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林草系统先进工作者之中,有一位来自武汉,他是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董立坤,今年44岁。因为懂虫懂花懂鸟,人称“懂老师”,但他最懂的,还是武汉这座湿地花城里的园林植物有害生物防治,是业内公认的武汉最厉害“植物医生”。伴随着武汉的绿色发展,从业21年的“懂老师”和他最爱开的“生态处方”,成为城市公园绿地的护美良方。
董立坤在做野生动植物调查。市园林科学研究院供图
处方一:
少挖巢了,给白蚁留生路
它们也是生态系统的一员
园林白蚁防控,是董立坤进入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第一个科研项目,也让他一战成名。
那还是2003年,市民反映龟山风景区白蚁危害严重。专门研究园林病虫害防治的董立坤,立即和同事前往龟山勘察,发现山上自然死亡的倒树较多,白蚁疯狂啃食,种群迅速扩大,已威胁到活着的树木。
那时,董立坤刚参加工作第二年,他和同事对白蚁的了解还不深入,市面上惯用的治理手段是请白蚁防治公司,他们也请来了一家。
这家主要从事河堤坝白蚁防治的公司上山后,采取的基本是堤坝上的那一招:找蚁巢、挖蚁巢,事后回填土壤。
忙碌一个多月,蚁巢确实找到不少,但董立坤却忧心起来:山体也被挖得千疮百孔,难道以后治理都得这样挖?他觉得这招不太适合山体公园,决定另辟蹊径。
他蹲在林间,仔细观察白蚁,看着它们一点点啃掉死树,又发现一些白蚁会挖隧道到活树旁,躲进活树里偷偷地啃。
看得久了,董立坤灵光一闪,枯枝败叶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白蚁作为自然界的分解者,也是生态系统的一员,如果它们只啃噬死树和枯枝落叶,不危害活树,防治目的不就达到了吗?哪里还有必要捣毁蚁巢赶尽杀绝?事实上,藏身地下、身型迷你、种群庞大的白蚁,也很难真的做到挖尽挖绝。
怎么才能让白蚁只吃枯枝落叶、放过活树?董立坤查阅资料、请教前辈、积极实验,提出了综合防治的思路。他和团队从几十种植物中,筛选出白蚁最不喜欢闻的两种,提取有效成分添加到园林常用驱避剂中,喷洒在活树下部,果真让白蚁闻“风”而逃。
园林工人在山体公园用董立坤等人研发的诱杀剂诱杀白蚁。郭从军 摄
在白蚁危害特别严重、驱赶效果不佳的区域,董立坤也想到了不破坏山体的治理手段。他从白蚁喜欢吃的十几种树木中,筛选出它们最爱的一种,研成粉末,加入慢性杀虫药制成诱杀剂,利用白蚁喜欢相互喂食的习性,埋在白蚁侵蚀区域进行诱杀减员。
就这样软硬兼施,他“管”住了龟山风景区白蚁危害活树的难题。其后,黄鹤楼公园、洪山公园等全市十余座山体公园照方抓药,既经济又生态地防住了白蚁成害。
处方二:
少打药了,给天牛找天敌
生物防治组建起“天敌军团”
给白蚁留生路的成功实验,让董立坤在往后给植物当“医生”时,总爱优先考虑“生态处方”,而引入天敌进行生物防治,则是他最爱开的处方。
董立坤(左二)与同事王志华(左一)、毛润萍(左三)观察实验室饲养的害虫天敌。记者李子云 摄
在武汉园林和林业领域,首个入列的天敌卫兵叫蒲螨,它是一种螨虫,小如尘埃,刚好能被肉眼看见。
2008年,马鞍山森林公园附近的园林场,传来虫害预警,养了多年的十几棵大型盆景树桩集体“阵亡”。
“我们认出了害虫是小蠹虫,却束手无策。”董立坤介绍,小蠹虫是一种体型仅如一粒小米的钻蛀类昆虫,喜欢躲在树皮中钻孔、挖道、吸食树液;虫害严重时,纵横交织的蛀道能环绕树皮一圈,如同将树皮环剥,导致整株树木死亡。小蠹虫之所以难治,主要是因为虫孔太小,药液难进,打农药的传统治虫手段奈何不了它们。
董立坤观察法桐树上天牛幼虫危害情况。
董立坤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得知小蠹虫有一种天敌叫蒲螨,可以轻松钻进小蠹虫挖出的“地道”,寄生并吃掉小蠹虫幼虫。
2008年,他与同事刘超前往北京植物园,将蒲螨引回武汉,在实验室饲养繁殖成功后,又到金银湖城市湿地公园和武昌区、汉南区部分道路的树木上做释放试验,发现对防治小蠹虫、小卷蛾、木蠹蛾、顶斑筒天牛等钻蛀类小害虫均有成效。
但战绩最勇的天敌卫兵,要属肿腿蜂。
武汉地区有4种常见天牛,种群数量多,危害严重。打农药的防治手段不仅污染环境,无差别杀虫对生态也不友好,且对付天牛效果不佳。因为天牛也是钻蛀类害虫,它们会在树干上挖出弯弯曲曲的隧道啃噬,然后排出粪便堵住洞口,让农药难以进入。
被天牛幼虫危害的树木。郭从军 摄
一番努力,董立坤找到了最擅长对付天牛的原来是肿腿蜂,他和同事刘超又积极展开肿腿蜂的引进、饲养、繁殖和释放实验,掌握成熟技术后开始规模化生产。
依靠任何一种单一方法,天牛虫害都很难防治。董立坤提出的以天敌等生物防治为核心、建立绿色综合防控体系的理念,被普遍认可和推广。2017年以来,他在武汉地区大面积推广针对害虫天牛的“钻蛀性害虫绿色防控技术”,天敌产品用量达65万余管。其中,2019年在武汉的13座公园和江岸区、武昌区、硚口区、洪山区等城区的181条道路的行道树,开展了以生物防治技术为主的天牛综合防控工作。伴随该项工作,每年至少可减少1000公斤农药的用量,改变了武汉市园林绿化病虫防治完全依赖化学农药的局面。
2021年6月,武昌区在94条主干道和7座公园、道路的1.2万余株树木上,释放了6万管肿腿蜂,同时辅以人工掏挖天牛幼虫和药剂灌根等手段。经过一年综合防治,这些树木平均有虫株率从40.23%,下降到了12.51%。
2018年,董立坤指导基层技术人员在法桐行道树上释放肿腿蜂。郭从军 摄
截至目前,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已经培育出蒲螨、肿腿蜂、花绒寄甲、异色瓢虫、龟纹瓢虫、周氏啮小蜂等6种成熟的天敌产品,还列出了15种具有开发应用潜力的天敌资源,正在筹建天敌昆虫资源研发与应用中心,以继续壮大“天敌军团”。
