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匈牙利采访难民

2016-04-13 15:46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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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2015年4月,五艘前往欧洲的偷渡船在地中海沉没,超过1200人丧生,拉开了欧洲移民/难民危机的序幕。如今,一年过去了,时断时续的报道似乎都是关于欧洲各国纷纷关闭国境线、互相推诿。灾难是否仍在继续?难民与恐怖主义到底有无关联?那些侥幸抵达欧洲国家的难民又是否得到了妥善安置?带着这些疑惑,我和里尔高等新闻学院的法国同学和突尼斯同学,一起踏上了匈牙利之旅。

  摄影、撰写 by 张碧思(法国里尔高等新闻学校留学生)

  制图 by 贺嘉玚

  移民(migrant)其实意思很广泛,长期不在自己的出生国生活的都算是移民,所以像我这样的留学生也是移民的一种。而难民(refugee)是因战争、政治迫害或其他原因被迫迁居甚至放弃国籍的人。在说到欧洲移民/难民潮的时候,其实很难理清两者的关系。因为其中一部分是确实饱受战争之苦、不得不离开家乡的难民,但更多的人是自愿离开国家,期望到欧洲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这些人则属于非法移民。而判断来者是否符合“难民”的标准、如何接受避难申请,也是欧洲各国长期面临的难题。

  法国对于移民问题的重视一方面来源于多年以来根植民众心中的普世价值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在欧盟重要的政治地位。北方港口城市加莱,也是由于与英国一水之隔,成为了难民的“重灾区”。难民们既不愿意向法国政府提交避难申请留在法国,也无法通过英吉利海峡离开加莱,于是只落得两方僵持数月之久的结果。一些志愿者和政府组织会定期给他们补给食物,但其生活状况着实令人堪忧.

  序幕 我们的“期末作业”是采访难民

  在法国里尔

 

  这就是我的学校,法国里尔高新闻学校

  这次的匈牙利之行,对我来说是一个偶然又必然的机会。我目前就读于法国里尔高等新闻学校(ESJ Lille),这所被誉为“西欧最好的新闻学校”,有着堪称“迷你”的规模。校舍就是一个三层的红砖四合院,每届招收六十名学生,其中外国学生十人,教职人员加起来不超过二十人。平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基本都是在职记者,学生共分为四组,一组十五人小班教学。在研一的课程中,既有以文化、宗教、法律为主题的通识课,也有录制音频视频、剪辑、新闻摄影等实战训练。到了二年级,则将选择更加细分专业:电视、广播、纸媒、通讯社或新媒体。

  作为这所法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学校的第91届学生,根据传统我们要在第一学年末办一本杂志,然后做一个同主题但内容不重复的网站。所有课程暂停一个月,整个年级会像一个编辑部一样运作:通过自荐和投票选出主编,然后大家自行选择角色,栏目主编、记者、编辑、程序员等等,当然一人身兼多职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平时一起上课的同学,此时变成了“领导”和“同事”,让人感觉十分有趣,而且也有机会接触到了很多和我不在一个组上课,所以之前没怎么聊过的人。

  学校会根据当年的新闻大势给出主题,但不限制具体的题目和内容,大家自行组队进行提案。准备期过后,在年级大会上每个组派两名代表解释选题的意义、角度和可以做的内容,然后大家匿名投票分别选出杂志和网站的主题。每次关于选题的大型讨论都是六十个人乌泱泱围成一圈,一个主讲人站在中间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旁边有一个助理,专门点举手的人里面谁可以发言。今年学校给出的主题是Murs et frontières(墙与国境线),最后“获奖”的杂志主题是à qui profites les murs ?(谁在因墙获益?),网站选题为portes d’entrées de l’Union européenne (欧盟入口门户)。

  在主题选定后,大家便自行组队,准备报道的提案,得到总编们和学校的同意后才可出发。对于出国的报道行程,学校会报销除食物以外的所有费用,而且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自己花钱。不过也正因如此,不惜一切手段降低预算以获得老师的青睐,显得尤为重要。

  坦白说,准备提案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从了解相关知识到联系具体的采访对象,从“勾搭”当地记者到获得官方拍摄许可,每天要发无数邮件打无数电话,每一步都进展得缓慢又艰难。而为了说服总编和老师们,我们必须给出具体到极致的方案:会花多长时间以什么途径见到哪些人,可以出什么样的文章、多长时间的视频或音频,吸引哪类读者,选取什么角度,等等。批准的流程也是十分复杂,总编、指导老师、年级主任层层审批,人数太多、预算太高、文章新意不够,每次都会有新的理由打回来重新修改,好在最终我们还是得到了期盼已久的“通过”。

