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丨新闻史志的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研究——以肖鸣锵编修重庆新闻史志为例

　　新闻史志是新闻史和新闻志的总称，通过记录新闻行业的发展变迁，了解新闻事业的演进轨迹，传承新闻精神，推动新闻事业持续发展。全民族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统帅部所在地。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使命使其新闻史志的编修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在《重庆市志·报业志》编撰委员会及市委宣传部领导下，受重庆日报社委派，由文履平、肖鸣锵等组成的编修团队，整理、保存了诸多重庆地方新闻业的原始资料，并最终完成《重庆市志·报业志》等重庆新闻史志系列作品。中国新闻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评价说：“一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新闻事业史，顶得上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事业史。”

　　地方新闻史志的编修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对编修者要求极高。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突出新闻事业的特点和亮点；既要在历史记忆中重现历史事实，又要在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忆的基础上突出历史心性。“历史心性”指某一社会中人们理解、记忆与叙述历史的一种文化概念，在此文化概念下，人们循一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忆构成历史心性的基础，历史心性具有一定的能动性，能反作用于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忆。细读重庆新闻史志，肖鸣锵的个人经历在作品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记，家国情怀、革命浪漫主义等主旋律语境在史志中极为突出，形成其编修新闻史志独特的历史心性。

　　本文根据肖鸣锵参与编修的《重庆市志·报业志》《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等重庆地方新闻史志工作成果，独著的《重庆新闻与掌故》《鸿影七十春——萧鸣锵1930-2000》和《报史钩沉》专栏等联合文本，加之一系列肖鸣锵的同事、同行甚至重要关系人留下来的与之相互印证的“解释性伴随文本”，通过文本细读，探讨其对复杂历史事实的处理轨迹及对资料性和理论性统一的路径，从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关系话语背后，找出编修新闻史志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战略意义。

　　一、心中宝藏：基于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的编修基础

　　肖鸣锵成为重庆新闻史志主要编修者之一，有其历史必然性。从重庆日报社原社长袁明阮对肖鸣锵《重庆新闻与掌故》一书的评价可管窥：“这些作品体现了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的人生价值，也显示了你锐敏的眼光、广阔的视野，以及在政治思想修养、文学修养、知识积累、写作能力、组织活动能力这些方面相当厚实的功底，在这些功底上施展出你的才华。这是你生在革命家庭，从小受到革命思想教育和熏陶，以及几十年不断学习、实践、打拼结下的硕果，是长期新闻生涯一个很好的总结……”

　　（一）“以笔述史”，“她在”新闻一线

　　肖鸣锵的人生经历构成其在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忆方面的储备。肖鸣锵（1930-2024），曾用名“萧鸣锵”，出身革命家庭，其父萧华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长期奋战在教育和文化战线一线，对重庆新闻界情况熟悉。肖鸣锵从小受革命思想的教育和熏陶，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工作。17岁成为四川地下党学生运动报刊《学生报》通讯员，并担任《每周时报》副刊《中学生》编辑；25岁离开城市到偏远地区凉山筹办《凉山报》，一干就是20多年；48岁时调回《重庆日报》，先后在科教部、《星期天》增刊组、文体部工作直至退休；退休后，会同张天授、文履平等老同志存史修志。

　　在70多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肖鸣锵见证了近代重庆发生的诸多大事。她亲身经历解放军入城部队与四川地下党举行的会师大会，其签名的“会师旗”上有贺龙、王维舟、李井泉等205个签名，现已成为四川省档案馆镇馆之宝。她采访了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在《巴金选集（十卷本）》推出之际采访过巴金，采访过饰演“张露萍”的演员洪学敏等。她还采访过很多普通人物，如盲人医生、铁路乘警、修脚工等。此外，肖鸣锵也采访了许多新闻界人物：方汉奇、甘惜分、宁树藩等，以及《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范荣康、《人民政协报》原副总编辑张西洛、《新蜀报》陈凤兮等。1994年，国际记者爱泼斯坦因公到渝。肖鸣锵为校审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工作过的外国记者名单，特意去采访了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爱泼斯坦。

　　（二）“以物述史”，“她寻”新闻一线

　　为编好史志，肖鸣锵和编修团队不放过任何搜集一手资料的机会。团队成员跑遍川渝地区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甚至包括公安部门的敌伪档案室，翻阅各地方县志，还到多个历史遗址遗迹实地考证。为介绍抗战时期来渝新闻院校和团体，团队成员在夏坝的复旦新闻系旧址、巴南的中央政治学校旧址、璧山的国立社会学院新闻系旧址，中营街58号、骡马店街、张家花园、猫儿石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旧址等地留下脚印；团队成员还走访了张秀熟等老报人，记录下采访日记和录音，在某种程度上抢救了重庆百年新闻部分史料。团队成员搜集了大量与重庆新闻业相关的实物资料，包括手稿、家书、照片、画报、电报、日记、锦旗等。