而这支军团背后的“植物医生”队伍,也越来越壮大,更多与董立坤志同道合的科研人员加入到护美湿地花城的队伍中来,承担起更多绿色防控技术的专项研究。
今年春天,他们打算雨后天晴就去街头栾树上首次释放天敌卫兵异色瓢虫,来对付难缠的蚜虫。“植物医生”于静亚等人为了这次释放,养了3年的蚜虫和瓢虫。她说:“我们研究天敌防治的思路和方法,多是在董立坤老师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摸索出来的。”
“现在是我们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时候。”“植物医生”王志华说。
处方三:
多搭配,给生物多样性找生境
生态园林需要充满生机
董立坤在实验室研究昆虫。记者李子云 摄
今年1月21日,董立坤站在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新落成的实验大楼前,发出感慨:“旧的植保实验室建于1975年,伴随它一路走来的是武汉3代园林植保人,植保团队时有更替,更有新人加入,但开展技术服务、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的坚持不变。”
而他自己,承接前人智慧、传代新生力量,从23岁的年轻小伙,到44岁的骨干中坚,他自嘲“胖了肚子,白了头发”,但是“对昆虫的痴迷尚未改,整理标本成了一种常态”。董立坤的职业生涯也伴随着武汉这座城市的绿色发展,一步步完善提升,又有了新的体悟与目标。
近5年间,他受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托付,带领项目组对府河湿地、沉湖湿地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调查发现,湿地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越丰富,发生大面积病虫害的可能性就越小。就像老话说的“一物降一物”,大自然自有它的智慧,让微生物、植物、昆虫、鸟类等生态系统的各个环节相生相克,以达平衡。
自然启示着董立坤,从看见一种生物,到看见一对“冤家”,再到看见一个生境,他开始思考释放昆虫天敌之后,周围是否还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帮助它们自然繁衍,形成自然平衡的小系统,既能降低天敌防治成本,又能促进绿色生态持续发展。
武汉已经成功创建国际湿地城市,正在积极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事实上,保护生物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城市更加生态宜居等理念,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武汉的园林和林业建设,也越来越多地考虑着生态友好。
2022年6月,董立坤(右二)与同事王志华(右一),在解放公园为园林技术人员做病虫害防治培训。胡慧怡 摄
董立坤希望进一步将这些理念发展为特定的“生态处方”,为城市园林景观设计提供技术支持,在选择植物品种搭配时,除了考虑景观美,还能结合植物吸引昆虫和鸟类到访的情况,预设一个合理的生态系统。他把这一“生态处方”称为植物生态服务功能评价体系,把这种预设生态系统、减少病虫害发生的模式,称为生态调控。目前,他与武汉大学相关学者已经携手,开始对部分开花植物、访花昆虫和鸟类进行生态服务功能监测和统计。
“生态调控是通过生态系统的营建和优化,主动地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这是从根本上进行防治。”董立坤说,武汉正在积极创建的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不仅要有厚实的绿色底色,更要有健康的生态系统,“我希望和科研团队一起,让生态理念融入武汉每一处园林景观的呵护中,让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丰富,让城市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好。”
人物档案:董立坤,男,1979年4月出生,高级工程师,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历,现任职于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长期从事园林植物有害生物防治研究工作。他参与研究的“武汉市草坪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研究”“武汉市古树名木与古树后续资源调查及保护技术研究”“武汉地区城市园林植物有害生物普查及生防技术应用研究”等科研项目,分别于2004年、2007年、2008年获武汉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科研项目“长江流域城市绿化新发高风险害虫精准监测及防控技术研究应用”,获得2020年度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先后获得“武汉五一劳动奖章”“武汉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湖北省风景园林行业优秀教育科研工作者”“全国林草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长江日报记者明眺生 黄亚婷 通讯员孙姝 赵银斐 杨蕴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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