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网i记者专访著名作家任蒙

2016-03-30 14:31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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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网i记者 张盛 刘望)

    (人物简介)

  任蒙,著名作家、文化学者,湖北广水人,1955年5月出生,青年时代种过庄稼,教过中学,穿过军装,当过记者。现为武汉散文学会会长,湖北大学特聘教授,湖北警官学院、武汉商学院客座教授。

  从事业余创作30多年,早年写诗,后以文艺理论研究和杂文、随笔为主,近十年来致力于历史文化散文创作。出版有诗歌、散文、杂文、文艺理论等专集22部,其中《诗廊漫步》曾多次再版和重印,《任蒙散文选》再版三次。

  曾获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唯一大奖、冰心散文奖,多次列入全国优秀散文年度排行榜。已经出版有研究和评介任蒙的专集5部。

  第二次来到任老师的书斋,感觉比第一次更加亲切了,因为在路上打印采访提纲,我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半小时,怀着忐忑的心情,“趔趄”地走进任老师家里。刚进门,任老师便热情地拿出鞋套递给我,并从厨房端来一杯热茶,对于我的迟到,他体谅地问道:是因为打印采访稿迟到了吧?这下,我的紧张和忐忑没有了,看到任老师如此大度,我越发地钦佩这位当代著名作家,要知道如今社会上稍微有头有脸的人都会摆姿态,让人敬而远之。但任老师却始终保持着亲切、朴实的待人原则,我想这也是他拥有那么多不同年龄和身份读者的缘故所在吧。

  如果说待人亲切、没有架子,是任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么,他的作品富有家国情怀和高度社会责任感,便是很多熟悉任老师读者的共同感受。相比之下,当代另外两位散文大家木心的多元写作和董桥的闲情抒写,任老师的散文更加专注于历史文化,注重历史与当下的相遇和碰撞,文章内容立意深刻、格局广阔,具有深厚的历史感、时代感、未来感,流露着千百年来中国最杰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尤其是他的文化散文,开创了中国散文的新高度,引领读者走进历史的深处,感性地展示了历史的生动场景,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历史的悖谬、矛盾和无奈,表现出这位文学大家对历史与文化深沉的辩证思考。

  带着对任老师文学作品的向往和崇敬,笔者围绕成长与创作、方向与特质、创作之初衷、未来的计划等几方面采访了任老师,希望通过这次专访,能让我们更加了解生活中的任蒙,读懂这位当代文学大家对历史,对现在,对未来的解读与担当。

  一、成长与创作

  记者:您最早开始文学创作是什么时间?发表的处女作是什么?在哪里发表的?

  任蒙:我20岁之前就开始学习写作了,正式发表的作品,是1975年我与战友合作的一篇散文,1976年春节那天发表在武汉军区的《战斗报》副刊上,标题是《迎春战歌》,大约半个版,这让我这个雷达部队的小战士颇为激动。处女作“告捷”给了我很大鼓励,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有目的地向报刊投稿。

  记者:您是在农村长大的,农村的生活经历似乎对您文学创作的潜在影响比较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任蒙:我18岁那年离开故乡,但乡村岁月对我是刻骨铭心的。可以说,农村的成长经历对我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是贯穿全程的。那些生活使我始终保持着“草根意识”,并且无法抹去,我对文学,对生活,对世界的许多认知,往往就是从这个起点出发的。你所说到的我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种“草根情怀”。我相信,时间也会越来越明确地证实,我在作品中表达的某些忧患和期待,并非是由于个人经历引发的狭隘立场或观念。

  记者:您在文学创作初期,是否受过现代散文大家孙犁和杨朔的影响?您对这两位作家怎么看?您觉得两位先生不同的生活环境是否对其创作和人生轨迹造成了影响?他们留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任蒙:孙犁和杨朔都是已经故去的散文名家,他们都领过一个时代的风骚,也将在文学史上得到各自的评价。杨朔的作品留有比较强烈的政治烙印,其代表作《荔枝蜜》中说梦见自己变作一只小蜜蜂,为人民酿蜜,我一直认为这种构思比较牵强。孙犁的代表性作品其实都是短篇小说,但人们一直把它们看作散文,这是真正具有独特意义的作品,现在仍然被作为经典。前几天,湖北经济电视台在《悦读》节目中专题推介孙犁作品,邀请我做主讲嘉宾。虽然我获过“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的唯一大奖,但我的散文在风格上与孙犁散文没有多少关联。不仅是我,包括现在比较活跃的其他文化散文作家,大家今天所追求的散文内蕴与老一辈作家的作品是不同的。

  记者:您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或作品是什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屠格列夫的《猎人笔记》对您产生过影响吗?

