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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敏感的小贩管理问题

2011-07-02 15:41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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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有几位擦鞋匠,多年来未能获发牌照。政治取向不同的各政党多位议员竞相出来表态,一致力挺擦鞋匠。

  香港也有类似内地“城管与小贩发生冲突”的新闻。香港不叫“城管”,叫“贩管”,全称是食物环境卫生署小贩管理队。这些年在媒体上读到过几起恶性事件。当“贩管”检控无证摊贩时,逃跑的小贩,有人溺水身亡,有人被车撞伤。这两天的新闻是,有十名“贩管”围住一个涉嫌“阻街”的阿婆,阿婆跪地求情仍被拘控。七十岁的徐伯路见不平,挺身喝止,因一名“贩管”乱中跌倒,徐伯被指控袭击执法人员,被警方扣押,地方裁判法院判其“守行为9个月”(相当于一种警告),该判决饱受恶评。

 

  小贩问题在香港由来已久。英国占领香港初期,大批建筑工从内地涌来,小贩亦跟随而至,沿街叫卖,路旁煮食,百多年前的香港,看上去就像“小贩城市”。严重的卫生问题出现了,特别是鼠患,而那时鼠疫是香港的死敌,所以政府从一开始就试图严管。最初管理小贩的是警察,警察的腐败也正是从那里发端。警察和三合会组织相互勾结,利用发牌、检控等环节,对小贩敲诈勒索,将法治变成牟利工具。

 

  那个腐败年代,已成香港的遥远记忆(甚至可以说“一去不复返”了)。上世纪70年代后,包括反腐倡廉,港英政府的管制有诸多改善。小贩管理权由警方交市政局,2000年,交食环署。勒索小贩的事已很罕见,但欺负小贩的事今天仍时有所闻。报纸上有篇很有意思的专访,受访者黄先生的父亲曾是磨剪刀的小贩,而他自己是小贩管理队的成员,这位青年时代曾熟读左翼书刊的黄先生坦承:“做我这份工作,多多少少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有些镇压性质。”据他回忆,“更严厉地打击小贩,是在90年代中期开始”,而“对小贩的污名化和雷厉扫荡是高地价政策和地产霸权的结果”。

 

  据食环署统计,截至2009年12月底,全港共有6513个固定摊位小贩牌照和678个流动小贩牌照。对香港这座曾经的“小贩城市”来说,这数目实在不多,更何况还在与日俱减。当制造业纷纷迁往内地,香港经济转为以服务业和金融业为核心的知识型经济,尊富崇贵的“中环价值”成为主流价值,小贩的生存空间就日益受到挤压。黄先生认为,规管是必要的,但他问道:“规管要到什么地步?我们要的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再敬重小贩自主劳动的尊严?这个都市到底是要有个性的自主社区生活,还是要无头无脸的样板国际大都会?”

 

  这两年金融危机,为纾解民困,香港政府又恢复向“雪糕仔”、擦鞋匠发放经营牌照,甚至还给一位小贩颁发了养猴牌照——因为这位阿伯要以猴子招徕顾客,销售土药“疳积散”。有关小贩的新闻,每每勾起香港人十分复杂的情感。毋庸讳言,在许多人的怀旧情绪里,潜藏着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忧虑。而我注意的是,在香港,解决冲突的机制是什么?我发现,每当小贩问题成为焦点,媒体、社团、政党、议员都会发表大量意见,包括“贩管”本身。那位接受媒体访问的黄先生,就是“贩管队”的工会领袖。有时食环署在接到市民投诉时,将责任推给前线执法人员,“贩管”的工会也会站出来替自己说话。

 

  这是香港社会的成熟之处:有较完善的监督与对话渠道。在中环闹市,有几位擦鞋匠,多年来未能获发牌照。政治取向不同的各政党多位议员竞相出来表态,一致力挺擦鞋匠。电视还直播区议会的辩论,整整一个半天,大家都以大同小异的动情语言,呼吁政府为擦鞋老人发牌。从这个意义上也不妨说,敏感的小贩问题,成了政治人物“亲民秀”的机会。其实这也是历史形成的现实。毕竟,这里的舞台,对于有志从政的人是小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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