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文钊：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而不是增长机器

　　长江日报记者周劼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一流的城市需要一流的治理。总书记一再强调“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并将其作为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的重要指导思想，其内涵是怎样的，又会带来超大城市发展和治理的怎样的变革？长江日报“求知”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文钊。

　　以生命体、有机体来讲城市，是城市知识的观念变革

　　求知：我们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展现了怎样的中国精神？

　　李文钊：“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是一种兼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论断，为理解城市治理、诊断城市问题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视角。这里所谓的认识论，主要是指从生命体的视角认识城市，借鉴生命体的认知帮助我们理解城市。而本体论则强调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命体、有机体，它是生命体、有机体的一种表现形式和类型，与其他生命体、有机体不存在本质区别。

　　以生命体、有机体来讲城市，是城市知识的观念变革，它改变了过去城市作为增长机器、钢筋水泥、生态花园等观点，强调城市也具备生命体、有机体的特征，城市存在生命周期，它有可能孕育、生长、成熟、死亡等。比如“城市体检”就是借用了生命体和有机体的隐喻，通过生命体和有机体发现问题的机制来促进城市问题解决。

　　求知：您提到“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是城市知识的观念变革，为什么这么说？

　　李文钊：一旦我们把城市作为生命体、有机体来认识，就是从本体论上论证城市具有生命体、有机体的核心构成要素。正如人工智能与自然智能都是智能的表现形态，城市和自然生命都是生命的表现形态。为此，就需要从生命体、有机体的本质特征出发，重新论证城市的本质。

　　对于生命的认识，既可以从其功能来理解，也可以从其构成来理解。对于城市生命体也同样如此。例如，人有大脑，城市也有大脑；人有心脏，城市也有心脏；人有细胞单元、组织单元、子系统、生命体，城市也具备这些要素，这是从其构成来理解城市生命体。与此同时，也可以从功能来理解城市生命体，如生命系统所具有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应激性、自适应性、遗传与变异等功能，城市也具备类似的功能和特征。

　　判断城市生命体是否健康，有三个标准

　　求知：既然是生命体，就有健康与否的问题。判断一个城市生命体是否健康的标准是什么？

　　李文钊：至少有三个标准，即个体层面的标准、要素层面的标准和系统层面的标准。个体层面的标准主要是针对城市中的人，这个标准与健康城市概念联系在一起，也是健康国家在城市场景中的体现。城市是人群的聚集，也是为人服务，这也是城市成为生命体、有机体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在城市生活中的人是否健康，这是判断城市的生命力最重要的标准。从这个标准看，一个城市的人均预期寿命、年轻人数量、年轻人活力、民众创新力、居民幸福感等衡量个人和人群健康的指数成为这一标准的具体体现。

　　要素层面的标准主要是针对城市自身运行要件而言，这些部件是城市的基础，它们是否健康直接决定城市的生命力。这个标准意味着城市运行的关键要符合人性化和满足人的需求，城市的水资源等生态资源是否受到破坏，公共服务体系是否健全，城市生产力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基础设施是否安全，公共安全体系是否健全，城市是否有文化和内涵等，都是从要素层次来衡量城市的生命力。生机勃勃的城市是一个让人充满希望，自我不断进步，运行效率和品质不断提升的场域。

　　系统层面的标准主要是针对城市的整体而言，它强调城市是否具有韧性、稳健性和可持续性。衡量生命力的重要标准是生命本身能够经受环境变迁的压力，能够进行适应性调整。以疫情应对为例，当一个城市生命力强大，它受到疫情冲击时，能够很快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恢复到正常状态。相反，当一个城市的生命力较弱时，疫情可能彻底打垮这个城市，让城市丧失元气。因此，系统层面的标准衡量城市生命力时，就需要城市能够适应变动不居和不确定的环境，在适应性调整中保持自身的韧性、稳健性和可持续性。

　　将城市当作生命体、有机体，会对城市治理带来根本性变革

　　求知：是否将城市当作生命体、有机体，对城市治理而言有什么不同？

　　李文钊：将城市当作生命体、有机体，会对城市治理带来根本性变革，至少体现在城市治理的理念与目标、任务与重点、评价机制等方面与之前完全不同。

　　首先，将城市作为生命体、有机体，要求城市治理的理念与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其核心是人民城市为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就不能为了经济增长而忽略民生和社会保障，这也意味着城市发展需要经济、社会、生态等协同发展。

　　其次，城市生命体、有机体思想也会要求城市治理的重心与任务发生变化，它会更多关注影响城市健康运行的要素与系统。例如，城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重大疫情防控、民生保障、城市设施的人性化、职住平衡等因素会被给予更多关注。

　　最后，衡量一个城市治理的好与坏，不在于城市GDP，也不在于城市发展水平，更多需要考虑居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当然，城市经济增长、发展水平并非与城市作为生命体、有机体相矛盾，但是我们需要实现和满足人的需求和健康发展的经济增长，这也是所谓的包容性增长。

　　超大城市治理没有“灵丹妙药”，需要进行差异性、多样性探索

　　求知：就目前全球超大城市的治理而言，面临哪些共同困境？为什么必须探索新路子？

　　李文钊：全球超大城市的治理，至少面临着人口、交通、环境、职住平衡、公共服务、创新力、安全、文化融合、协同发展等多方面的困境。超大城市（中国制定的标准是超过1000万人口）高密度人口聚集会带来明显的“城市病”，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公共卫生风险大、协同发展难度高等。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较为严重的地区基本上都是超大城市，这是由于超大城市自身的流动性、聚集性和匿名性等多处因素叠加造成的。对于中国而言，除了面临世界超大城市共同的困境之外，还有很多自身的问题，比如需要处理好户籍制度的历史遗留，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的矛盾等。

　　从全世界的经验看，超大城市产生的治理困境正在慢慢消耗超大城市聚集所产生的红利，只有通过改进治理才能够实现成本降低和收益率提升。要解决全球超大城市治理面临的困境，就需要改变原有的治理理念和模式，探索与超大城市发展规律相匹配的新路。

　　由于全球各超大城市面临着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国体政体和发展阶段，这使得对于超大城市治理不可能有“灵丹妙药”，不可能用一种路子来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每一个超大城市在具备超大城市一般规律的同时，又是独立的、独一无二的，因此需要进行差异性、多样性探索，并且进行动态性调整。

　　城市治理的各阶段各环节各领域，都要见到人民

　　求知：“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的理念对探索新路有怎样的意义？

　　李文钊：将城市看作是生命体、有机体，意味着城市并非越大越好，大但是不健康还不如小而精。因此，目前很多地方的城市从注重摊大饼式发展转身内涵式发展。

　　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这也使得城市会更加重视自身的传统、遗产、文化和传承等，将城市风貌保护、文化传承、历史传统等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这使得特大城市治理会将工业遗产保护、工业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产业和文化等作为城市发展新方向。与此同时，有了生命体、有机体的理念，城市会追求旧城更新和城市双修，注重提升现有居住者品质，而非一味发展新城和进行城市扩张。生命体的力量在于传承、适应和调整，超大城市治理也会在多目标的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还会注重城市本身的体验性和城市中人民的参与性，真正实现超大城市共建共治共享。人民既是城市需求的提出者，又是城市问题的发现者，还是城市方案的建议者，更是治理效果的评价者，让城市治理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见到人民，这是城市治理的新路径。

　　【编辑：李尔静　卢士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