  任蒙:少年时代虽然生活在乡下,又正值文革时期,但还是读了一些“课外书”,如中国的“四大名著”等历史小说,《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你刚才列举的那些外国小说,是我后来参军以后才有机会读到的。这些作品激发了我的文学梦,在创作技巧上也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启示。

  记者:您曾任过中学老师,后来参军,您觉得老师和军人的经历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您是喜欢做教师还是做一名军人呢?

  任蒙:从教和从军的经历,对一位作家的影响是比较重要的,对我亦如此。听说路遥也当过老师,莫言亦当过兵。这两种职业经历,不仅能够增长人的阅历,而且能够使人养成良好的习惯,让人知道自己有哪些地方不足,但是不一定都会将那些经历和生活都反应到自己的作品中。

  记者:您在学校和军营里的读书、写作经历是怎样的?现在的年轻人常说自己工作太忙了没时间读书写作,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任蒙:我当老师的时间很短,入伍走了,在部队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如果计算“足日子”只有12年。因为我一直是个业余作家,一般利用下班时间读书写作,为了追寻文学梦,我在部队时就逐渐变成了“夜猫子”。当时部队的条件比较差,由于我家在本市,当了团职干部还按规定住双人宿舍,一只昏黄的灯泡吊在半空。后来得到机会调整,机关行管局给我安排了一个小单间,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写字桌,当时对我来说已算是比较好的写作环境了,我在那个小房间里写了一批诗歌,《诗廊漫步》大部分也是在那个小房间里写出来的。

  很多人总觉得“没时间”,但是,只要你肯坚持,不管多忙总能挤出时间,更何况是为了自己喜爱的事情。我想告诉热爱文学的青年朋友,如果你想在写作上有所发展,就必须要懂得“舍”,你就要比别人早起,晚睡,要比别人吃更多的苦,吃更大的亏。鲁迅曾经说过,写作是世界上最苦最累的事情。

  二、方向与特质

  记者:您能否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方向是什么?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共通之处?您认为创作方向是否能够决定一位作家的生命轨迹、事业走向?

  任蒙:我没有特地划分自己的文学创作阶段,如果有人问起,我一般都会跟他介绍,我最先写过诗,接着写诗歌评论,然后是散文,后来又写杂文。其实,在上个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几种文体同时兼顾,我没有顾虑,也没有想过非要成名,所以什么灵感来了就写什么,评论家於可训老师最早称我是“文坛多面手”。我已经有很多年基本不写诗了,但诗歌对我的创作始终发挥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散文、杂文则基本上贯穿着我的创作历程,而不是某个时间段的特色。诗歌、散文、杂文,这三种文体存在很多共通之处。可以说,它们融进了我的每篇作品,例如散文的唯美,诗的通灵,以及杂文的辩证和批判性,几种特质在我的作品里都有所体现。

  我对文学矢志不渝,但从未写过小说,所以当年在部队放弃了做“专业创作员”的机会。几十年“业余”过来,付出很多,对自己的生命轨迹、事业走向的影响不言而喻。

  记者:您早年的创作以写诗为主,后来为何选择历史文化散文、杂文为重点创作方向?您觉得家国情怀、历史和社会担当是否为作家理应具备的最重要内质?

  任蒙:前面说过,业余作者没有什么压力,我的创作基本上是“随着兴趣走”,至少在20年前是这样。后来主要写历史散文,也写了不少杂文,就是你说的,为了表达一种情怀,杂文是社会批评。我觉得家国情怀,和对社会的某种担当,是一个作家起码的良知。

  记者:您与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铁凝等当代著名作家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您觉得“五十年代”这批作家具有一个什么共同特点?社会上有人说他们背负了太多的责任和义务,您对此怎么看?“五十年代”这个印记对您的创作方向有何影响?

  任蒙:我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作家,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历史悲剧事件,可谓生于忧患中,长于动乱时。其中很多作家天资聪慧,却不得不辍学,下乡“改造”;也有很多作家本身就出身乡村,是和底层劳动者一起艰辛度日成长起来的。对于“五十年代”这批作家而言,社会责任感比后来的许多作家可能要强烈一些。

  记者:有评论家说,您的散文作品表面上是感性的抒情,字里行间却透露出很强的理性思辨,比如您对诸葛亮和杜甫的评价。“外感内理”是否也是您散文创作的特质?

