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功虎

    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编年自选集《我们应有的反思》一书，最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此书精选葛剑雄三十余年间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或分析历史迷局，或探讨社会热点。

    葛剑雄师从谭其骧，担任过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从事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在这本自选集中，“人口”是葛剑雄关注的重点，他考察了各朝的人口特征，提出了对21世纪中国人口的忧思和希望。

    近日他接受本报专访指出，在我国不少家庭中蔓延的“低生育意愿”值得警惕，对他们要弘扬传统的生养孝道观念。

    葛剑雄在书房

    本人供图

    【访谈】

    重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中国人特能生”是伪命题

    读+：一谈到中国人口，很多人就会说，“哦，中国人特别能生”。在你看来，这个感受和判断对不对？

    葛剑雄：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繁殖能力”，既不比世界上其他民族、种族差，也不明显比他们厉害。另外，要比较繁殖能力，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农业民族就得跟农业民族比，跟游牧民族就不好比。

    通观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密度并没有长期比别的国家高，一旦遇上长年战乱和改朝换代，中国的人口是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多的。中国历史上的守丧三年的风俗，就来自小孩吃奶三年的哺育之风。为什么？婴儿出生率和成活率都低，母亲要悉心照顾婴儿长大。

    中世纪的欧洲遭遇过人口危机，中国除了几个比较稳定的朝代以外，在这些朝代间漫长的分裂和更替期间，时不时会碰到人口危机。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高峰，总会比预想的时间来得迟，因为战乱和饥荒常常打乱人口正常增长的节奏。

    再说和平时期，也没有这种情况。我们以上海为例，上海已经有20多年的人口增长率是负增长，和发达国家保持了同样的“人口症候”。现在很多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大大下降，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外界估计很是不足。

    那种认为中国人就是能生，个人意愿总是偏向无节制的看法，不准确。我觉得中国很多城市家庭，包括很多农村家庭，生育意愿都很低下。生育不是闹着玩的，要付出很高代价，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少“任性”。

    读+：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个人口增长高峰？有没有一些时期增长很快，如同奇迹？

    葛剑雄：汉唐宋明清，几个稳定而长期执政的朝代，都有过人口高峰。清朝从顺治十二年的1655年到道光三十年的1850年，总人口从1.19亿增加到4.3亿，一口气翻了3倍多，看起来像奇迹，但其实不是，是早该到来的人口规模。

    假设一下，如果西汉20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能够保持下去，那么中国人口突破1亿的时间将不是12世纪初的北宋，而是公元75年左右。如果宋金并存时的增长率能保持下去，那么13世纪中叶人口就会超过3亿。

    如果1850年后的中国人口还能以千分之十的年均增长率发展的话，那么到1912年时中国的人口就会达到7亿多，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将不是5.8亿，而是11.3亿。也就是说，上一百年的天灾人祸，使中国的人口少增加了5.5亿。

    如果从西汉末年开始的年均增长率千分之二开始平稳增长，今天中国的人口应该接近32亿了。千分之二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增长率。

    读+：中国从摆脱战乱到和平发展，短短60多年间，人口达到了13亿，这个规模是怎么形成的？背后有什么因素？

    葛剑雄：从社会恢复安定的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有过一段生育竞赛，人口增长率达到了千分之十以上。这背后的因素，一是政策鼓励，生育多的妇女可以当“光荣妈妈”，子女多的家庭能享受救济补助。还有就是公共卫生条件大大改善，婴儿死亡率下降，对孕妇的保护措施增多。再就是灾荒救助有了办法，比如山西发生了两次大旱灾，但是因为交通改善，第二次死人就少得多。有了铁路，外界的粮食可以运进去。

    这些因素加上本来就有的人口基数，人口规模翻一番不突兀，很正常。

    莫把人口视为发展的包袱

    读+：人口多一定会破坏环境，导致人们生活水平下降吗？

    葛剑雄：人口密度高，环境也可以很好。人们熟知的例子是日本，日本人口密度比我们高，保持了很高的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工业化水平和生活质量。韩国、新加坡，欧洲的荷兰、德国、英国，人口密度都比我们高，人均也比我们富裕。当然，像孟加拉等地，人口密度跟我们差不多，但是很贫困。