　　此外，肖鸣锵先后三批向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捐献10件革命文物：1950年萧华清《自传》手稿、1949年萧华清《走向光明》手稿、1955年萧华清《家书（警句24条）》手稿、1926年5月萧华清与陈觉人在重庆中法学校任教时的结婚照等、1959年萧华清写的《有关辛亥革命的点滴回忆》手稿、1943年苏联塔斯社诺米洛茨基送给宣谛之的《斯大林格勒》等。这些革命文物成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在重庆活动的重要史料。

　　肖鸣锵的个人记忆、革命记忆和城市记忆构成了编志的历史记忆，革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构成了编志的历史心性沉淀，其共同构成了肖鸣锵和编修团队书写重庆新闻史志的功底，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不忘初心的本真体现”。

　　二、三重求真：基于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处理

　　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之间存在着复杂、多维、动态的互动关系，其复杂程度要求修史者必须谨慎处理史料。正如方汉奇与肖鸣锵谈话时所言：“我们在党领导下编写新闻史，写的是新闻界的正史。应该按中央的决议和中央定的基调来写，决不能和中央唱反调。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一时难下结论的不妨搁一搁，作冷处理。下笔应慎重，不说不符合事实的话，不说没有把握的话。有的真相还不完全清楚，可以采取回避的办法，只摆已知的事实，不作结论。歪曲事实，削足适履的事情决不能干。有时还需要运用一点模糊语言，弄不大清楚的人和事，不妨先模糊一下，等弄清楚以后再说，这样就比较主动。重庆是国共二次合作时期的政治中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况复杂。当年新华日报与国民党新闻检查作斗争，可是来新华日报进行检查的国民党新闻检查官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写史不谨慎就可能把这些同志划到敌人一边了。”

　　因全民族抗战时期重庆新闻界的报刊属性复杂，肖鸣锵和编修团队书写重庆新闻史志时，既要看它是什么政党、派别所办，还要看编辑、主笔、总编辑等是哪些人。“有的报纸一二版是反动的，可能三版和副刊是进步的，其他版是中间的，有的报纸版面上一个局部表现进步，另一个局部则很顽固”，但基于抗战需要，不同政治倾向的报纸会放下私怨，相互合作，也增加了修史的复杂性。例如，1939年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10家报纸共同推出《重庆各报联合版》。“重庆的新闻界，在各种悲壮的经历中，更谋加紧我们的组织，展开我们奋斗 的阵容，联合版是这种精神的一个表现。”因为抗战时期重庆新闻业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复杂情况，修史时“把同志划到敌人一边”的风险就很大，在甄别“红皮灰心”和“灰皮红心”时“下笔慎重”至关重要。肖鸣锵很好地处理了这一复杂性问题，其立足革命者、新闻人和修史者三重身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寻求真理、真相和真实。

　　作为革命者，肖鸣锵始终面向未来，追求真理。她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新闻观，站在历史的前沿看待历史事件。在编修重庆新闻史志时，肖鸣锵面对大是大非问题，立场鲜明、表达清晰。她清晰地看到重庆新闻界在抗战初期一致抗战的总倾向，也看到国民党报纸在抗战中后期站在进步报刊对立面的事实，更看到《新华日报》在重庆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难历程。此外，在评价《中央日报》上，肖鸣锵对其为国民党政府托辞解释的“特殊使命”极尽嘲讽，对其报道皆是“大政方针”而鲜有沦陷区和大后方普通民众生活进行无情鞭挞；而在评价《中央日报》历任社长时，客观分析历任社长的不同办报特点，对该报和《新华日报》的“双向交流”一事给予赞赏。

　　作为新闻人，肖鸣锵始终立足当下，寻找真相。肖鸣锵及编修团队在处理史料、追踪历史线索时展现出专业的调查求真能力。1989年，肖鸣锵偶然得到一些大革命时期的资料，资料中记载的《四川日报》是“莲花池党部派牟炼先协同主办”的信息引起她的注意。因父亲萧华清在莲花池省党部参与了中共对刘湘的统战工作，她得知牟炼先在解放初期因“反革命罪”被镇压，这与资料所载信息不符。肖鸣锵一路调查下去，发现给牟炼先定罪的历史材料严重不齐。她辗转重庆工商联、泸州某监狱等地，掌握了牟炼先其实是革命者身份的足够资料，写成《〈四川日报〉剖析》一文发表在《重庆报史资料》上，不仅为牟炼先平反，更为《四川日报》正名。在该文中，肖鸣锵通过史实批驳了当年给牟定罪的“曾任伪新蜀报、伪四川日报总编辑”“积极进行反革命政治活动”等言论，并在《报业志》中负责任地写下：牟炼先“承担了党交予的一切宣传任务，把《四川日报》办成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合作的机关报”。作为新闻人，肖鸣锵始终走在追求事实真相的路上，其“用事实说话”的风格，亦表现在重庆新闻史志编修过程中。

