老先生说“庆生先生为人厚道、低调，所以长寿”，其实，庆生先生乐观开朗，朴素良善，低调不低，品格高尚，所以高寿。

　　衷心祝福庆生先生永葆乐观豁达精神，幸福健康长寿。

　　（作者简介：王国华，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首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值班编辑 王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