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3亿人口 是正常规模

2015-06-11 09:58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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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刘功虎

    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编年自选集《我们应有的反思》一书,最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此书精选葛剑雄三十余年间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或分析历史迷局,或探讨社会热点。

    葛剑雄师从谭其骧,担任过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从事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在这本自选集中,“人口”是葛剑雄关注的重点,他考察了各朝的人口特征,提出了对21世纪中国人口的忧思和希望。

    近日他接受本报专访指出,在我国不少家庭中蔓延的“低生育意愿”值得警惕,对他们要弘扬传统的生养孝道观念。

    葛剑雄在书房

    本人供图

    【访谈】

    重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中国人特能生”是伪命题

    读+:一谈到中国人口,很多人就会说,“哦,中国人特别能生”。在你看来,这个感受和判断对不对?

    葛剑雄: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繁殖能力”,既不比世界上其他民族、种族差,也不明显比他们厉害。另外,要比较繁殖能力,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农业民族就得跟农业民族比,跟游牧民族就不好比。

    通观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密度并没有长期比别的国家高,一旦遇上长年战乱和改朝换代,中国的人口是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多的。中国历史上的守丧三年的风俗,就来自小孩吃奶三年的哺育之风。为什么?婴儿出生率和成活率都低,母亲要悉心照顾婴儿长大。

    中世纪的欧洲遭遇过人口危机,中国除了几个比较稳定的朝代以外,在这些朝代间漫长的分裂和更替期间,时不时会碰到人口危机。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高峰,总会比预想的时间来得迟,因为战乱和饥荒常常打乱人口正常增长的节奏。

    再说和平时期,也没有这种情况。我们以上海为例,上海已经有20多年的人口增长率是负增长,和发达国家保持了同样的“人口症候”。现在很多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大大下降,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外界估计很是不足。

    那种认为中国人就是能生,个人意愿总是偏向无节制的看法,不准确。我觉得中国很多城市家庭,包括很多农村家庭,生育意愿都很低下。生育不是闹着玩的,要付出很高代价,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少“任性”。

    读+: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个人口增长高峰?有没有一些时期增长很快,如同奇迹?

    葛剑雄:汉唐宋明清,几个稳定而长期执政的朝代,都有过人口高峰。清朝从顺治十二年的1655年到道光三十年的1850年,总人口从1.19亿增加到4.3亿,一口气翻了3倍多,看起来像奇迹,但其实不是,是早该到来的人口规模。

    假设一下,如果西汉20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能够保持下去,那么中国人口突破1亿的时间将不是12世纪初的北宋,而是公元75年左右。如果宋金并存时的增长率能保持下去,那么13世纪中叶人口就会超过3亿。

    如果1850年后的中国人口还能以千分之十的年均增长率发展的话,那么到1912年时中国的人口就会达到7亿多,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将不是5.8亿,而是11.3亿。也就是说,上一百年的天灾人祸,使中国的人口少增加了5.5亿。

    如果从西汉末年开始的年均增长率千分之二开始平稳增长,今天中国的人口应该接近32亿了。千分之二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增长率。

    读+:中国从摆脱战乱到和平发展,短短60多年间,人口达到了13亿,这个规模是怎么形成的?背后有什么因素?

    葛剑雄:从社会恢复安定的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有过一段生育竞赛,人口增长率达到了千分之十以上。这背后的因素,一是政策鼓励,生育多的妇女可以当“光荣妈妈”,子女多的家庭能享受救济补助。还有就是公共卫生条件大大改善,婴儿死亡率下降,对孕妇的保护措施增多。再就是灾荒救助有了办法,比如山西发生了两次大旱灾,但是因为交通改善,第二次死人就少得多。有了铁路,外界的粮食可以运进去。

    这些因素加上本来就有的人口基数,人口规模翻一番不突兀,很正常。

    莫把人口视为发展的包袱

    读+:人口多一定会破坏环境,导致人们生活水平下降吗?

