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媒婆与屏幕夜总会

2010-07-24 10:51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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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或者媒婆
  电视是一种媒介,因为相亲节目的火热,现在更像是一个媒婆。
  媒婆是私人在进行社会性活动,媒婆是一个个体,而“做媒”意在完成婚配,婚配是私人性的,但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因为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而婚配是家庭的前提。
  电视相亲则是一种由公共机构进行的私人性活动。电视是公共机构,相亲是私人行为。相亲以婚配为目的,有一定的社会性,但终究而言,仍是个人事务。电视的介入,使相亲这种私人事务变成公共事务,从而制造了一种奇特的“相亲明星”。
  媒介与媒婆,共有一个媒字,这显示了媒介这个词在语源学上的来历。世界上先有媒婆,后有媒体。准确地说,人们先认识了媒婆,然后才认识了媒体。
  保媒拉纤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人类活动,而把信息交流的中介视为媒体、大众媒介,则是观念革命的产物,源自于传播学的兴起。
  字面上说,媒可以理解一种以匹配男女为目的的行为,而且匹配对象具有不确定(某)性。“做媒”是在不认识的男女之间架设婚配的桥梁。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介也以不特定对象为目标,但其目的在于信息交流。
  因此,从媒婆到媒介,是中介性的扩大;而从媒介做回媒婆,不是媒介对其功能的窄化,而是媒介否定自我的一种纯粹语源学的返祖。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媒介与媒婆其实并不搭界。因此,电视热衷于成为媒婆,就连“认祖归宗”都谈不上,只能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玩乐。
  大众媒介投身于媒婆行业,不代表“接近性”、“服务性”的增强,不预示媒婆这样一个传统行业在当代社会具有复兴的趋势,而只意味着媒介对自身的否定。
  毫无疑问,这种否定类似于“安乐死”。安乐的一个表现,是电视媒婆的极度娱乐化样式;安乐的另一个表现,是电视成为媒婆后拥有的收视率和由此而来的广告收益。但大众媒介成为媒婆,表示它作为媒介的终结,作为媒婆的开始,从而使得媒介不成为媒介,媒介性死亡,媒婆性诞生。

婚配的极简主义
  以全盘热情投入媒婆行当,意味着媒介的死亡。这种内在的否定性,并不取决于媒介变身媒婆时是否恶俗,而取决于媒介与媒婆判然而立的不同属性。
  然而,电视媒婆最令人厌烦的,还是变成拜金女与炫富男的舞台。
  其实,作为媒婆,电视媒婆也是不真诚的。媒介变成媒婆,本身就很怪异,而变成不真诚的媒婆、伪媒婆、以利用媒介的大众性而装媒婆,就更加令人不耻。
  相亲貌一种“功能性”节目,要完成婚配的目的,但实际上是一种恶搞的娱乐秀。相亲节目不是相亲的地方,而是假装相亲。没有相亲是可以保证成功的,相亲的这一特性,为伪装的相亲留下了空间,唯其如此,相亲就可以不断地相下去。
  拜金女或炫富男,只是相亲节目中的一种人物类型而已。节目中其实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角色,清纯的、柔美的、干练的、创业的、不着调的等等,这些只是型号而已,以使任何一种类型的观众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嘉宾不仅在型号上受到控制,而且语言被细密设计。这些型号的人物,与拜金女与炫富男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可欲对象的组合,并以即时配对的舞台样式,给收看者“轻许终身”的承诺想象。
  一定程度上,相亲节目可以说是极简主义或者本质主义的实践者。
  在这里,一切从简,一切被删繁就简,一切被去弯取直,径奔主题。从相互陌生到交配认可之间的距离不是长跑,也不是短跑,而是30米冲刺。爱的问题或者说感情问题被简化为配对,婚配被简化为交媾权的确认。要言不烦的陈述和出台亮相的印象,通过轻松的灭灯游戏给予配对随兴而为的寓意,而温馨、浪漫、庄重等等情感或者仪式的必需,则由灯光、音乐与喝彩的声音、现场祝福来完成。
  过程是高度浓缩的,几分钟可以完成一个婚配的全部细节,镜头后面一头是陌生的人海,一头是洞房,从人海中来,到洞房中去,中间的一切就在电视镜头前的几分钟里。所有修饰性、仪式性的内容,枝枝蔓蔓的牵扯,都是不必要的,都是多余的,意思是说“婚配就这么回事”。而现场的声光组合,电视舞台,以及屏幕前面无数人的目光,则起到类乎仪式的作用,赋予儿戏式的配对以庄重严肃之感,并修饰配对成功的浪漫。