  最后网站通过的有五个组,分别是加莱、匈牙利、直布罗陀、斯瓦尔巴(挪威)和莱斯沃斯岛(希腊)。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是最国际化的一组,一个法国姑娘,一个突尼斯人,还有我,年级唯一的中国人。尽管漫长的前期准备已经使我们精疲力竭,但前方的未知还是让人激动又充满期待。

  第一章 与摄影师的美好相遇

  出发的第一天突尼斯姑娘就误了飞机,好在行程并未耽误,当晚她就飞来与我们汇合。在她到之前,我就要独立完成第一个采访,一名为法国媒体工作的新闻摄影师Csilla。

 

  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新闻摄影师Csilla

  我是通过一个在布达佩斯法文报工作的记者找到她的,“a little genius”,那位记者这样形容她。娇小的身材,温柔的语气,一见到她我便有信心顺利完成这个采访。作为“纯正”的布达佩斯人,她对于去年的难民潮有着复杂的情感:“这座城市对于难民的冷漠让我震惊又无奈,我不会去评价那些人,我只会用镜头记录下我看到的世界,就如同我会捕捉那些难民母亲坚强的眼神一般,我也会留住他们的轻蔑和冷漠。”

  Cislla自学摄影成才,去年在和法国电视台合作的时候,她去到了很多边境城市,目睹了难民潮,因而拍下许多珍贵的照片。她的作品既具有女性的温柔视角,又有布列松所谓的决定性瞬间的强大冲击力。她笑称,是因为自己金发碧眼,才能拿着摄像机畅行无阻。“他们都会叫我,说,你是德国的记者吗,我们很喜欢你们国家,来,拍我吧!”

  这种善意的误会让她的镜头里出现了许多生动的笑脸,但她最开心的莫过于和拍摄对象眼神交流获得许可,然后捕捉下看似不经意却又最为动人的时刻。她拍摄难民家庭、尤其是妇女和孩子,边境线上的花朵,集会人群中的小女孩,火车站边冷漠的“观众”……或真挚、或坚强,仿佛她是用镜头定格下了自己当时的情绪,然后默默地传递给更多人。

  第二章

  或许算是因祸得福

  @塞格德

  基于欧洲入口门户的主题,我们之所以选择了匈牙利,是因为它与塞尔维亚的边境线是欧盟最重要的入口之一。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边境线上遇到的难民,都是在塞尔维亚那边苦苦等待进入欧盟申根区的机会。而我与他们正好相反,由于我没有塞尔维亚签证,只得待在匈牙利一侧。当夜我们便开车到了匈牙利最大的边境城市赛格德(Szeged)。

  第二天早晨,一出门就遇到了市政工程车修剪树木,突尼斯姑娘一个倒车,直直地撞向了停在后面的无辜雪铁龙。车主闻声而来,二话不说把我们带去了4s店填保险单。由于车子是租的,客服人员又不会说英语,来来回回折腾了近两小时。我们俩在店里相互抱怨,今天早上的计划算是泡了汤,突尼斯姑娘灵机一动说,为什么我们不采访这个车主呢?

  说是因祸得福,因为恰巧雪铁龙的车主Sylvia是一名英语老师,而又恰巧她对于移民问题十分有见地。Sylvia是德国人,在塞格德已经生活了二十年。她十分确定地告诉我们,所有生活在边境城市的人,都深受移民问题的困扰。既然这些难民不想留在匈牙利,又何必折腾得这里公共交通瘫痪、城市脏乱。多年以来匈牙利人辛苦工作获得的果实,就这么被一群不速之客给糟蹋了。

  Sylvia口中匈牙利的英雄,是响当当的铁腕总理维克多·欧尔班,从1998年起,他始终是匈牙利最为瞩目的政治家。在她眼里,只有欧尔班·维克多才是真正为匈牙利着想,摆脱苏联的控制、发展经济、加入欧盟、限制移民,Sylvia以坚决的口吻说:“只有他才是真正有胆识的政治家,欧尔班是欧洲政治家之王(Orban is the king of european politicians)。”

  而这位左派强硬的保守派政治家,长期是西方媒体批评的典型人物。虽然表面强装淡定,Sylvia的话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也是因正常生活受到影响而感到的愤愤不平匈牙利人,应该也会对一顶强有力的保护伞充满感激吧。

