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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渊源有自
长江网 2020-10-13 10:45
  作者:周劼  

  

  谭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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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特聘教授,武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刘玉堂。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

  湖北最著名的考古发现,莫过于曾侯乙墓了;前不久主持曾侯乙墓发掘的谭维四先生去世,他为中国考古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读+》就此专访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特聘教授,武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刘玉堂,请他带我们再认识曾侯乙墓的前世今生。

  响彻中外的文化交流“特使”

  有时候,历史需要拉开一段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

  上个月,一位老人的逝世,让我们重新注视随州曾侯乙墓考古发掘40余年的历程,老人的一生和它紧密相连。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考古学家、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建人之一、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谭维四同志于2020年9月7日7时38分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91周岁。”

  这份湖北省博物馆发布的讣告中特别提到,谭维四主持发掘或组织领导发掘了随州曾侯乙墓、江陵楚郢都纪南城、凤凰山秦汉墓一系列重要的古文化遗存,为湖北文博事业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谭先生主持的曾侯乙编钟复制项目曾获文化部科技成果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肃穆的简介文字略去了很多活生生的历史细节。我们都知道曾侯乙墓考古发现的重要性,编钟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国家宝藏”,但已然不了解这场考古发掘在当时引起的轰动。谭维四本人在20年后的回忆中记忆犹新,他写道:

  1979年金秋,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文化部举办了各种文化艺术活动。9月20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历史博物馆二楼,即将开幕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化展览》大厅里,传出了优美的旋律,时而清脆明亮,时而深沉浑厚。一架历经两千多载的巨型青铜乐器——曾侯乙编钟正奏出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的《欢乐颂》。应我国外交部之约,来自世界五大洲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记者、文化官员们,面对这发出奇妙乐声的庞然大物,或投之以诧异的目光,或发出惊奇的赞叹。由《东方红》开场,《楚商》《欢乐颂》居中,《国际歌》压轴的古、今、中、外名曲演奏刚一结束,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作为湖北省博物馆赴京展出负责人,此次记者招待会的主讲者——我,被朋友们团团围住。热情握手、热烈祝贺的同时,一连串的问题向我提了出来。“这么巨大精美的古代乐器,你们是怎样发现的?”“你们是怎么知道这古老的乐器能演奏出如此奇妙的乐曲?”

  集结考古力量抢救祖国文物

  40余年来,关于曾侯乙墓发现与发掘中的传奇经历,已然报道得不少了。简单讲就是:1978年2月,武汉空军某部队在随县(今随州市)城郊公社团结大队境内一座小山岗上扩建厂房,开山炸石,炸出一片褐色土,褐土层中还有石板,他们怀疑是一座大型古墓,便向当地文化馆报告,再层层上报至湖北省文物考古队。时任队长的谭维四毫不犹豫,“把正在野外作业的考古外钻探技术人员召到随县,成立省、地、县联合勘探小组,探明地下准确情况,采取有力措施,抢救祖国文物”。

  鉴于墓坑及椁室规模之大,用常规办法无法完整照相,空军派直升机进行航空摄影,围观的数千群众被组织在墓坑周围作为坐标参照物。飞机在墓坑顶上转了五圈,第一圈没有拍好,第二圈摄影师腰系安全带,脚踩机舱门,身体伸出机外“倒挂金钩”,才拍好了完整影像。

  围观群众每天必到,“开棺”那几天,他们把注意点放在谭维四的身上。考古队上半夜睡觉,夜深人静再起来干,谭维四房间的灯光一亮,外面就一阵呼喊,“队长起来了,要开棺了,快去抢占山头!”

