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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
长江网 2020-11-16 10:15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长江日报报业集团四位健在的离退休志愿军老战士钱锋、闵永安、薛继成、黎梅君获颁纪念章。值此之际,本版特刊发四位老兵的回忆文章,向四位老前辈以及牺牲的革命先烈表达崇高敬意。

  

  钱锋,回族,中共党员,1926年3月21日出生。1943年8月参加工作,1945年9月至1946年2月随新四军五师搞民运工作,1953年1月至1954年2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局平壤分局政治处工作,1955年3月入长江日报社工作,1985年6月离休。

  ■ 被美机疯狂扫射的惊险一幕

  钱锋

  1952年冬天,我在江岸铁路技工学校任政治辅导处主任,我的妻子刚怀孕不久,忽然接到郑州铁路管理局党委一道调令,说在朝鲜的志愿军铁道部队政治处还缺一名秘书,要调我去工作,因为我有在战争环境下做政治工作的经验。我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走。

  除了担任政治处秘书外,我还兼做宣教工作,例如每月要向铁道部队平壤分局的机关指战员们讲一次时事政治课。为了及时对铁道运输战线的战士们进行宣传教育,我去政治处后还创办了一张油印小报,处里的小李同志帮助刻蜡板,每周出版三期,第一版是国际国内新闻,由小李每晚深夜收听新华社纪录新闻;第二版是有关铁道运输战线的新闻,工作经验交流、表扬好人好事、小言论等,由我负责编辑。稿件除由铁路沿线段、站政工人员提供外,我和政治处其他同志还经常下去检查工作,搜集资料。

  战时的朝鲜无论是火车还是汽车,都只有军运没有客运,近的地方我们步行,远的地方在路上拦志愿军的军车,或者夜晚坐火车,因为火车只能在夜晚行驶,白天都停在山洞里以躲避美机轰炸。说起美机的轰炸和扫射,我还经历了特别危险的一幕。有一次我和政治处的另两位同志去几个站段检查备战工作,坐的是志愿军的卡车,正在公路上行驶时,我们忽然看见前面天空一架美机正向我们俯冲下来,我们立即叫司机停车,跳下来向公路旁边的水沟飞奔。几秒钟后,那架敌机已向这辆大卡车扫射了一梭子机枪,汽车起火燃烧起来。“好危险哪!”庆幸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被枪弹射中。又有一次,我和保卫科长有急事连夜坐火车到一个站去,行驶了一段路,火车不行驶了,只有火车头要到我们的目的地去。我们只好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气温下,扒着火车头到了目的地,一路上,我感觉手脚都冻僵了,终于尝到了朝鲜冰天雪地的“威力”。

  在朝鲜,我们所到之处,看到居民的房屋被美机炸得破败不堪,居民只好挖山洞或打地洞来安居。朝鲜的铁路也是屡炸屡修,沿线差不多隔几公尺就有一个炸弹坑,可以想象筑路抢修的志愿军铁道兵劳动的艰巨、辛苦与紧张。那时为了避免飞机轰炸,我们也都住在自己打的山洞里,山洞内铺满了木板床,还安装了电灯,甚至在山洞内还盖了一座小礼堂,能容纳两百人。在山洞口我们搭了一间茅棚作为“办公室”。

  1953年的春节到了,在祖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我们的生活也改善了,平时多吃高粱米饭,春节时吃上了稻米饭和白面馍,还吃到了内蒙的牛肉罐头、天津的蛋粉、四川的榨菜、湖北的木耳等。祖国人民还给我们寄来了大批慰问信,我也分到了几封。最使我难忘的是住在附近的朝鲜人民军文工团对我们进行慰问演出,表演了歌舞节目。

  这年5月3日,妻子来信告诉我喜讯,我们的大儿子钱毅出生,又过一个多月,妻子寄来她抱着儿子满月照的相片,让我开心不已。每当我想家时,总要把这张相片拿出来看一看。

  这年7月,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打了近3年的朝鲜战争终于停了。我们政工干部集中到军管铁道总局政治部进行3年来的工作总结。

  不久,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了,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枚纪念章,一条慰问巾,还有其他东西,现在只剩下纪念章和慰问巾。慰问团还带来一个京剧演出队,我们在山沟里搭起了一个木板舞台,观赏了《将相和》《凤还巢》等剧目。

  1954年初,部队给我一个月的假期回国去探亲,我到南昌看望在华中工学院学习的妻子。她在南昌买了一个景德镇出产的瓷杯送给我,并在上面请技工烧制了一句话:“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找到他发挥火力的地方。”这是吴运铎在《把一切献给党》一书中写下的一句锦言。

  

  闵永安,男,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5月出生。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0军,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负伤。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经历四次战役,在开城战斗中被炸掉右腿,成为二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1953年8月,转业至长江日报担任编辑,1986年3月离休。

