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实践讲述“另一种现代性”

　　​陈曙光

　　长江网讯（记者周劼）当我们听到一句话，常常会不自觉地问：谁说的?

　　追问话是谁说的，其实背后包含了一种哲学认知：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在建构自己的话语，而当话语影响了他人，就变成了一种权力，即话语权。我们追问谁说的，其实在追问话语权是谁建构的。

　　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再大到文明，都在建构自己的话语，用自己的思想、观念、价值等等去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就拿我们常见的“现代”这个术语来说吧。

　　怎么定义现代?以词典中常用的“非A即B”的定义模式来说，现代就是不传统、不落后、不原始、不愚昧等等;以“A即B”的定义模式来说，现代就是科技昌明、自由民主、法治完善等等。

　　前一个定义，现代社会是人类其他社会历史形态的对立面;后一个定义，现代社会是人类美好理想的乌托邦。

　　你看，“现代”像一服万灵药，指向历史，也指向未来。可是我们也要不自觉地发问：谁说的?

　　谁建构了“现代”含义中的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谁又建构了现代含义中的价值观念的普世论?谁又建构了现代化途径的同一性和真理性?

　　这是非西方学者近几十年来常追问的话题，特别也是近几年来中国学者追问考察的学术热点，包括陈曙光，在最近一篇有分量的论文《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中，他着力梳理了“现代性”含义的变迁。

　　现代性从来没有统一的清单，没有贯穿到底的方案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西方也从来没有统一的现代化方案和现代性话语清单。

　　比如，启蒙时代高扬的理性和人(主体)，以理性对抗愚昧，以主体性对抗神性，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追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这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话语的“经典”版本。

　　可是一方面，启蒙现代性在高扬理性主义旗帜的同时，理性一步步膨胀僭越，理性的实体化、绝对化、万能化，引起各种反思。这说明现代性的“经典”版本一开始就伴随着另一面的现代之“殇”。

　　另一方面，经历了工业化时期的理性日益工具化和世俗化，西方走向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以GDP崇拜为表征的现代性理论，走向财富至上、忽视社会全面进步的单线发展观，走向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对抗的道路，产生了总体性的文化危机，也产生了后工业化时期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认为，后工业时代，现代性的使命已经完成，现代性的理念和原则已经不合时宜。面对现代性之痛，后现代性以经典现代性的反题出现，解构现代性的一切规定。

　　用陈曙光的话说，西方的现代性“从来没有统一的清单，没有贯穿到底的方案”。

　　“现代性”是多元的，没有终极词汇

　　中国作为走向现代化的后进国家，自然绕不开这套现代性话语，不仅绕不开，还在这套不二方案与实践的圆凿方枘中经历百年的践行探索。陈曙光梳理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发现“任何国家，现代性建构的理论逻辑与现代化展开的历史逻辑，二者总体上步调一致、共同成长”。

　　1840年，帝国主义入侵向晚清王朝展示了现代化的力量，激发了无数国人的现代化梦想。从1840年到1919年，无数仁人志士在西方现代性的启发下，提出过各式各样的现代化方案，但都以失败告终。近代中国的百年探索，既未收获比肩西方的现代化成果，也没有形成中国风格的现代性话语。

　　这些失败说明，将西方现代性的标准仅仅定位于某一方面，以器卫道也好，制度牵引也好，文化改造也好，其现代化之路都是沿袭西方的标准，从不同方面复制西方的现代性成果，缺乏中国之“骨”，是浅薄的。任何制度，绝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其实，1840年以来的西学东渐史，最大的贡献不在于我们是否依循西学指引的方向，找到了中国的现代性方案，而在于我们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现代性”是多元的，没有终极词汇，不存在一元的现代性方案，中国新现代性的建构只能返回中国自身。

　　【访谈】

　　现代性也是未完成的、不断被改写的

　　现代性话语有一个从西方膨胀为“世界”的过程

　　读+：何谓现代性话语?“现代性”的话语构建有何重要意义?

　　陈曙光：现代性用通俗的话说，是使现代成为可能的本性。现代性起于西方，到目前为止，还是全人类未竟的规划，也是当代中国无法回避的事业。

　　我们知道，现代化起于西方，西方创造和享受了现代化的巨大成果，书写了现代性的经典版本，但也遭遇了“现代性之殇”。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相一致，西方也构建了现代性演化的理论逻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话语。

　　这套现代性话语随着实践的演进，逐渐上升为全人类、世界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逻辑，被当作现代世界的实质、基础、核心，现代世界围绕着旋转的中轴。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这套现代性话语有一个从西方膨胀为“世界”的过程，在传播中抹去了地域性的痕迹、西方的色彩，摇身变成了普世性的文明。

　　中国作为封建文明时代“物质与道德”的完美国度，也摆脱不了现代性文明的牵引。中国早期现代性之路无不以欧美为参照，西学东渐实质启发了中国的现代性事业。中国早期的现代性探索就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欧洲启发、引导的结果。

　　读+：现在我们惯常所用的一套现代性话语是否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

　　陈曙光：现代性话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可以称为“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导逻辑。本来，现代性从来没有统一的清单，没有贯穿到底的方案。即使在其原发地，现代性也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始终处于流变和生成之中，不断地被修复，不断地被重构，不断地被改写。但在这套“标准”话语的束缚下，全世界各国的现代性道路很容易受西方中心论统治，走上“被动输入型现代性”之路，没有自身的现代性，“只是在地域意义上重新复制一个西方”。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并非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现代化道路的差异

　　读+：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应该走什么路?其背后的主导逻辑又为何?