  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没有辜负人们的热望,根据发掘简报,出土文物有乐器、青铜礼器、容器、杂器,兵器、车马器,木、竹用具,金、玉服饰,金制小器皿,竹简等等,总数达七千余件。其中乐器包括编钟、编磐、鼓、瑟、琴、笙、排箫、横吹竹笛八种共一百二十四件。最有名的编钟共六十四件,计钮钟十九件,甬钟四十五件,另有楚王送的镈一件;编磐共三十二件。青铜礼器、容器、杂器共出土约一百四十件,兵器有戈、矛、戟、受、箭、弓、盾、甲等,共出土四千五百余件。

  40多年过去了,曾侯乙墓知名度越来越高,而且不断引领着学术热点、考古科普和文化创新,谭维四先生功不可没。

  【访谈】

  曾侯乙编钟已成为中国声音的楷模

  读+:曾侯乙墓考古发掘已经40余年,对于曾侯乙墓考古发掘重大发现的涵义,有了怎样新的认识?对于它的研究又有了怎样的进展?它还是一个学术热点吗?

  刘玉堂:对于曾侯乙墓在我国20世纪考古发现意义上的重大,谭维四先生最有发言权。他说:“博物馆专家说,这里青铜金玉,无所不有,漆木丝竹,一应俱全,礼乐车兵,样样皆备,加上这巨大的墓坑和停室,不是一座地下博物馆又是什么呢?古文字学家说,240枚竹简、墨书文字,加上石磐刻文、木器刻文等,总字数达12696字,在我国考古史上,战国文字一次出土如此之多,还是首例。不仅是地下博物馆,还是一座地下图书馆、档案库呢!更多的学者说它酷似一座神奇的地下乐宫,乐器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品种全,弹、吹、敲、击应有尽有,在先秦古墓发掘中目前仅此一例,说它是一座地下乐宫,实是当之无愧。”

  曾侯乙墓考古发掘40余年来,一直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关于编钟音乐学和科技史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不断突破,穷究学理,探秘索源,国内外学者由器而物、由物到事、由事而人、由古人而今人,围绕着曾侯乙编钟开展了多学科、有成效的研究与探讨。从这个角度讲,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重大课题。

  而最近这十余年的研究又为这个“重大”赋予了新的涵义,用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李幼平先生的话说,“在理论研究、艺术创作与表演实践过程中,曾侯乙编钟正在经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大国重器的标志和中国声音的楷模。”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瑰宝的重要符号。

  考古发现推翻了中国古代有没有和声的怀疑

  读+: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最有名的是编钟,对这套编钟的研究使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认知有了怎样的突破?

  刘玉堂:曾侯乙编钟是先秦礼乐文化集大成之物。对它的任何一项新研究,就是对中国音乐、律学、声学、冶铸、文字学等多方面价值的全新认知,也是对我们今天重要文化遗产的新的丰富。可以举几个改写中国音乐史的例子——

  编钟上“变宫”“变徵”的音名,证实了先秦时代已有七声音阶,且是雅乐的正常音律,而过去只认为中国以五声音阶为主。

  钟铭上相当于十二律律名的共有28个不同名称,证实了十二律形成于西周早期以前,也证实了《管子》一书中记载的三分损益法生律的真实性,“中国十二律在战国末期由希腊传入”的说法不攻自破。

  钟铭以徵、羽、宫、商四个阶名为核心,在四声上方和下方的大三度音分别后缀“角”“曾”字,这就构成了十二半音体系。通过实测表明,编钟已具有旋宫转调能力,旋宫能力在六宫以上。所谓“中国的十二个半音体系由巴比伦传入”的说法也就站不住脚。

  编钟上已有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八度组与音域,相生相应,音程以及阶名、变化音名与编钟旋宫转调相关的宫调概念等等。钟铭还体现了音列、音阶、调式规律,多数前所未闻。无不将中国音乐的概念和理论向前推进了数百上千年。

  而且编钟还产生了一个特殊的作用,间接证明了我们之前拿不太准的一些记载的真实性。上述《管子》是一例。另外,古代流传的一部典籍《鬼谷子》,长期被怀疑为伪书,它曾记载说“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指的是商角、徵羽都是大二度不和谐音程,这里面就涉及了和声的观念。因为《鬼谷子》不可靠,连带很多人怀疑中国古代有和声概念。现在,曾侯乙编钟每钟能奏出两个呈三度关系的和谐音,其低音大钟只能演奏和声的基础声部,和声的出现比希腊早了300年,其实践更比西方早了近2000年,不仅推翻了对中国古代有没有和声的怀疑,连带对于《鬼谷子》的怀疑都需要重新审视了。

  这还是举其若干点而言。编钟、钟架上有3755字的铭文,内容涉及音域、音程、音列、音阶、绝对音高、宫调概念等几乎先秦音乐的所有方面,就其大端而言,丰富性和深刻性都超过了原有的文献记载水平。

  所以,我曾经断言:“曾侯乙编钟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奇迹”,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有理由相信,曾侯乙编钟的发现是中国音乐史上最有价值的考古发现,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从考古发现到源流追溯 谭维四先生功不可没

  读+:如何看待编钟代表的“礼乐文化”?