  任蒙:可能因为我同时也是一个杂文作者的缘故吧,因为杂文就是从理性角度针砭、评论某一事件和现象的。是的,我更喜欢杜甫,其实一千多年来,人们始终崇敬这位现实主义诗人。我对诸葛亮的评价,没有什么新意,只是表达我对一个历史人物的看法。

  三、创作的初心

  记者:您当初选择文学作为终生事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任蒙:很遗憾,文学一直都被我当作“副业”,我人生中的多半时间都是在为工作而忙碌。至于为何选择文学作为“终生副业”,前面已经说过,我热爱文学,但又不愿意专门去吃文学这碗饭。

  记者:您希望您的作品在带给读者美感的同时,还能给予读者哪些帮助?

  任蒙:我希望更多的读者朋友能够从我的文字里得到一些启示,比如我写的历史文化散文,不仅能够看到一些史实材料,而且也能看到其中蕴含的历史规律和辨证哲理。我的写作也在不断朝着这种目标努力。

  记者:很多年轻作家都在坚持创作初心,但因为很多因素难以做到这点,您对年轻人坚持初心创作有何建设性意见?

  任蒙:我觉得年轻写作者首先要能养家糊口,在这个基础上追求自己的写作理想才是可行的、实际的。我给他们的建议还是勤奋,要多读、多写、多看,还有善于思考和勤于总结。

  四、未来的计划

  记者:您今后几年的文学创作计划是什么?

  任蒙:我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写过一部长篇散文,标题是《世纪的黎明》。当年《天津文学》《长江文艺》都曾经选发过几万字,《书屋》《学习时报》和《时代周报》等报刊转载过部分内容,还在湖北获过纪念辛亥革命征文唯一的“散文特别奖”。直到去年,还有人民网、新浪网、新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作家网等十余家大型网站和报纸,再次选载《世纪的黎明》的片段。

  这是一篇真正的“大散文”,已经收录在我的历史散文集《反读五千年》中。

  有评论家说:“《世纪的黎明》需要五年发酵。”

  因为当时必须赶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前完成,有些匆忙,只写了十多万字,我准备在此基础上写成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散文,出一部单行本。

  记者:您的书法作品也很受大家欢迎,您在书法创作上有什么计划吗?例如办书法回顾展、巡展?

  任蒙:我的书法只能算作“文人字”,或者叫文人书法。我一直很明白,自己应该首先是个作家,必须搞好文学创作。当然,我这几年写过一些书法作品,为本市和我老家的一些公园或景区题写过大型石碑和景点名称,不少朋友都很喜欢,他们建议我办书法展,但我近期还没有这个打算。现在办展览没有过去那么费力了,但作品的传播方式已经多元化,并且比以往更普及,更快捷了。 

  五、寄语大武汉

  记者:您第一次来武汉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武汉给您留下了哪些印象?

  任蒙:第一次来武汉是1973年,当时随部队一同进城转了一圈,那一次来去很匆忙,没留下什么印象。倒是1975年为改稿再次来到武汉,呆了半个多月,这个城市才给我留下较深印象。那时的武汉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城市规模大,气势大,个人的发展空间也大。

  记者:武汉这几年发展比较快,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也越来越多,您对武汉未来的发展有哪些希望?

  任蒙:武汉在民国时期地位很高,“大汉口”仅次于“大上海”的影响力。我差不多在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四十年,对武汉很有感情,我希望武汉在未来一个时期,能够恢复当年“大汉口”时代的那种辉煌,恢复它曾经有过的历史地位。

  这次访谈比先前预计的延长了许久,期间,任老师亲自为笔者的茶杯续了几道水,与任老师交谈的时间越久,就越能体会到他的朴实和谦虚。常言道:君子如兰,任老师如同高洁典雅的兰花,身披简洁的枝桠,在寂静处耕耘、发芽,最终带给人非凡和深邃的观感与享受。

  任老师的作品亦如兰花,外表虽不惊艳,却能够吸引一批又一批文学读者。近几年来,任老师读者的“圈外”比例也越来越大,成了“增粉”主力军。我们相信,任老师的文学作品将持久发酵,他的粉丝也一定会越来越多!

 

责编:王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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