屏幕夜总会
  相亲节目中,匹配型号是通过人物设计而提供的。这就是说,每一种型号的人物,其实都是对生活中相应型号梦想的抽取。可以看到,在这些型号中,不会出现真实的普通人,而是被修饰或装扮的可欲者。这个是正在创业的小成功者,那个是每天收到8封情书的绝对娇娃,甚至百变妖姬被修饰成清纯玉女。
  拜金女与炫富男之所以引人注目,实在是当代生活经过极简主义提纯后在电视上的再现。生活中不会有人表示“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节目中会有。但这种极端的提炼,也未必不是“本质的真实”。生活已经被简化成为“有钱”与“无钱”两种状态,在此之外,可能还有一点投缘或者不投缘的区别,然而,这似乎也只是一个“能够再投入多少钱”的问题,投缘是可以与投资进行换算的。
  这是社会生活的真实,然而体现了这种真实的人,那些站在面前的一个个可欲对象,却是不真实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在于金钱确实已经成为一种通配符号;而镜头前的可欲对象,则是化妆而来的“欲望天使”,一方面作为金钱欲望的奴隶,一方面作为娇美可人的天使。绝对的诱惑,绝对的堕落,绝对的美好,绝对的恶俗,有机锋的无脑语言,可量度的秀色阵列,纠结在一起。ABCDEFG……角色丰富而且可即时置换,一种类似于夜总会“金鱼缸”式的形式,一种稍加收敛的异度情色空间,一种添加了巧问妙答的上钟游戏。
  这不是相亲,而是以相亲为表形、以公开许可为尺度的挑逗表演。嘉宾不是为相亲而来,而是为展现自我或者为使自己“明星化”而来。这是一种关于婚配的观念传达活动,而本身不以婚配为目的。它之所以成为关于婚配的观念传达活动,是因为婚配被用作节目的标榜,人们在此谈论关于婚配的各种话题,而节目不可能以婚配为目的,很少人可以在几分钟时间里通过一种戏剧化的场景决定自己的婚配对象。
  当你设想嘉宾在寻找自己的婚姻时,会倾向于认为嘉宾关于婚姻的发言是深思熟虑的,是严肃认真的。然而,如果那不过是一个不以婚姻为及身考虑的人,对婚姻所说的一通无所用心甚至异取为高的话,那么那些话不过是传达了一种婚姻的娱乐性设想,而不是涉及己身的生活认知。哪怕当代婚姻确实变得如“闪电”一般来去无踪,闪婚闪离越来越多见,婚姻已失去“终身”意义,人们谈论婚姻时是否涉及己身仍然有着态度上的差异,假面的谈论与真实的谈论并不相同。

人气与禁止
  相亲节目成为一种特殊的“造星运动”,显示了高热的人气。
  一个嘉宾能够从汲汲无名之辈,通过相亲而成为明星,既有类似于“超级女声”的草根成功因素(嘉宾以普通人身份、相亲这种普通人的行为,获得普通人的关注),也有相亲行为作为婚配许诺与交媾认可的标准使人们产生兴趣的因素,还有电视舞台在相亲节目中变成类似于夜总会“金鱼缸”式的肉体展陈场所的因素。相亲节目的人气中,混杂着好奇与窥私、欲望与猎艳、审美与审丑。
  相亲节目假借普通人的身份,对普通人进行价值上的贬斥。这不仅在于嘉宾虽然以普通人的身份出场,但大多会以逃离普通人身份为追求,而且在于无论从仪容作态到言语表述都显示了对普通人身份的厌弃和拒绝。固然,所有人都有追求自己认为合适的生活的权利,但大众媒介通过相亲节目而直率地表达对普通人生活的不屑,高调地唱响拜金主义、权贵主义的赞美诗,这恐怕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朋辈的。世界上哪怕最炫富再贵族的媒体,至少还会表现一点对普通人的同情,以示仁厚。
  在这个传播禁忌很多的地方,对普通人的贬斥被认为道出了实情,也传达了真实心声,从而获得了一种“自由言说”的赋值。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真实与否并非电视媒婆的想法,价值也不在节目的考虑之中,节目只在乎收视率。
  虽然电视相亲中出现的许多观念,作为现象可以说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实况,然而生活的实况与生活的应然不同,真实与否与合理与否是两回事。
  人们面对一个拜金时代,但未必认为拜金就合理。一个人甚至一方面拜金,一方面又感叹无奈。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拜金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对其生命意义的否定,因此他既需要直面金钱的力量又否定这种力量,就像人们既羡慕豪宅拥有者又批判房价过高,既艳羡高收入者又痛斥分配不公。而相亲节目不是这样,它以欣然得色的态度,为拜金炫富者宣言,并直接嘲弄普通人的境况。收视率与价值观的冲突是存在的。
  广电管理部门终于对相亲节目忍无可忍,先是点名批评,后是出台规定要规范节目。
  基于对大众传播的理解,我并不觉得有一个行政机构对电视台直接发布各种号令是正常的,或者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电视相亲节目全无传播伦理约束,必得行政机构直接出马,则制造了一种媒体自律无效、社会无法约束媒体、传播伦理无用的假相,使得管理机构的存在及号令行为看上去十分必要。
  中国有很多事情都是如此。鸡生蛋,蛋生鸡,纠缠不已,使人很容易模糊是非,不知道到底是过于依靠号令产生了问题,还是国情有别,国人异秉,非得严加号令而不能产生一种过得去的秩序。而我始终相信,有责任的媒介,存在于能够自我负责的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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