    再说我们中国内部，历来人口稠密的地区，都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生活水平也最高。相反，人口稀少地区一般都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水平不高。这都说明人口多少和生活质量高低没有必然对应的关系，你所处的社会环境、生产力发展趋势、经济活跃程度，都会影响生活质量。

    读+：一个国家，究竟人多好还是人少好，人口是包袱还是资源？

    葛剑雄：我还是那句话，看问题不能绝对化。在农业社会，生产发展离不开人手，生产多少粮食就得有多少劳动力。工业化开始后，企业可以不依靠本土，依靠外来人口也可以办厂，这种需求大大改变了人口格局。你看很多国家都通过贸易而实现了粮食进口。现在最富的国家，人口长年负增长，本国人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都在自动节育。人口多少对他们而言不是包袱，都通过贸易解决了。

    多年以后他们也许会碰上危机。如果全球人口持续负增长，危机可能深化。毕竟财富要靠人的双手、大脑去创造，缺失基本的人口基础，地球可能会变成荒漠，人之外别的生物主宰世界。看人口趋势就是得有一定的预见性。

    以前人们老盘算多少土地养活多少人，这里头也没有一个绝对化的数量关系。同样的土地，美国的生产力高得多，可以养活的人口多得多。认为人口是包袱的观点，一般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环境，比如他身处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社会产出少，而分蛋糕的人很多，那么主持分蛋糕的人就会希望人少一点好。而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它的成员可以创造多于他们各人需要的财富。

    我们要致力建设一个富于活力的社会，让人有机会创造更多财富。

    读+：但是，很多人担心，财富的创造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极限的，无限追求财富会破坏环境。你怎么看？

    葛剑雄：财富积累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条件。天然的环境不会天然赐给人们财富和健康，有不少地方、甚至风景迷人的地方，经济水平低下，人均寿命很短。好的生活质量，除了好的空气、好的山水以外，人们需要更多优质的食物，需要车和房。

    以目前人类的实践经验来看，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生活质量、财富水平与生态环境的平衡。这种平衡并不像某些人渲染的那样是以损害第三世界环境为代价的。

    “孝道”核心是尽到生养的责任

    读+：我们现在经常会嘲笑一些老祖宗的人口观念，比如“多子多福”之类。你怎么看老祖宗们的想法？

    葛剑雄：其实我们很多人误解了老祖宗的观念，就拿“多子多福”来说，好像他们遍地都是男孩子一样，其实不是。这话反映的是一种祈求的心态，不是现实。男孩稀缺、子女稀缺，在历史长河中是常态。我们的祖宗希望多子多福，是因为他们盼这个而不得，愿望经常被战乱、饥荒、疾病打断。所以过年时才互送祝福，那是一种愿望。

    读+：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观念，你也赞同？

    葛剑雄：我是赞同，不过我的赞同有个背景。现在很多地方的家庭生育意愿偏低，让他们生都不生。我就在想，现在不是很多人主张弘扬传统文化吗？我的观点是，都别提什么空洞的传统文化，别只是穿一穿古老的服装，叩个头作个揖之类，咱们来一点实在的，弘扬一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个观念实际是“孝道”的核心，它不是简单的尊老爱幼，它要求我们尽到生养的责任，不能只顾了自己获得高质量的生活条件，还要为了家族绵延做出贡献。我们要把一些孝道观念转化成类似信仰的力量，让它在人群中生根发芽，这样传统文化的继承才有了着力点。

    读+：你对中国人口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葛剑雄：我总结八个字——不可无忧，不必过虑。

    我们社会现在的年龄结构是有点问题，人口红利减少，老龄化加剧。人口素质的提升也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改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证明了，我们有能力大面积消除贫困。我不是赶潮流，二十年前就说了类似的话。

    记者刘功虎  

    他没上过大学，但考上了研究生

    1978年，我国高校公开招收研究生，将学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对学历也没有任何规定。葛剑雄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复旦大学历史系。

    他能有这么好的功底，得益于从小开始的学校和家庭教育。比如“文革”中，英语课不能上，怎么办呢？他发现有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就一门心思钻进去阅读。

