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诵读】刘汉俊：人生的三座山——读吾师徐志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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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汉俊

　　2022年底的疫情，让北京紧张起来，让全国紧张起来。但我遇到一件值得高兴的事，那就是接到徐志祥老师的电话、短信，收到他亲自从邮局寄来的一大包著作。

　　当时我告诉他，不要寄快递，因为疫情原因，单位里收快递不方便，不如用平邮。没曾想，这给徐老师添了不少麻烦，他连跑了三次邮局，一次是过了五点邮局下班，一次是说要出示身份证，第三次成了，邮局说路上至少得一星期，徐老师在短信里感叹：这效率……。我忽然意识到，徐老师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这让我深感不安。在我的印象中，徐老师永远是自信满满地挺立在讲台上指点江山的姿态，没想到老师也会老。就像儿女们总觉得父母永远是那么坚强有力、无所不能，却不知道他们也会无力、也会老去。

　　徐老师寄来的书一共七本，他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句赠我的话，盖上鲜红的印，然后用吸墨纸夹上。书中附了一封给我的信，回忆了十年前见面时的情形，讲述了这些年让他深受折磨的病痛，讲述了这些年丰硕的著作成果。还说有两本没有找到，有了再寄给我。信的末尾，还列了四部正在写作的书名。

　　徐志祥教授是我读武汉大学时的老师，认识徐老师却是在我读咸宁高中的时候。那时他是今天的湖北科技学院中文系老师，我的父亲是物理系老师，我是学院教职工的子弟，两家一度是住平房的邻居。我每天一起上学的同学里，中文系老师的子女居多，也因此知道了他们的父母，如胡基荣老师、陈有恒老师、曹善春老师、谢邦华老师、成双全老师、张芳彦老师、程伯安老师、王禾秀老师、何立智老师、王志文老师、雷凤珍老师、余春树老师、徐志祥老师，等等。胡基荣老师最年长，他和夫人孟老师曾是我父亲的老师，胡老师应我父亲之请帮我补汉语言，不厌其烦、逐字逐句地教我分析主谓宾、定状补等结构。徐志祥老师当时应该是这些老师们中最年轻的，有一丝的高傲，戴眼镜，很帅。

　　教职工子女一般是不大去教学区或者学生宿舍区的，那是大人们或者大学生们的活动区，但不清楚为什么，我喜欢跟中文系的学生交往。好像当时物理系的教师中，只有我父亲一人是北师大毕业的，其它系有很多学生知道他，也顺便知道了我。有一年暑假，我结识了没有回家的中文系学生郭西伟，他没有嫌我是中学生，常约我去他的宿舍或者操场或者台阶上坐着聊天，给我讲他的经历，讲他读的书，讲他的那些老师们，特别热情、真诚。后来他毕业分配到咸宁市咸安区委党校，我还经常去他家，记得他的夫人是我高中同学的姐姐，姓杨。我和他的交往保持了许多年。通过郭西伟老师，我认识了他的同学、在《武汉晚报》当文学编辑的阮建华老师。阮老师约我写稿、帮我改稿，给我写过亲笔信，这对文学爱好者真是莫大的荣幸，阮老师的信我珍藏了很久，依稀记得他写得一手好字。26岁那年，我获得《长江日报》文学副刊“江花”的散文大奖、《武汉晚报》小小说征文一等奖、《中国交通报》小说征文一等奖，这些成果与阮建华老师的帮助分不开。有的时候，人生如登车，在疯挤车门的一刹那，如果有人助推你一把，你就上去了。阮老师就是在关键时候给我力量的那个人。后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散文《朋友》，写下朋友“是你差点被挤下黑夜的台阶时，撑你一把却不知是谁的那个人”，那一刻，我想起了许多像阮老师一样帮助过我的人。中文系还有一位后来了不起的学生，但我们一直没有交往。我当时特别爱泡学校图书馆一楼的阅览室，喜欢读各种文学刊物、画报等。我经常发现长条桌的对面或者那头，端坐着一位少年模样的大学生，专心致志地读杂志。一般地说，学校食堂服务员和图书馆管理员大概对学生们总是不太容易有好脸色的，好多次我见到管理员老师在不断地催促这个“阳新伢”：要下班了、要关灯了。有一天，我瞥了一眼他押在桌台上的学生证，记住了这位姓徐的同学。若干年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成长为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了。虽然我们未曾说过一句话，他肯定不知道当年一起看书的我，但我确信能一眼认出他，能还原他当年圆着个胖脸、倔着个脖子、瞪着个眼读文字的青春模样。我很庆幸，与这位全国知名的大作家是曾经的“同桌”。他的名字，叫徐鲁。

