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中重建对话的温度 ——评《作为公共传播的电视商议：实践逻辑与路径》

徐阳（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

公共传播已不是一个遥远的理论概念，而是与每一位市民、每一桩公共事务息息相关的现实课题。在这个舆论多元、共识难求的时代，我们愈发渴望找到一种可见、可感、可参与的“对话机制”，以沟通代替对抗、以理解克服撕裂。在这一背景下，吕永峰博士的新作《作为公共传播的电视商议：实践逻辑与路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带来一种扎根中国语境的深刻思考与制度可能——它不仅重塑了“电视作为公共平台”的价值定位，更在媒介空间中唤起了市民社会的协商自觉。

一、“电视商议”：不是问责，而是对话

这本书最重要的突破，在于其对“电视公共性”的重新诠释。在很多人印象中，电视问政曾一度风靡全国，其尖锐提问与现场追责一度令观众热血沸腾。然而，作者并未止步于“揭示问题”的快感，而是追问：当热度散去、摄像机转移，问题真的解决了吗？共识真的生成了吗？

吕永峰明确提出：电视问政只是“压迫式表达”的媒介变体，而非“平等协商”的制度实践。他主张“从问责逻辑走向对话逻辑”，让“电视商议”成为以政府、媒体、公众、市场等多元主体同台共议的公共平台。正如他所强调的：“媒介不应是高高在上的审判席，而应是理性对话的圆桌。”

这种思维转向，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胡正荣教授概括为“逻辑自洽、科学合理的研究框架”，他认为，“将公共传播理论与中国治理语境深度结合，对电视媒介参与基层社会创新治理具有较大的实践指导意义。”这也正是本书的重要理论底色：传播不仅是传播内容，更是构建关系的制度化过程。

二、“城市的圆桌”：商议不是抽象理念，而是现场机制

《作为公共传播的电视商议》并非一部空泛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从北京卫视《向前一步》、杭州电视台《我们圆桌会》等现实节目入手，深描电视媒介如何激活城市公共空间，创造一种具象、真实、互动的市民协商场景。

例如，《我们圆桌会》搭建邻里冲突解决机制时，节目不是简单让矛盾双方对骂博眼球，而是设置“社区公议人”“问题协调师”等角色，邀请物业、街道、律师、市民代表同场共议，以一种“温和协商＋媒体见证”的方式，推动各方达成可执行的协议。

这种“媒介嵌入治理”的模式，正是城市社会亟需的对话结构。它打破了议事厅、信访窗口与媒体报道之间的隔离，把“公共议题”还原为“市民议题”，把“节目效果”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执行回路”。

作为长期研究公共传播与基层治理的学者，吕永峰并不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而是在书中提出“五维模型”：空间建构、主体组织、议题确认、互动规范与目标达成，进而构建“公共传播的电视商议实践路径”。这一模型，不仅服务于节目生产者的规范实践，也为地方政府构建协商平台提供了标准参照。

三、媒介不是工具，而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在移动互联网与算法平台主导的舆论环境下，电视被认为是“逐渐消逝的媒介”，失去了年轻受众，丧失了互动优势。而吕永峰博士却逆势提出，电视依然具备“可视性、组织性、权威性”的媒介优势，尤其在中国特定的治理结构中，仍然可以发挥“连接多元主体、引导对话协商”的独特价值。

本书强调：公共传播不是靠“流量”完成的，也不是依赖“爆款”创造的，而是需要“规范的协商程序、理性的对话机制、真实的行动转化”。这是一种“媒体—政府—公众”的三方共建，而不是媒体单边输出的“舆论表演”。

电视商议不是舆论消费，而是“制度嵌入”；不是情绪宣泄，而是共识形成。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方政军所言：“媒体的责任不仅在于传播事实，更在于搭建与受众沟通的桥梁、增进公共理性。”《作为公共传播的电视商议》正是在这一逻辑下，将电视从“讲述者”转变为“组织者”，让媒体不再是叙述问题的边缘角色，而是组织解决的中心环节。

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不仅讲“传播是什么”，更讲“传播可以做什么”。它不是鼓吹媒体的万能，而是回到一个质朴而深远的提问：如果我们不再彼此聆听，不再对话协商，我们还剩下什么？

《作为公共传播的电视商议》是一部从传播学出发，但最终落脚于公共治理的思想之作。它让我们意识到，在一个城市不断膨胀的今天，“沟通”本身就是治理，“理解”本身就是建设。媒体，不应只是呈现现实的窗户，而应成为搭建共识的桥梁。

如作者所言：“共识不是讲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我们期待这样的商议空间，不仅存在于电视之上，更生长在城市之中。

值班编辑 代婧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