  ■ 和我一个坑道的战友们

  闵永安

  我是1950年10月19日晚入朝的,那一年,我21岁,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政治部民运队排级民运队员。

  由于是秘密过江,鸭绿江大桥上,桥中间站立着中朝警卫战士,桥下大江奔流,回首闪烁着微黄灯光的安东,我情不自禁哼起了苏联共青团团员之歌:“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40军果然勇往直前,我们民运队也如猛虎下山。温井首捷的消息传来,我们觉得无比光荣。

  第二次战役结束时,北朝鲜土地包括平壤等城市大部分都已收复。但当时敌机掌握了制空权,他们非常猖狂地轰炸了我们所有的交通线路。

  民运队接受了在新溪设立一个临时兵站的任务。此后的战役中,民运队积极配合,在南朝鲜村庄中征集粮食,寻找、接应北撤的部队,为赢得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1952年1月,民运队被调回国筹办军校,我被领导留下来,进入军文工团。

  10月,上甘岭战役在敌军隆隆的炮火中打响,当时第40军正部署在西线开城附近。40军文工团住在半隐蔽性坑道中,左边的山谷是司令部指挥部,右边是政治部。

  19日晚上9时左右,我们开会准备迎接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2批入朝慰问。会议结束刚刚准备休息时,就听到防空兵的报警枪声……

  听到防空警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让大家赶紧吹熄蜡烛,灭掉油灯,不要暴露了。

  紧接着,敌机直扑过来,将炸弹一股脑地倾泻下来。只见外面强光一闪,轰隆一声,我心知不妙,叫大家赶紧卧倒后,就向坑道门口冲了过去,也就在这一瞬间,我昏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中,觉得头是朝着坑道外的,右耳畔只听到有人在喊:“这里还有一个,还活着!”我稍稍清醒了些,艰难地摆动了一下头,好疼!肋骨,剧痛!啊,真的还活着,没有死哈!可是手却完全动不了,好像是被什么压住了。脚,更是什么感觉都没有。我感觉到有人把我从坑道中拖了出来,放到了山坡上。卫生员来了,从头到脚,边按边问我,哪里疼。我的卫衣被褪了下去,前前后后被裹上了一块块大胶布。当时我想,那双毛线袜子应该还穿在脚上,那是我在新溪执行任务,借住在朝鲜老乡家时,大娘一家为我们民运队五分队的同志们织的,它伴随着我们走过了三次战役之后的冰天雪地和枪林炮雨。

  我的右腿当时被炸掉了,但还有部分组织连着,因为要及时转运到后方二三十里外的战地医院急救,一位战士掏出匕首,切掉了我的右腿,那右腿上的毛袜也永远留在了朝鲜的山川大地上。朝鲜的夜,冰冷刺骨。担架上,我听到坑道里和我一起被拖出来的武德伦正在呻吟,我问:“是你吗?武大郎!还活着!”平素把后背交给彼此的兄弟,此刻我一定要鼓励他,坚持住,于是唤着大家给他起的谐音外号。武德伦立刻心领神会,回应着一米七八大块头的我,叫着外号:“大饼呀!我觉得肚子难受,像是有气过不来。”我说:“兄弟,我也一样,坚持住,到了医院就好了。”在担架轻微的颠簸中,我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进入了昏沉沉的梦乡。一觉醒来,我想着跟我在一起的兄弟,又叫一声,武大郎!没人应!空寂的山道,只有匆匆前行的脚步声。开始,抬担架的战士还说,在后面,后来在我的追问下,不得已才说,后面的那副担架回去了。眼泪从我的耳后滚落,我知道,又一名志愿军战士,我的兄弟,永远长眠在朝鲜的白山黑水间。两天前,他刚接到新婚妻子的家书。

  当天晚上敌机的空袭,让我所在的40军文工团小分队伤亡惨重,同坑道里的十多名战友全部牺牲。我从战地医院辗转回到国内医院,除了右腿被炸断外,左耳震聋了,肋骨断了五六根,头部严重的脑震荡,全身的伤,最终得到了精心救治。1953年8月,我转业到了长江日报,成为一名新闻战线上的新兵。

  

  薛继成,汉族,1933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1949年10月,在四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42军军政干校;1951年10月至1952年10月在志愿军135团三营营部任见习参谋、副排长。1952年10月,在朝鲜上甘岭战役中立三等功一次,并获朝鲜军功章一枚;1953年荣获朝鲜军功章一枚。1963年9月进入武汉晚报社、长江日报社工作,1994年10月退休。

  ■ 上甘岭战役中的六天五夜

  薛继成

  1951年8月,我从军校毕业后即赴朝参战,被分配到第15军135团3营营部任见习参谋,时年18岁。

  上甘岭是朝鲜金化以北的一个小村落,位于五圣山前的537.7高地和597.9高地之间,早已毁于战火,只能在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上见其位置。沿山沟向南延伸,还有一个名叫下甘岭的小村,为敌军占领。