    到“批林批孔”时，葛剑雄趁机把孔子的书看了一遍。再过一段时间，“评法批儒”，他又把韩非子的书读一遍。“这么一来，我什么书都看过了”。

    考研之前，葛剑雄不知道有“历史地理”这么个专业，但是他对历史和地理都感兴趣。上了研究生，他很快就发表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与人合著了《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等书，没几年评上了教授。

    “没读过大学不可怕，没读过书才可怕”。葛剑雄走上学术之路，一方面感叹碰上了好时代，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读书的爱好。

    讲道理的“葛大炮”

    葛剑雄处理社会事务，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坦诚，有什么说什么。据做过葛剑雄博士生的张宏杰介绍，十几年前，一个学生毕业想到某著名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特意派人找葛老师了解情况，葛老师介绍说，我这个学生呢，不是最聪明的，学问也不是一流的。旁边陪同的复旦工作人员急坏了，不停地使眼色，但是葛老师还是先介绍了这个学生的缺点，接下来说，但是，这个学生做事很踏实、认真，适合做出版社编辑，而且可以一直干下去。你们要一个学术能力太强的、成绩太好的，他干上一两年，肯定要走的，你们白培养一场。

    出版社招纳了这名毕业生，他现在已是社里的副总编。数年后葛剑雄和张宏杰他们谈起这件事还说，“我希望大家要实事求是，对一个人要讲优点，也要讲缺点”。

    对于社会上许多事，葛剑雄也从来是有话就说，直言不讳，因此很多媒体喜欢找他点评时事。但是由于他所言往往都是中肯的道理，不是那种乱喷口水的“砖家”，因此“葛大炮”的名声并未在媒体圈传开。

    不做书呆子，不做伪君子

    葛剑雄讲过他的太老师顾颉刚的一件事，有一次顾颉刚给了一个学生一笔钱，说这是学校的奖学金。这位学生拿过去，用得心安理得，直到他八十多岁的时候，才知道这是顾老师自己的钱。

    其实，葛剑雄自己也经常做这样的事，他有个学生的妻子病重，一时没钱，他就出手资助了很大一笔钱。他以实际行动传承着中国学术界的优良传统。

    葛剑雄就任复旦图书馆长后，做了一件开全国图书馆界先河的事：拒绝图书采购中的回扣，并每年定期公布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收支账目，供大家监督。至于图书馆员工福利，葛剑雄找到校长，要求由校方集中发放。

    在葛剑雄的管理下，复旦大学图书馆没有一部公车。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本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但是他一没有秘书，二没有司机，七十岁的人，每天好几十公里都是自己开车往返。外国大学图书馆馆长来访，葛剑雄带他们吃十元一份的学校食堂。

    “这是国际惯例，是正常的做法。”他说。

    学生们透露，他对他们生活上很关照，学术上要求极严，常说的话是：“不做书呆子，不做伪君子”。

    【手记】

    好说话的人

    记者刘功虎  

    我最早知道葛剑雄，是大学时代看到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本杂志一度整体上语言十分晦涩，各种理论云山雾罩，在它周围环绕了众多在我看来高深得不得了的知识分子。

    但是葛剑雄算个另类，他的文章浅显好读，知识同样渊博，见解同样迷人。

    现在的他已经年届七旬，仍终日忙碌不停，表现出惊人的体力。我最开始联系约访他，是一个电话打到了复旦大学的一间办公室，问他在不在，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接的座机，她说葛老师从来不用手机，和他联系的最方便的方式就是邮箱。她给了我一个电邮地址。

    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我先是写了封短信，将采访意图试探性地发给他。第二天一早，打开电脑，果然收到了他的回复！回信是半夜写就的，寥寥几句文言，“来邮敬悉，多蒙贵报垂注，不胜荣幸，自当从命”。

    我知道，葛剑雄是一个有着诸多身份，参与众多领域活动的人，我完全能够想见他每天收到的邮件数量有多大。但是熟悉他的人都说，“不论你什么时候给他去邮件，第二天醒来肯定都会收到他的回复，邮件上显示的时间，经常是夜里12点，甚至一两点左右。”

    他大量接受媒体采访，也是一种对社会的付出，因为采访机构不付他任何费用，却占用了他大量时间。他越是这样“好说话”，邮箱里的信件就会越多。

    我猜这也是他采用文言回信的原因：快速高效、言辞恳切。

 

责编：程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