  第三章 当小零食遇上NGO

  @塞格德

  在和Sylvia分开后,我们按照原计划去见了Balazs,他是我们在Tweeter上“勾搭”上的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联合创始人。每个时间段他们都有不同的募捐内容:食物、衣服、地毯、帐篷还有纸箱等等,收集结束后送到可以直接接触难民的组织手中,比如UNHCR。如果出现不能及时转交的情况,他们也会悄悄出境,把食物直接给难民。

  募捐到的物资,食物片区

  为了满足我们想要直观了解NGO工作方式的愿望,Balazs带我们去了他们存放食物等物资的“基地”,并在在后备箱装上食物,准备带我们一起穿过匈牙利边境去塞尔维亚。后备箱里有小盒装的果汁、大包饼干、牛奶、麦片,一般他们都会选择好拆分、不需要再次加工、又能快速补充能量的食物。

 

  Balazs在后备箱装好食物准备出发

  不过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车在处境的闸口被匈牙利的警察拦下了,我们被要求搜车。后备箱一打开,我们的“赃物”便赤裸裸展露在了警察眼前。再加上我们随身还带着照相和摄像的设备,简直毫无辩驳的可能。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居民都是被禁止帮助难民的,不管提供的是食物、衣服、住宿,或是搭顺风车,一旦被发现,都是属于犯法的行为。所以有些时候,并不是人情冷漠,而是大家不得不“不为之”。

  在车被查了之后,Balazs被警官叫去问话,由于语言不通,我们并不知道说了什么,但着实被吓了一跳。但Balazs说,其实就只是例行问话,边境线上的检查就是这样时松时紧。我们十分担心他会因此受到法律的处罚,或是被列入不允许再次处境的黑名单,他却一笑了之,含糊地说不会这么严格的啦。之后,他居然淡定地绕回了匈牙利这边的停车场,卸下食物,带我们再次穿过边境。虽然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去到塞尔维亚,但似乎也没有错过什么。由于下雨,Balazs计划去见的,刚到的那批移民被转移到了另一个临时避雨区。

  让我觉得很有趣的是Balazs的性格,虽然短短两天的相处不能就这么把他定义成逗逼,但他真的总是让我感到出乎意料之外。第一次我们约在法院门口,他一见面就开心地炫耀自己在法院有熟人,所以可以不用交昂贵的路边停车费;第二天他又换了一辆车,不仅外观很古董,后座的弹簧就跟蹦床一样,一路上我和法国姑娘都在一边哎哟一边笑,感觉一下回到了小时候;到了晚上我们要求请他吃地方特色菜,结果他带我们去了一个塞尔维亚老板开的墨西哥餐馆,自己点了一盘奶油培根意面,还说自己从来在这家店只吃这个不看菜单;最搞笑的是他的口袋里常备小饼干,开车的时候边跟我们说话边吃,嘴一刻不停,我们给他吃的零食也是通通来者不拒。

  他开朗的性格让人很难把他和“与政府斗争”、“帮助难民”、“志愿者”这些看似有些严肃的词联系在一起。他仿佛就是一个大小孩,坚持着自己的想法,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并因此而快乐着.

  第四章 两位市长间的PK

  @阿绍特陶洛姆vs屈拜克哈佐

  前期在查匈牙利移民相关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阿绍特陶洛姆(ásotthalom)和屈拜克哈佐(Kübekháza)是落在边境线上两个相隔不远的小城,但两位市长对于移民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主张加强防护网、坚决拒绝任何非法移民,另一个则十分支持、鼓励居民接纳。

 

  这就是阿绍特陶洛姆的市长László Toroczkai

  和维克多·欧尔班一样,阿绍特陶洛姆市长László Toroczkai也是一个强硬派的政治家。之前通过官方渠道联系多次无果,我们只得直接杀到市政府碰碰运气。虽然媒体中的他总是一副咄咄逼人的面孔,然而一见面,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位待人彬彬有理的年轻才俊。对于我们的突然造访,他也一点不感到意外。“我知道现在自己忙着在各国媒体上当坏人,现在我平均每天都要接受几拨记者,这基本上成了我现在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他打趣地说。

  对于边境线上的铁丝防护网,他一点也不避讳,甚至有些骄傲这是自己的主意。当然,他的说辞也让人很能理解。因为阿绍特陶洛姆处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边境线上,这个边境线没有任何天然阻碍,只是一片草地,所以很容易穿过。去年大量涌入的移民,对于这个宁静的小城也产生了重大的打击:既毁坏了一些农田和房屋,影响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和居民的正常生活,也由于没有任何监管措施,形成了一些无法控制的隔离区。