　　我想说的是，郭西伟、阮建华、徐鲁三人都是中文系的学生，都是徐志祥老师的学生。当然，他的学生辈远不止他们，我打过交道的咸宁籍知名文化人刘明恒、王胜弘等都是。

　　学校几经整合、更名、迁址，今天的校名叫湖北科技学院，有医学、数学、物理学、信息技术等理工科见长的专业，但学校的根底却是文科或者是中文，前文列出和没能列出的那些老师们，支撑了这个百年学府那个时期的人文底蕴。走在校园里、大街上、菜市场，他们同我的父母一样，是普普通通的人，做平平常常的事，为生计奔波，为儿女操心；对生活、对工作、对彼此或许有烦恼、有怨结、有牢骚、有芥蒂；平日里语不惊人、貌不惊人，一辈子不慕荣华、不求腾达；但一旦进入思想的王国、知识的殿堂、文化的讲坛、才艺的舞台，他们就是国王、是堂主、是文圣、是主角。柴米油盐虽贵，诗词歌赋更香，一副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风骨。无论是深思熟虑娓娓道来的，还是眉飞色舞思如泉涌的，面对学生，他们是春蚕、是蜡炬，是明灯、是航标，尽着人民教师的责任，负起知识分子的担当，扛着传承文化的使命，哪怕青丝褪尽、皓首苍颜。这就是我的父辈、学院的那些老师们，留给我的印象，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本色、本性、本质。

　　那个时候，我偶尔逃学，跑到学院中文系的红楼旁听，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窗户外。虽然听不甚懂，但觉得有趣。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中文系的那些老师们不少人著述颇丰，有出版过诗歌散文长篇小说的，有在全国性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有在各种论坛研讨会上演过讲的。我母亲还曾吃惊，我知道中文系老师的情况比她还多。至今我能记起徐志祥老师当时的两个模样，一个是他兴致勃勃地端着锅碗去食堂打饭的样子，一个是他神采飞扬地站在讲台上给大学生讲《文学概论》的样子。

　　我就读的第一个大学是武汉理工大学，学的是无线电通信，但从进校第一个学期开始，我读起了《文学概论》。一个工科男，每天中午守在大学花园的日光下，读一个小时文科书，好像不可思议。

　　有一天听人说起，徐志祥老师调到武汉大学工作了。那个时候，武汉很多高校在提质扩容，到处猎取骨干教师，徐老师进入湖北地区最好的武汉大学任教，让很多人羡慕。

　　没有想到，我真成了徐志祥老师的学生。

　　武汉大学是我的第二个大学，我学的是新闻。开学后不久，徐老师给我们开讲《影视学概论》。此前我也喜欢看电影，还为武汉的海员影院写影评，作品被人用毛笔誊写后张贴在影院的外墙上，很有成就感。也追过电视剧，有的一集不落，甚至看多遍。但实话实说，我对影视艺术是外行，别说“概论”了，几乎是一概不论。听了徐老师的课，才搭建起一个知识的框架，知道了那么多电影表现手法、那么多中外经典影片、那么多中外影视人物。第一次知道“蒙太奇”这个概念，就是听徐老师讲的。

