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幸存者要求采访别拍照：担心被日本人暗杀

　　(成都商报)李秀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1937年12月19日上午9点钟，来了6个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拉走我和其他十多个年轻妇女。我趁机握住刀柄，用牙咬住日军不放。隔壁屋里的两个日军听到喊声，就跑过来帮助这个日军。我一人对付这三个人，他们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的脸上、腿上都被戳了好几刀，立即失去了知觉……

　　袁世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1937年12月13日，我们五六百人都被捆起来，赶往一座大屋里，然后用机枪扫了两个钟头，我侥幸没有被射中，但日本兵又用汽油一浇，放起火来。五六百人，大都烧死，我的衣裳也着了火，赶紧脱去，站到屋里一水缸里。我趁天黑，从水缸里爬出来，藏到一户没人住的阁楼上，躲了三天。

　　吴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一日凌晨我去厕所，发现厕所外草丛中有一个小相册，捡起后发现该相册封面上画着一颗人心，还画有一把沾有血迹的刺刀，地面上滴有血印。相册内全是日军暴行照片，当即收藏怀中。1945年审判日本战犯时，我提交的这本相册成了有力铁证。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市民记忆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一页。

　　对于每个幸存者而言，日军的残暴、恐怖与丧失人道的暴行永远也无法从他们的记忆中遗忘消失，每个幸存者都有一个相似而又不同的悲惨记忆。

　　对于现今生活在南京的市民来说，通往南京大屠杀创伤记忆的通道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打开，任何同南京大屠杀相关联的事件随时都可能会引起强烈反响。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来说，一个迫切的课题是，如何将他们从历史证人的角色，转变至创伤医治的对象。“幸存者已越来越少，难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仍需要这些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幸存者来扛吗?”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潘媛摄影记者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