  1952年10月14日凌晨1时20分,八连副连长高永祥向我报告,他带领的巡逻小分队巡逻至下甘岭附近时,发现敌人已集结了大量的部队和坦克,似有向我大举进攻之兆。我立即把营长邰凤魅叫醒汇报,营长便要我休息。

  当震耳欲聋的炮弹爆炸声把我惊醒后,我感到坑道在震动,坑道外浓烟弥漫,营里与前沿指挥通讯完全中断。

  敌人发起进攻后,我一直在营观察所观察敌情,多次被敌炮火掀起的泥土掩埋,所幸毫发无损。15日下午2时许,阵地上硝烟基本消散,露出了被敌炮袭后的真面目。

  这一天,敌人用500门105口径以上榴弹炮,向上甘岭不足5平方公里的阵地倾泄了30万发炮弹。

  整个阵地像被拖拉机翻过一遍,地面上呈现约一尺的浮土,从上甘岭到营指挥所的一片茂密的水杉,竟只留下七零八落的一些树桩。597.9高地的表面阵地被敌占据,我军退守坑道,当晚我军反击,夺回表面阵地。

  营长令我一人去前沿部队坑道内了解情况,并协同部队组织反击占据表面阵地之敌。由于我对营里的整个地形和前沿工事构筑情况了如指掌,奉令去前沿时避开了敌人炮火封锁线,很快便到达了九连指挥所。经过一天一晚激烈战斗,指挥所内只有九连副连长汪永田、七连指导员李锁贵、营机炮连指导员秦挺孝和步话机员等人。九连整个阵地只剩下20多人。

  不久,敌人再次发起进攻,七连指导员负重伤,表面阵地又被敌占领,团长命令坚守坑道,等待晚上反击。晚上,我们夺回阵地,还消灭了敌盘踞在连指挥所上面的一个敌人机枪点。10月16日,597.9高地整个表面阵地又被敌军占领,我们奉令转移至主坑道内。这条坑道洞口呈Y字形,已被敌炮火摧毁得成了井口状,每隔半小时必须清除被炮火掀下来的石土,否则,坑道口就会被堵死。坑道内除了堆放着未发下去的棉衣、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物外,还有30多位未转下去的重伤员。经过两天多的战斗,我们滴水未沾,个个嘴唇干得结了一层厚壳,肚子很饿,但很硬很干的压缩饼干根本无法下咽。我们就在潮湿的坑道内挖了一个坑,好不容易浸出了两壶半水。这点来之不易的水,给重伤员和守坑道口的战士饮用后,最后才是连指挥所的干部。实际上重伤员和守坑道口的战士每人只得到不过一酒杯水而已,轮到干部们,一滴水也没有了。

  当晚,上级决定组织部队反击,我们先用卡秋莎火箭炮轰击占领我表面阵地的敌军,当火箭炮的炮弹在高地主峰爆炸时,形成了一片火海。我们在坑道内,也感到像发生强地震一样直摇晃。山上的敌军被我炮火一扫而光,反击部队顺利地收复了表面阵地。

  10月17日白天,表面阵地又被敌人占领。当晚,营教导员陈隋恒在步话机上命我立即返回营部。我利用敌军第一颗照明弹刚熄灭和第二颗照明弹投下刚燃烧之际,纵身跳出洞口连续几个翻转,脱离了敌军的火力封锁,但途中我左小腿被敌军两块炮弹皮击中。我迅速用急救包将伤口包扎后赶回营指挥所。

  团里决定10月19日组织大反击,急需前沿部队详细情况和597.9高地工事构筑图,教导员令我迅速完成报告。我因伤口内有两块炮弹皮,一块插入腿骨,另一块约二寸长留在腿内而感染,小腿肿得和大腿一样粗。我忍着剧痛坚持工作,及时完成了任务。

  10月18日晚,在实施对597.9高地大反击的过程中,团部突然与在前沿指挥反击作战的营长失去联系。教导员对我说:“在这紧要关头,只有你最熟悉地形,能够完成这一任务。”我忍着剧痛,在步话机员半扶半背的情况下,完成传达反击命令的任务。等我回到营指挥所时,反击部队已全面恢复597.9高地表面阵地。黄继光同志就牺牲在这次大反击中的597.9高地零号阵地上。

  

  黎梅君,女,汉族,中共党员,1935年3月出生,1950年10月在四川入伍。1950年10月至1951年8月,在解放军15军随营干部学校,1951年9月至1952年3月,在志愿军第二补训团当卫生员。1960年6月进入长江日报社工作,1961年5月在武汉晚报社工作至1995年退休。