　　有一次，徐老师上完课，我跟在后面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见到我就说问我父母好，显然他从刚才的几十张痴痴的脸们中，辨识出了我这个曾经的教职工子女，尽管徐老师上课时的目光，一般是固定地在学生们头顶上方一米见高的空间左扫右扫，让学生们总觉得背后有高人。徐老师的关注，自然增加了我对他的亲近感，我完成了由子弟到弟子身份的转变，算是徐老师的亲学生了。读武大期间，我忽地产生了一种饥饿感，和睡上铺的兄弟冯春同学一道疯狂选课，背着个帆布书包，骑着个不知道哪个师兄扔下的自行车，在满是坡道的校园里到处找教室。我不但学满了新闻学专业的所有学分，还学满了经济学专业的43个学分并拿到学位，甚至选修了郭齐勇老师的《中国哲学史》、雷红霞老师的《西方哲学史》、周运清老师的《社会学》。这样一来，新闻学专业的一些非必修课势必会舍弃，但徐老师的选修课《影视学概论》成了我的必修课，尽管只有两个学分。一分半喜欢，半分怕。

　　毕业后，我长期在北京工作，从光明日报到中宣部，到人民日报，又回到中宣部，在部内也经历了几个岗位，总在适应中，疏于问候老师们了。偶尔从其他老师和同学那里略知徐老师的情况，徐老师出新书了，徐老师退休了，徐老师生病了，和徐老师一起吃饭了，等等。老师可能记不住每一个学生，但每一个学生都记得起自己的老师，就像一棵大树不一定记得自己的每一片落叶，但每一片落叶知道自己是从哪棵树上掉下来的。一朝为师，一生有恩，不管经历了多少事，经过了多少年。

　　那一年，武大新闻学院院庆三十周年，我的博导、前院长罗以澄老师和时任院长石义彬老师给我打电话，要求我代表在北京工作的同学、我们那一届的毕业学生发个言。我认真地想了想，后来在现场念了自己写的《高举起珞珈山精神的旗帜》。院庆活动时，我见到了好多教过或者没有教过我们的老师，见到了徐老师，交谈中他告诉我，一是他已经退休了，二是他继续在写书。十年后，徐老师果然寄来了他的书，不是一两本，而是七本。

　　我学工爱文，后来干脆告别了通信导航工作，开启了新闻生涯。无论是学新闻、干新闻、管新闻，搞理论、搞网络、搞文艺，还是建设“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都少不了与文化界、影视界打交道，要审看很多影视艺术作品。搞文化得有底蕴，搞影视要懂专业，我有时也对业界人士说：我在大学是学过影视概论的。这要感谢徐老师当年给我的底气。

　　我读武大时，新闻学院从事影视教学和研究的老师并不多，记得开这门课的只有徐老师一人，可谓是开创性、奠基性的。当时新闻学院在逸夫楼，有很专业的广电影视播放设备，在音响效果很好、姿势可以很随意的暗光下，欣赏一个又一个风格迥异的中外电影片断，再听徐老师讲解，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没有美的享受，就没有对价值的鉴赏和追求，没有心情的放松，就没有心灵的放飞。这是艺术的真谛。

　　揽胜寻芳晴方好，咀英撷华味始觉。徐老师之所以能获得影视艺术教学和研究、文学创作的丰收，我认为，主要是缘于三点，第一是热爱，第二是专业，第三是坚持。

　　热爱到什么程度？可以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所有的国产电影电视剧作品，尤其是叫好又叫座的代表性作品，都没有逃出徐老师的研究视野，把他四十年来的文章标题连缀起来，就是一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当然，他的研究笔触涉及更早，写过老电影《南征北战》的影评。一个人事业的高度，往往取决于他投入的程度、持续的长度和专注度。对影视事业的热爱，贯穿徐老师几乎全部的学术构架和生活话题。道理就是这样的，你热爱事业，事业就热爱你、成就你，这是徐老师成功的秘笈。在徐老师那里，可以不讲生活但不能不讲文学，可以没有银子但不能不看银幕。看之思之，言之写之，一心系之、一以贯之，因为兴趣而关注，因为关注而热爱。

