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旅游”，不免让人浮想联翩：是立于川上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顿悟？还是攀于险途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唏嘘，亦或是行至绝路忽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这些都是旅游带来的奇妙感受。

　　“旅”是旅行、外出，“游”是游览、观光、欣赏。“旅游”一词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是到某地游览、欣赏，然后是有感而发的反馈。这种反馈在中国古代多以诗、词、歌、赋等形式体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学的内容。

　　我国将旅游和文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先驱者非孔夫子莫属。春秋战国时逢礼崩乐坏，孔子为宣传其“礼”和“仁”为核心的思想与弟子周游列国，传经布道，期间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皆为学问。《论语》是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孔子生平言行所得，其中时常可以看到孔子的旅行记录，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我国西汉时期也出现过有名的旅行家，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的司马迁，只是当时并没“旅行家”这一职称。他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史家绝唱”实际也是一本游记。司马迁为得到一个有信服力的说法反复考证，为收集遗闻古事更是足迹踏遍祖国的九州五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旅游和文学紧密结合的萌芽期。提到这个时期，不能略过的一人便是“谢灵运”。他既是南朝有名的大文豪，又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旅行家。他感受过宦海沉浮后寄情山水，丰富的旅游经历让他率性洒脱，有感而发，佳作天成。对于后人而言，他更像是个仙人，连飘逸洒脱的李白也在其诗《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用“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来表达对谢灵运的崇敬之情。因此，谢灵运对旅游文学的影响可谓是无可替代。

　　唐宋时期更是将旅游文学发挥到极致。和魏晋南北朝不同，唐宋时期的旅游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山河大川。唐宋时期的田园风光，大漠孤烟，塞外风雪，友人离别，悲古伤今都可以以旅游的方式，触发内心的强烈感怀而成为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因此这一时期各领域名家辈出：边塞诗人高适、王昌龄；山水诗人孟浩然、王维；精通各种风格的大家李白，杜甫。在那个“各领风骚”的文学繁盛时期，硬要说谁更胜一筹似乎有些困难，但换个角度看，一个人旅游的广度可以反映文学造诣的深浅。没有经历，何谈佳作？

　　时至明清，我国又出现了一批游学文人。其中最为耀眼的当属大旅行家“徐霞客”，他是我国第一个以旅游为生平事业的文人，可以说他是我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文人。他一生度过了55个春秋，22岁起离别家人，此后30多年间游历华东、中原、西南等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他将整个生命都献给了旅游事业。《徐霞客游记》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该书打破前代重辞藻轻数理的传统，以科学严谨的姿态置身游记写作中。书中文采优美，妙句佳篇俯仰皆是，不仅是地理学上的经典，也是游记文学的经典。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旅游和文化之间的结合依然存在。此次以“旅游”为主题的香港书展就是很好的体现：无论是也斯眼中的“旅游是一种自我教育”还是吴瑞卿认为的“山水带我走进文学”无不说明了如今这个时代旅游和文学的关系依然紧密。

　　“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南朝沈约这句诗道出了旅游和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旅游是文学作品大量涌现的基础，同时旅游文学的渲染使得旅游景观的文化品位和观赏价值得到了提升。像李白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让黄鹤楼名气大长，也使黄鹤楼送别成为风尚。因此，自古文人与名山名水大有惺惺相惜之意。从古至今，旅游都是陶冶性情，提升精神境界的不二之选。

　　也许此刻的你是穿梭于喧嚣城市疲惫谋生的上班族；是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是读书万卷，却不辨菽麦的校园学子。无论你是谁，没有一颗心是不向往着自由的。何不效仿古人，来一场洒脱而有诗意的旅行。我们即使不能行九州五岳，也可怀着“竹杖芒鞋轻胜马”的豁达来一场短途旅行。在旅行中放飞自我，给心灵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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