　　作为修史者，肖鸣锵始终尊重历史，书写真实。方汉奇“宜粗不宜细”等告诫让肖鸣锵及编修团队始终以史家的客观态度书写和评价历史事件。在“粗”和“细”的把握上，他们坚持史家“直笔”精神，力求写清楚来龙去脉。一方面，该“细”时尽量详细。例如，在编修全民族抗战时期重庆各报对皖南事变的报道时，详述来龙去脉。该消息最先由《新华日报》报道，《中央日报》《扫荡报》的报道对共产党极尽污蔑诋毁。之后，民营报纸如《新蜀报》表明“不能像《新华日报》那样拒绝刊登中央社的消息，但又不愿意违心地报道与事实不符的消息，于是以《新四军全部解散——叶挺被擒交军法审判，项英在逃正严缉归案》为题转发中央社消息”，在标题上不用前半句“抗命叛变”，只用后半句“新四军全部解散”，“这个与其他报纸不同的标题会使有心人思忖，为什么《新蜀报》只登了‘新四军全部解散’，它解散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重庆新闻史志中详尽的细节描写，让整件事情的脉络与复杂的斗争清晰呈现。另一方面，该“粗”时绝不勉强。以《重庆市志·报业志》为例，重庆百年报业横跨近代、现代与当代三个时期，与新闻界有关的单位近千家，需要为588家报刊录入报社名称、负责人、地址、创办和停刊时间等基本信息。其中，通讯社还需对创刊词、发稿或立案时间等基本信息和特殊情况做备注。依据方汉奇“弄不大清楚的人和事，不妨先模糊一下”的策略，肖鸣锵及编修团队在编写《重庆市志·报业志》时，对不太清楚的地方该“粗”则“粗”，在文本上多处“留白”。

　　三、雅声正气：基于历史记忆的历史心性特点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肖鸣锵参与编修的重庆新闻史志不仅尊重历史事实，也具有历史心性特征。“锵锵雅声抒正气”道出肖鸣锵的历史心性特点：“雅声”是书写形式，构成其行文风格；“正气”是书写内容，构成其道德修养，而其“心性之学”的修养最终落在“治平之学”的实践上。

　　（一）红色记忆与革命浪漫主义

　　红色记忆作为红色基因在肖鸣锵身上根深蒂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萧华清于1938年1月经西安回到成都，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各种革命活动，9岁的肖鸣锵随父亲到成都协进中学读书。在她的记忆里，这一时期，“许多革命战友如杨伯恺等常常来我家聚会，这里简直成了‘民主之家’”。革命的种子在肖鸣锵心里生根发芽，并体现在其笔下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和对战争场景的描绘中。肖鸣锵笔下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界，在恶劣的条件下，依然具有冲天的斗志、战斗的韧性、革命的情谊等崇高而浪漫的情怀：“没有电源，马达不动，就在印刷机侧装上手柄，经理主任工友，一起上阵，把每天每日的报纸摇印出来；排字房里的电灯失明，就电器电石灯、煤油灯，把数以万计的字钉一个个组成讨伐法西斯的檄文，激励广大读者，向消灭敌人的征途奋勇进军。”

　　最能体现肖鸣锵“雅声抒正气”式文体的当属其对重庆各报发表的政论的编修。政论是当时揭露黑暗、抨击时弊最锋利的匕首。例如，《大公报》社评《晁错与马谡》中“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杀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是大英断，是大必要！”，笔头直指孔祥熙与何应钦，《为国家求饶》中向大发国难财者三呼“请你们饶了国家！”；郭沫若的社论《甲申三百年祭》对“与抗战无关”论的犀利攻击；萧楚女、漆南薰等报人系列反帝反封政论；《新华日报》“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系列社论；皖南事变时周恩来署名的13篇社论等。这些政论、社论在重庆新闻史志中都占有大量篇幅。肖鸣锵的这种编修风格还延伸到对评论员文章等内容的编修上。