    葛剑雄:人口密度高,环境也可以很好。人们熟知的例子是日本,日本人口密度比我们高,保持了很高的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工业化水平和生活质量。韩国、新加坡,欧洲的荷兰、德国、英国,人口密度都比我们高,人均也比我们富裕。当然,像孟加拉等地,人口密度跟我们差不多,但是很贫困。

    再说我们中国内部,历来人口稠密的地区,都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生活水平也最高。相反,人口稀少地区一般都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水平不高。这都说明人口多少和生活质量高低没有必然对应的关系,你所处的社会环境、生产力发展趋势、经济活跃程度,都会影响生活质量。

    读+:一个国家,究竟人多好还是人少好,人口是包袱还是资源?

    葛剑雄:我还是那句话,看问题不能绝对化。在农业社会,生产发展离不开人手,生产多少粮食就得有多少劳动力。工业化开始后,企业可以不依靠本土,依靠外来人口也可以办厂,这种需求大大改变了人口格局。你看很多国家都通过贸易而实现了粮食进口。现在最富的国家,人口长年负增长,本国人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都在自动节育。人口多少对他们而言不是包袱,都通过贸易解决了。

    多年以后他们也许会碰上危机。如果全球人口持续负增长,危机可能深化。毕竟财富要靠人的双手、大脑去创造,缺失基本的人口基础,地球可能会变成荒漠,人之外别的生物主宰世界。看人口趋势就是得有一定的预见性。

    以前人们老盘算多少土地养活多少人,这里头也没有一个绝对化的数量关系。同样的土地,美国的生产力高得多,可以养活的人口多得多。认为人口是包袱的观点,一般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环境,比如他身处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社会产出少,而分蛋糕的人很多,那么主持分蛋糕的人就会希望人少一点好。而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它的成员可以创造多于他们各人需要的财富。

    我们要致力建设一个富于活力的社会,让人有机会创造更多财富。

    读+:但是,很多人担心,财富的创造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极限的,无限追求财富会破坏环境。你怎么看?

    葛剑雄:财富积累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条件。天然的环境不会天然赐给人们财富和健康,有不少地方、甚至风景迷人的地方,经济水平低下,人均寿命很短。好的生活质量,除了好的空气、好的山水以外,人们需要更多优质的食物,需要车和房。

    以目前人类的实践经验来看,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生活质量、财富水平与生态环境的平衡。这种平衡并不像某些人渲染的那样是以损害第三世界环境为代价的。

    “孝道”核心是尽到生养的责任

    读+:我们现在经常会嘲笑一些老祖宗的人口观念,比如“多子多福”之类。你怎么看老祖宗们的想法?

    葛剑雄:其实我们很多人误解了老祖宗的观念,就拿“多子多福”来说,好像他们遍地都是男孩子一样,其实不是。这话反映的是一种祈求的心态,不是现实。男孩稀缺、子女稀缺,在历史长河中是常态。我们的祖宗希望多子多福,是因为他们盼这个而不得,愿望经常被战乱、饥荒、疾病打断。所以过年时才互送祝福,那是一种愿望。

    读+: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观念,你也赞同?

    葛剑雄:我是赞同,不过我的赞同有个背景。现在很多地方的家庭生育意愿偏低,让他们生都不生。我就在想,现在不是很多人主张弘扬传统文化吗?我的观点是,都别提什么空洞的传统文化,别只是穿一穿古老的服装,叩个头作个揖之类,咱们来一点实在的,弘扬一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个观念实际是“孝道”的核心,它不是简单的尊老爱幼,它要求我们尽到生养的责任,不能只顾了自己获得高质量的生活条件,还要为了家族绵延做出贡献。我们要把一些孝道观念转化成类似信仰的力量,让它在人群中生根发芽,这样传统文化的继承才有了着力点。

    读+:你对中国人口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葛剑雄:我总结八个字——不可无忧,不必过虑。

    我们社会现在的年龄结构是有点问题,人口红利减少,老龄化加剧。人口素质的提升也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改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证明了,我们有能力大面积消除贫困。我不是赶潮流,二十年前就说了类似的话。

    记者刘功虎  

    他没上过大学,但考上了研究生

    1978年,我国高校公开招收研究生,将学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对学历也没有任何规定。葛剑雄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复旦大学历史系。

    他能有这么好的功底,得益于从小开始的学校和家庭教育。比如“文革”中,英语课不能上,怎么办呢?他发现有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就一门心思钻进去阅读。