  ■ 违规为受伤战士买苹果

  黎梅君

  这是一张朝鲜币,是1947年版的拾圆币值。在我不多的收藏物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它。

  1951年,美军凭借它的空中优势,在朝鲜新义州以南的大片土地上狂轰滥炸,给我军的支前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保证作战武器和弹药的补充,我军不得不大大压缩食品的供给。因此,我们从跨过鸭绿江那天起,就再没有吃上过新鲜菜蔬,更别说水果了。不少人的眼睛干涩、嘴角溃烂,有的甚至因缺乏维生素而得了夜盲症。可为了不影响朝鲜人民的基本生活,上级规定,不准购买朝鲜人民的食品。原本朝鲜盛产的苹果,也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极宝贵食品了。大约是1951年12月初,一位双腿被炸伤要转回祖国治疗的排长,由于伤势严重,失血过多,人已经虚弱得几近休克。我给他换药时,看见他脸颊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他紧抿着嘴唇,却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我强忍着内心的疼痛轻声说:“你叫出来吧,喊几声也许会好受些。”“不,我没什么,你换(药)吧。”他的声音极其微弱。抑或是想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抑或是想倾诉心中之所思,他又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亲手杀死更多的侵略者……我只想能尽快把伤治好,重返前线,为我的战友、为朝鲜人民报仇!”

  听着他虚弱却刚强的声音,看着他血肉模糊的双腿,我的心颤抖着,反复说着:“你会很快返回前线的,你会的……你很坚强!”

  他能再站起来吗?这一点,我心里清楚。他最好的结果是伤愈后截肢,依靠拐杖站立走路。但前提是在回国的路上他的伤口不发炎、不化脓,且能止住大出血。我咬紧嘴唇,强忍着泪水。慢慢地,他微睁眼睛,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语:“多想能吃上一口朝鲜苹果啊!”“你等着,你一定等着!”我本能地立马宽慰着这垂危的战友,急匆匆地闯进我们的防空洞,连珠炮似地将我面临的情况向伙伴们说了,“这是他最低的要求,可也是最高的奢望啊!”伙伴们也都跟我一样揪紧了心,有人还说,我们不吃,只给重伤员吃,不算是违纪吧;如果要算违纪,我们几个人共同担当。

  我似乎增加了无尽的勇气,顾不上脚下的积雪深浅,飞也似地向半山坡上的阿妈妮家跑去,阿妈妮家有苹果树。原本的五口之家,现在只有她和不满5岁的小孙女,儿子上了前线,老伴和儿媳在支前的路上被敌机轰炸牺牲。我们部队刚来这里时,我多次给阿妈妮被炸伤的手臂换过药。

  我生硬的朝鲜话加上手势比划,使阿妈妮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连忙拿出五个苹果,也如我一样,连说带比划地要我拿回去给重伤员和战友们吃。看见又红又大的诱人的苹果,看见阿妈妮那满脸的真挚,我多想把苹果都拿走啊。可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万万不能做的事,别说有铁的纪律约束,就单为阿妈妮而言,我也不能拿走她和小孙女的“粮食”。

  不顾阿妈妮的拉扯,我迅速放下拾圆朝鲜币(我没零钱),拿起一个苹果,夺门而跑。可干练的阿妈妮旋风似地追了出来,硬将钱塞进了我的衣袋里,连连摆着手,“赶”我下山。

  为让伤员尽快吃到苹果,我飞也似地向用作病房的防空洞跑去。看着伤员艰难地咀嚼着苹果,脸上露出欣慰的笑意,我感到自己全身热乎乎的。但蓦地,似一股电流击中了我,胆怯甚至惧怕占据了我的身心。

  原以为买个苹果给重伤员吃,虽违纪,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顶多受点批评。可现在的问题是,苹果不是买的,这和“拿”朝鲜人民的东西有什么区别?想到这,我好后怕,必须立即向指导员报告,请示弥补办法。

  “特事特办。”一向严肃有加的郭指导员听完我的报告后,硬硬地甩出了这句话。指导员要我跟他一起到阿妈妮那里去。在上山的路上,他的口气才温和了一些,告诉我说:“钱,是一定要给的,不要在我们这里破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例。”一到阿妈妮那里,我赶快拿出那张拾圆的朝鲜币。阿妈妮有些生气地拒收,还比划着表示:为什么只让志愿军为朝鲜人民做好事,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就不让朝鲜人民为志愿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呢?郭指导员耐心地向阿妈妮宣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她还是执意不肯。但无论阿妈妮怎么坚持,郭指导员还是迅速从自己的衣袋里拿出一张壹圆的朝鲜币,塞到了她的手里,并从炕桌上拿回了我那拾圆朝鲜币交给了我。就这样,拾圆朝鲜币被我放进了背包,成了我那段历史的见证。

  【编辑 李尔静 吴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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