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遇乱世

　　1938年出生于台湾一木匠家庭的陈若曦，在台湾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有人宁愿去美国当难民，也不愿意留在中国。我虽然很不解，甚至觉得可笑，但毕竟是他们的决定。但我却想让孩子在中国出生，肚子是我自己的，我有权决定。”骨子里就透露着倔强的陈若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无数国人选择背井离乡甚至去美国当难民的时期，1966年10月，本着书生应报国的民族情怀，她与前夫段世尧不顾旁人反对，毅然回国，但令她始料不及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哪怕是台湾留美生，陈若曦一家也无法幸免。

　　年级尚小的孩子由于天真无知，在街头打闹玩耍时说出了“毛主席坏蛋”，差点被人举报;丈夫的朋友在接受劳动改造时由于饥饿，看到落日时形容它是荷包蛋，后因“一口吞日”而被批斗，丈夫也因提及美帝国主义被罚写了一个多月的反思报告。“他瘦到裤子都要提着，不然就都掉下来了”，陈若曦回忆说，前夫因承受不了身心上的双重折磨，一度想过自杀，这也给陈若曦莫大的触动，离开中国，或许能让家人免受苦难。

　　文革的经历，是成长的历练，也是文学创作的摇篮,《尹县长》正是陈若曦对这一伤痕时代的记载，也交织着她的委屈和心酸。小说中她细腻地刻画出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将亲身经历贯穿在文章中，那段特殊时期民众生活的艰辛与苦楚仿佛历历在目。

　　赴台救同胞

　　1979年12月，高雄的《美丽岛杂志》因举办人权节游行，不幸发生警民流血冲突。美丽岛事件也成了陈若曦人生中的第二个转折点。在朋友的再三规劝下，陈若曦带着李欧梵、白先勇等友人的连署信，和家人一同回到台湾。

　　大学时期与李欧梵、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加上《尹县长》一书在台湾的畅销，时任台湾总统的蒋经国关注到陈若曦，并同意接见她。在被蒋经国接待时，陈若曦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希望蒋总统放弃用军阀审判，而采用公开透明的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蒋经国跟陈若曦阐述高雄事件对台湾的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时，戏称自己几乎没有政治细胞的陈若曦跟总统半开起了玩笑，“这或许只是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

　　此次会谈，虽然没有让高雄事件有实质性的进展，但蒋经国后向计程车司机等市民了解事件真相等举动，让陈若曦看到了曙光，希望能留在台湾，见证这片土地的蜕变与发展。

　　西藏初体验

　　1984年，陈若曦重新踏足中国大陆，感受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发展中的中国。阔别十载，这一趟带给她的不再是伤痛，而是满满的惊喜。素来对藏族文化以及佛教文化深感兴趣的陈若曦，实现了行走西藏的心愿。藏区天葬、火葬等的仪式让陈若曦大开眼界，而藏族人“家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的观念更让她感动不已。“一家三口坐在马路上，看得我出了一身汗，原本担心他们会被车辆弄伤，但事实是，车辆在经过时都小心避让，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那个家”。纪实性散文《西藏行》、《青藏高原的诱惑》等文章,向海外介绍了祖国边疆的面貌，以及陈若曦眼中的中国西藏文化。

　　台湾深感受

　　对陈若曦而言，台湾不仅是她的家乡，更是人生的大舞台。纵使几经辗转，在外漂泊多年，但台湾，是她落叶归根的地方。

　　在台湾定居后，自由与民主，是台湾给陈若曦最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宗教的兴旺，也成为陈若曦眼中的两大奇迹之一。她的小说《慧心莲》正是透过一家三代的学佛和出家故事,从遁入空门到争取剃度和生涯规划,刻画了台湾三十年来的佛教兴革和社会变化,更为妇女奋斗和成长作了纪录。作品中除去涂抹一层佛教的意蕴外，她着墨更多的是社会的现实问题。这是二十世纪第一本新女性主义的现代台湾佛教小说，也让陈若曦再度荣获“中山文艺奖”的殊荣，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两度获得该奖的作家。

　　然而世事两难全，民主与民粹，总在人的一念之间。在陈若曦看来，不少台湾人过于强调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打着“爱台湾”的政治口号，上演着“小文革”的情节。“太阳花”学运事件，陈若曦有一台商朋友的儿子跟随浪潮，占领议院七天七夜。出于好奇的陈若曦想和其交流对服贸协议的看法，却被告知没有细看的必要，服贸协议就是“卖台”条约。“争取民主自由是正确的，发声是每个公民的权力，但并不等于可以失去分寸。不通过正当渠道和采取合理合法手段，仅凭一腔热血，只会让自由成为一席空话，自由需要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上。”

　　“这世上本没有什么天然存在的桃花源,路在自己脚下,要想找到这个理想之地,就要看你自己是怎么想和怎么走,换句话说,理想就在脚下”。人生如戏，陈若曦在用无数个华丽转身演绎人生的同时，也用文字记载着逝去的时代，和葱葱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