    到“批林批孔”时,葛剑雄趁机把孔子的书看了一遍。再过一段时间,“评法批儒”,他又把韩非子的书读一遍。“这么一来,我什么书都看过了”。

    考研之前,葛剑雄不知道有“历史地理”这么个专业,但是他对历史和地理都感兴趣。上了研究生,他很快就发表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与人合著了《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等书,没几年评上了教授。

    “没读过大学不可怕,没读过书才可怕”。葛剑雄走上学术之路,一方面感叹碰上了好时代,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读书的爱好。

    讲道理的“葛大炮”

    葛剑雄处理社会事务,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坦诚,有什么说什么。据做过葛剑雄博士生的张宏杰介绍,十几年前,一个学生毕业想到某著名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特意派人找葛老师了解情况,葛老师介绍说,我这个学生呢,不是最聪明的,学问也不是一流的。旁边陪同的复旦工作人员急坏了,不停地使眼色,但是葛老师还是先介绍了这个学生的缺点,接下来说,但是,这个学生做事很踏实、认真,适合做出版社编辑,而且可以一直干下去。你们要一个学术能力太强的、成绩太好的,他干上一两年,肯定要走的,你们白培养一场。

    出版社招纳了这名毕业生,他现在已是社里的副总编。数年后葛剑雄和张宏杰他们谈起这件事还说,“我希望大家要实事求是,对一个人要讲优点,也要讲缺点”。

    对于社会上许多事,葛剑雄也从来是有话就说,直言不讳,因此很多媒体喜欢找他点评时事。但是由于他所言往往都是中肯的道理,不是那种乱喷口水的“砖家”,因此“葛大炮”的名声并未在媒体圈传开。

    不做书呆子,不做伪君子

    葛剑雄讲过他的太老师顾颉刚的一件事,有一次顾颉刚给了一个学生一笔钱,说这是学校的奖学金。这位学生拿过去,用得心安理得,直到他八十多岁的时候,才知道这是顾老师自己的钱。

    其实,葛剑雄自己也经常做这样的事,他有个学生的妻子病重,一时没钱,他就出手资助了很大一笔钱。他以实际行动传承着中国学术界的优良传统。

    葛剑雄就任复旦图书馆长后,做了一件开全国图书馆界先河的事:拒绝图书采购中的回扣,并每年定期公布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收支账目,供大家监督。至于图书馆员工福利,葛剑雄找到校长,要求由校方集中发放。

    在葛剑雄的管理下,复旦大学图书馆没有一部公车。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本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但是他一没有秘书,二没有司机,七十岁的人,每天好几十公里都是自己开车往返。外国大学图书馆馆长来访,葛剑雄带他们吃十元一份的学校食堂。

    “这是国际惯例,是正常的做法。”他说。

    学生们透露,他对他们生活上很关照,学术上要求极严,常说的话是:“不做书呆子,不做伪君子”。

    【手记】

    好说话的人

    记者刘功虎  

    我最早知道葛剑雄,是大学时代看到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本杂志一度整体上语言十分晦涩,各种理论云山雾罩,在它周围环绕了众多在我看来高深得不得了的知识分子。

    但是葛剑雄算个另类,他的文章浅显好读,知识同样渊博,见解同样迷人。

    现在的他已经年届七旬,仍终日忙碌不停,表现出惊人的体力。我最开始联系约访他,是一个电话打到了复旦大学的一间办公室,问他在不在,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接的座机,她说葛老师从来不用手机,和他联系的最方便的方式就是邮箱。她给了我一个电邮地址。

    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我先是写了封短信,将采访意图试探性地发给他。第二天一早,打开电脑,果然收到了他的回复!回信是半夜写就的,寥寥几句文言,“来邮敬悉,多蒙贵报垂注,不胜荣幸,自当从命”。

    我知道,葛剑雄是一个有着诸多身份,参与众多领域活动的人,我完全能够想见他每天收到的邮件数量有多大。但是熟悉他的人都说,“不论你什么时候给他去邮件,第二天醒来肯定都会收到他的回复,邮件上显示的时间,经常是夜里12点,甚至一两点左右。”

    他大量接受媒体采访,也是一种对社会的付出,因为采访机构不付他任何费用,却占用了他大量时间。他越是这样“好说话”,邮箱里的信件就会越多。

    我猜这也是他采用文言回信的原因:快速高效、言辞恳切。

 

责编:程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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