　　专业到什么程度？影视是文学的重塑，文学是艺术的母体。没有听说一个人不懂文学而能做好影视的。搞文艺评论起家，成影视评论行家，从文学渡口出发，抵达影视艺术的诗和远方，大约是徐老师的优势和强势。他的文章观点新颖、见解深刻，文字如行云流水、充满激情，既有专业水准又有普及价值，内行看得出好，外行不觉得难。从影视艺术界对徐老师地位的公认，到新闻出版界对徐老师作品的青睐，能读出专家是怎么专的。因为热爱而专业，因为专业而权威。

　　坚持到什么程度？四十多年痴心不改、初心不忘、专心不减，这是时间上的坚持；皓首穷经、遍览影视珍奇，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之言，这是方向上的坚持；勤思善研、笔耕不辍，教书育人、言求精辟，这是方法上的坚持；罹患脑溢血，下了病危通知书，却在三十天后站起，摘除大肿瘤，从骨瘦如柴到恢复正常体重，再次站起，像《沙家浜》里伤痊愈归队的战士，这是精神上的坚持。忍受常人无以忍受的痛苦，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还写下多首旁人难以体验的励志诗篇，整理出多篇别人难以代劳的文集书稿，这里该有多少令人潸然泪下又肃然起敬的故事！因为坚定而坚强，因为坚信而坚持。

　　我一直认为，教师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至少有两个理由，一是最无私，把自己甚至一辈子学来的知识、悟来的道，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别人，这是一种彻底的无私；二是最有范，教师的一言一行，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很可能影响学生一辈子，因此要求教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往那儿一站，就是标杆、是示范、是榜样。

　　是的，徐老师是学生们的榜样，是弟子们眼里的一座山。 但是，徐老师用三座山标识自己的人生历程。赤壁的松峰山、咸宁的凤凰山、武汉的珞珈山，曾是他工作过的三个地方。此前我并不知道这位一口地道武汉话的中文系老师，在我的家乡鄂南地区生活过近五十年。这三座山既是徐老师人生里程和事业高度的标尺，更是他人生天平和生命情感的砝码。

　　进入古稀之年的徐老师创作灵感奔涌，成果喷薄而出，接连出版《药姑山颂》《天岳关祭》《红豆杉诔》三部长篇小说，都是以鄂南山区为创作背景的，描绘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是了解鄂南历史文化的教科书。徐老师为什么对这里如此深情？捧读他和夫人常云珍共同创作的《向阳湖日记——从白云塔到珠砂桥》，我才明白他“为什么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本书里，收录了他从1969年2月16日到1973年3月6日全部的日记整理稿。从中我得知，正是在咸宁、在鄂南大地，他播种了青春、理想，倾注了汗水、心血，收获了事业、爱情。日记里记录和保存了徐老师当年从事文艺创作的文稿，讲述和还原了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记载和珍藏了夫人常云珍保存多年的二人长达10多年的全部通信。这是一份家史的账单、一份情感的见证，更是一段历史的回顾、一段时光的影像。没有家哪有国，家事映射国事，个体折射时代，宇宙洪荒浩渺，但不抛弃任何一个微小的颗粒。为历史留下脚印，是文化人的责任，在徐老师身上读到了这种文化自觉。求知、励志、爱情，是徐老师总结自己人生的三大主题，是对弟子们的谆谆告诫，是韩愈说的“传道受业解惑也”。在我看来，松峰山、凤凰山、珞珈山是三座有形的山，而这三大主题则是三座无形的山，是徐老师人生的三道风景。风景成就自己，风景造就他人。

　　吾师志祥，吾之榜样。

　　2022年12月5日记于北京

　　（作者：中宣部“学习强国”总编辑，文艺局局长，宣传舆情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END

　　作者：刘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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