　　（二）地域记忆和家国情怀

　　重庆这一区域内的新闻事业，在地域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政治经济生态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地理优势、传播特色、媒介形态和特殊功能。重庆新闻史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地名有歌乐山（革命故事发生地）、化龙桥（新闻印刷厂集中地）、李子坝（战时新闻检查局所在地）、曾家岩（新闻邮电检查所所在地）、较场口（大轰炸惨案发生地）等。其他高频地名还有望龙门洪学巷、白象街、回水沟、来龙巷、王忠祠、大阳沟、九尺坎、猫儿石、滴水岩、长安寺、民生路、临江门等。

　　一切景语皆情语，重庆新闻史志中，肖鸣锵对重庆地域细节的书写，表现了她对这片土地的热爱。黄桷树又称黄葛树，是重庆市市树，生命力顽强，在肖鸣锵笔下，经常被隐喻为重庆人民的性格和精神风貌；下半城，是重庆的“母城”，全民族抗战时期既是报刊集中地，又是革命发生的背景地；嘉陵江，是当时重庆与外界连接的主要通道，也是众多历史变迁的见证者。肖鸣锵编修重庆新闻史志一方面写地域景物和景语，另一方面也细写地方人物和人语。在重庆独特的地势地貌下，记者采写新闻需上坡下坎，远郊采访得徒步往来，因此，记者实打实地被称为“跑新闻”；由于“烧夷弹”的威胁，编辑部和印刷厂因为“防空关系”，白天在防空洞里躲轰炸，晚上一齐在油灯下编报发稿；肖鸣锵在凉山工作期间，其个人作品则充满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民族记忆，《展翅飞翔的红毛妈姑区》写凉山的山乡巨变，《访翻身奴隶翁姑拉洛的家》写奴隶“把家当”的喜气洋洋。

　　家国情怀是深刻在肖鸣锵的精神家园基因里。父亲萧华清给她的“红色家书”（《家书（警句24条）》），第一条不言家，先说国：“一个人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创造幸福，并把社会向前推进。”这封家书教导女儿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结合，用行动为人民作贡献。肖鸣锵牢记父亲教诲，在编修重庆新闻史志时，其家国情怀体现在对一份份与个人命运、重庆发展及国家前途休戚相关的新闻史料整理中。

　　（三）时代记忆与历史使命感

　　从本地新闻兴起，到报业分工细化，再到融媒体时代，重庆新闻业前进的每一次脉动，都在肖鸣锵笔尖被准确把握，并被媒介化为集体记忆。

　　肖鸣锵对其个人亲历的时代记忆描绘得鲜活而精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闻界对学生记者、工人和农民通讯员培养的重视，派往西南各省区的地方记者把建立各省区通讯网和组织群众写稿作为首要任务；对三峡工程、重庆直辖等大事件的报道，至今读来如同直播。作为女性，她还关注来渝的女性记者：从新蜀报社率先聘用张志渊女士为访员，到“不应该被重庆人民遗忘”的“新闻明星”陈凤兮等。肖鸣锵还对“群众办报”路线进行了追忆：从《新华日报》“每个读者都是本报记者”的《读者信箱》专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日报》“通联组”的坚持党的办报方针。

　　肖鸣锵还特别关注国际新闻界的新技术、新业务、新传播方式以及重庆和世界的交互传播。肖鸣锵及编修团队在志中专辟一章《外国记者和外国通讯社》，与《抗战时期的重庆报业》并列。一方面，对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国外派驻中国记者进行追忆，详述海通社艾格纳与《新蜀报》周钦岳的私人友谊、宣谛之所写社论《德国必败！苏联必胜！》受到塔斯社诺米洛茨基的专门感谢等故事；另一方面，介绍英国路透社、苏联塔斯社、法国法新社等在重庆的新闻工作，对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新闻处的架构和工作职能进行比较等，还介绍了中国国际通讯社的情况。肖鸣锵在编修重庆新闻史志时，学习国际先进做法，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国际正面舆论，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感不言而喻。

　　四、结语

　　地方新闻志是重要的地方文献，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重庆市志·报业志》是在市委宣传部领导下开展的大规模新闻史料搜集活动，以国家立场来筛选重要的且值得记忆的历史事件。肖鸣锵及编修团队基于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忆，在“三重求真”方法论下，科学应对修志的复杂性，真实再现了重庆新闻业百年发展历程。作为党和人民的记者，肖鸣锵在编修史志时能在复杂的历史事实和记忆中看清方向，觅得真实、真相和真理；其长期革命报刊生涯中的红色记忆、空间记忆和时代记忆，形成了她革命浪漫主义、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感等心性特点。重庆地方新闻史上的重要时刻都被安排进国家历史事件序列中，超越了新闻传播的“地方性”，进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新闻传播网络，传递出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声音。因此，重庆新闻史志写的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史志，在“存史”和“资政”基础上，通过百年新闻故事的讲述发挥“育人”功能，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革命血脉。

　　值班编辑 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