  屈拜克哈佐-西班牙-欧盟旗帜在通往三国交界处的路上排列开来

  屈拜克哈佐的地理位置则更加微妙,它处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三国交界处。市长Róbert Molnár还有着法官、基督教徒的多重身份。善良、谦逊是许多当地记者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请求采访的邮件,他也及时给出了肯定的回复。

  虽然Róbert Molnár对于新移民是否能融入欧洲这一问题持悲观态度,因为他认为文化的差异是不会轻易消除的。但即便如此,这并不代表欧洲可以用强硬甚至非人道的手段去对待那些难民。在他眼中,匈牙利政府一直强调的“难民会抢走我们的工作”、“会有恐怖主义趁虚而入”、“会减少我们的福利政策”等论调,都是为了散播恐惧,把民众的注意力从腐败等内政问题,转移到对难民潮的抵制上。

 

  屈拜克哈佐入口

  让他更为担心的是,边境线上的铁丝防护网,可能会在匈牙利人的心中种下隔阂的种子。本来屈拜克哈佐是一座开放的小城,历史上一直存在从罗马尼亚还塞尔维亚过来的移民,而现在大家则是“谈边境色变”。即便是居民之间,也会因为大家的观点不同而产生矛盾。

  两个市长的采访,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解决难民潮的难处。这些处在欧盟门户上的小城本应安静祥和,却不得不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化;而那些别无选择的难民,又如何能逃脱层层阻碍,获得他们向往的美好生活?

  第五章 敢问难民路在何方?

  @匈塞过渡区通保

  报道进行了好几天,我们却连难民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始终在问题的外围徘徊。我们三个虽然不说,但内心都有些紧张和失望。好在最后一天事情出现了转机,我们获悉在通保这个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过渡区,有一个五十人的难民营,于是当即决定去那里看看。

  Jawad与伙伴们在一起

  来自阿富汗的Jawad是第一个愿意开口和我们说话的人。他今年25岁,家乡的战争让他想要逃离。漫长的旅途过后,他甚至已经没有一个背包,重要的东西放在口袋里,鞋子和衣服都是在上一个难民营里发的。由于五十人的份额已满,他不能进入通保难民营的小房间,只能在露天的区域里等待。没有水、电、任何设施或休息区,只有一群年轻的男子在高高的围栏后来回踱步。

  “我们不能带着身份证件,因为如果被发现真实身份很可能被追杀。离开阿富汗是因为我不想杀人,不想参与战争,我们并不害怕政府,我们害怕的是塔利班和恐怖组织。”Jawad的语气淡定,仿佛是在说着别人的故事,可他的手却在不自觉地颤抖,似乎也想诉说这个年轻的男子经历了些什么。Jawad口袋里所谓重要的东西,不过是一张五元的阿富汗尼,皱皱的,可能还被水浸湿过。“我只是希望留一点家乡的念想,在我到达德国之后,还能回忆起我的过去。”

  难民区里大多是年轻力壮的男子,他们有的正与已抵达欧洲的妻子分离,有的是家乡父母的一线希望,当然也有那么几个是早已被苦难磨平了一切烦恼的乐天派。偶然中,我们还遇到了之前在阿富汗学习新闻的Atiq,他的记者证让我们由衷地感慨,希望他会幸运地到达他梦想的德国,而且还能继续这份职业。

 

  负责登记的UNHCR雇员和新来的伊朗难民

  因为不能进入营地,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女性和小孩,他们会被优先接到难民营的房间里,毕竟风餐露宿、夜不能寐的无尽等待,真的是太苦了。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新来了四个伊朗的难民。他们急切地拍打着围栏,要我们找人来接应,UNHCR的雇员便马上过来向他们解释情况、并做了登记。当他们得知在经历了无数的艰险过后,他们要面对的仍难是未知、甚至无解的时候,其中一个男子愤怒地拍打了一下围栏,他那坚毅又愤怒的眼神着实吓了我一跳。

  因为想要咨询关于难民营更多的信息,后来我们找到一个负责登记的雇员。她说从塞尔维亚想进入匈牙利,是十分艰难的。因为塞尔维亚已经是可以申请避难的安全国家了,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进入欧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难民不会被遣返回国,他们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政策的松动,等待那微妙的一丝可能。

  回法国以后,看到匈牙利边境线几乎要全面封锁边境线的消息,倒也一点不意外。本来,这就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只是希望他们作为个体,都能获得比现在更好的生活。

 

责编:王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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