　　陈曙光：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迄今已近两百年了，其间虽历经变幻，但其整体方向始终未曾动摇。实践不会迁就任何先验的逻辑，西方现代性话语不是“终极词汇”，它可以启发中国，却不能在结构上规定中国现代性的内容。中国道路是中国现代性“改造世界”的最主要的实践成果，中国道路的成功代表了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的出场。

　　那么，我们便需要一套和我们现代性实践相符合的话语，这套话语背后的主导逻辑应该是：回到现实本身，回到中国自身。

　　“回到现实本身”，我们不能先验地赋予一个国家某种现代性框架，即使其内容多少是合乎理性的。“外部反思”只会误入歧途，“内部自省”方可通达现代性的彼岸。每一个民族都有适合于它本身而属于它的现代性方案，这不是“外部反思”可以完成的任务。

　　“回到中国自身”，则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唯一选择。中国在自身的社会条件下开创更好生活的历史-实践筹划。中国有自己的世界，“中国”应当成为现代性的一个肯定陈述。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现实国情不同于西方，这只能说明中国不能发展出西方的现代性文明，绝不意味着中国被剥夺了通往现代的权利，中国文化传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现代性的文化阻滞力。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并非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现代本身亦即不同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差异。

　　中国新现代性的建构，在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之后，已经基本摆脱学徒身份，摆脱“外部反思”“先验植入”的思维路径，这是一种独立于“欧美现代性”的新现代性。中西之间也从“传统/现代”不同时空的对立，转换为“中国/西方”不同现代性文明的差异。中国道路的成功，宣告了“现代化=西方化”“现代性=西方性”的简单和偏颇，人类历史开启了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多元现代性时代。

　　中国的“另一种现代性”：经济增长中心论升级为社会全面进步

　　读+：中国现代性话语与西方现代性话语将会是怎样的关系?是为了解释中国道路，还是超越东西方，追求一种世界性话语权?

　　陈曙光：当代中国正走向“更现代”的未来，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立足中国本土，书写中国的新现代性。今天的中国正自信地向世界提供“另一种现代性”，另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话语。

　　这套现代性话语超越了西方的现代性逻辑。必须承认，西方是现代性的发源地，现代性价值是西方给定的，西方性是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无法摆脱的外部语境。我们所说的“超越”，不是绕开西方现代性的一切价值，而是规避西方现代性弊端，让现代性说中国话。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以自身的实践摆脱了依附发展的历史宿命，我们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在吸纳西方精华之后开启更为壮丽、健康的现代性之路，有资格、有能力“发现一个和欧洲原理对应的中国原理”。

　　由于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国新现代性的使命异常复杂——既要完成中国式的理性启蒙，又没有充裕的时空纠缠于启蒙现代性;既要完成经典现代性的任务，又要避开西方现代化的陷阱;既要看到前现代从未走远、现代化仍在途中，又要兼顾后现代社会局部来临的事实;既要推进以产业经济为基础、工业文明时代为背景的第一次现代性，又要问鼎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信息时代为背景的第二次现代性;既要补上历史上落下的现代化课程，又要引领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所以，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建构应该扬弃西式现代性的错误，即彰显一面忽略另一面。追求“两面都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之上”。比如，个性与共性互为补充，边缘与中心相互包容，物质丰腴与精神富足正向匹配，感性幸福与道德信仰相互支撑，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共同成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得益彰，个体价值与整体价值相互尊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等。在这里，经济增长中心论升级为社会全面进步，工业化升级为新型工业化，市场化升级为市场决定与政府作用相结合，程序民主化升级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自由化升级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市民社会原子化升级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城市化升级为统筹城乡发展，人类中心主义升级为环境友好型社会。概言之，中国现代性话语，是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哲学逻辑。

　　中国应创造一些标识性概念，推动国际话语的讨论

　　读+：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会和西方话语产生竞争甚至冲突吗?

　　陈曙光：有可能。比如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话语老是盯着中国，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别无选择论、世界趋同论、文明冲突论、C形包围圈、价值观之战、大国责任论、普世价值论、民主和平论、南海航行自由论、锐实力、新殖民主义等，都或明或暗地指向中国。究其原因，因为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取得了比西方更大的成绩，中国的成功证明西方的道路、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都不是最优的选择，更不是唯一的选择。

　　从发展模式来看，中国绕开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动摇了西方模式的优越性、唯一性、普世性。

　　从制度模式来看，中国开创了一种新型制度文明，威胁到了西方制度的唯一性、合法性、至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现代化的全新制度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新型国家制度，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伟大创造。

　　从文化和价值观来看，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西方中心论的破产，意味着文明优越论的偏颇。

　　它给世界人民这样一种认识，原来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西方的发展模式、西方的价值观念也不一定必须照搬，可以走自己的路，得到更好的结果。这对西方而言是来自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威胁，西方中心论被宣布是错误的，这是西方不能接受的。

　　中国话语权的复兴首先取决于中国的复兴。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物质成就超越西方国家，中国的话语权自然会强起来。

　　中国应当有意识地创造一些标识性概念，推动国际话语的讨论，比如“一带一路”、亚投行、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中国提出来的，但确实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政治话语、经济话语。

　　但也要特别指出，中国的现代性背后有一个非常独特、独一无二的实践样本：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是超大人口规模参与的，是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中展开的，是在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中进行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中展开的，绕开了西方的制度架构、发展模式和观念体系，绕开了西式现代化道路和经典现代性逻辑，绕开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天然契合的观念逻辑，这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前无古人的历史性事件。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模式只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不是用来出口的，中国从来不追求中国模式推广于世界。

　　【编辑：李尔静 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