  刘玉堂:《荀子·乐论》中说:“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管、籥,似日月星辰。”以编钟制度为中心的乐制是当时贵族士大夫抒发心志的媒介,造型奇伟、凝重厚实的编钟充分象征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所崇尚和追求的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品格。但经汉末以下近500年的大乱,铸钟技术失传。所以,我们对于先秦礼乐文化的认知,需要靠编钟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来接续。

  另外,曾侯乙编钟也是“礼崩乐坏”的直接证据。在周代礼乐制度中,乐制中的悬制(钟磬布局)和礼制中的鼎制(用鼎数),都是身份等级的标志。而一个并不强大的曾侯乙却有如此规模庞大且完整的编钟组陪葬,出土时除一枚最重的甬钟在地上,其余均完整地挂于钟架,这一场面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最客观、最冷峻的历史写照。

  读+:谭维四先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吗?

  刘玉堂:谭先生不仅是曾侯乙墓发掘的主持人,也是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研究的重要参与者,他对墓中出土文物很多方面做过深入的研究。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编钟,谭先生就对编钟的形制、编制、律制写过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对编钟的音律、钟磬铭辞和一钟双音结构提出过独到见解。他特别提到:“这套编钟及同墓的其他乐器的出土是我国音乐史上一次空前发现。它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先秦音乐史的认识,解开了不少先秦音乐之谜。”

  曾侯乙编钟共出土了65件,分三个类型:镈钟(1件)、甬钟(45件)、钮钟(19件)。其中的镈钟,从钟上铭文得知为楚王所送,非曾国自制之器。45件甬钟件件铭有“曾侯乙乍时”字样,标明属曾国所制。唯有钮钟,比较特殊,钟面上既没有甬钟那样繁褥的纹饰,也没有“曾侯乙乍时”的字样。从音乐性能说,经测音和实地试奏,人们对镈钟、甬钟的看法较为一致,甬钟音色嘹亮,音域跨三个八度,且在两个八度范围内十二个半音齐备,它们用以主奏旋律;镈钟形大体重,音色深沉浑厚,用以烘托气氛;唯有钮钟,从音律上讲,它几乎与镈钟、甬钟格格不入。因此,对钮钟的音乐性能研究者的分歧很大。

  谭先生通过对其他地方出土钮钟的源流追溯以及对曾侯乙墓钮钟的细致还原,发现钮钟可以分为三组,其中两组是从甬钟的原位被移到了现在的位置。如果孤立地看这些钮钟,当然杂乱无章,不能辨别其音高属于何种音阶,更无从想象其如何能用以演奏乐曲。但如果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将它们当作一个整体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两组钮钟按其大小、重量、音高合编为一组,从大到小依次递减,完全符合编钟排列的规律,井然有序地列出了曾国的九个律名,而且还还原了高八度的同律异名的称谓,“经合编后的钮钟组,非但七声俱全,还有不少变化音”。“它们一经欢聚,再不是支离破碎使人难以认识其面目,而是合衣合缝地重现昔日风采,令人耳目一新”。

  这项研究很好地体现了谭先生为学的风采:从实物入手,以实证的态度,通过细致地分析,得出扎实的结论。同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另一组钮钟的功能,没有更好的证据,谭先生就老老实实承认,“不易解释,有待进一步探索”。

  今天我们纪念谭先生,不仅是向这种良好的学风致敬,也是通过他,向参与曾侯乙墓的发掘、整理和研究的学人,向曾楚文化的热心推广者,致以崇高敬意。

  【编辑:李尔静 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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