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官正回忆在武汉的18个年头：我不参加“文革”

（楚天都市报）

　　图为：在夫人张锦裳的建议下，从未学过美术的吴官正今年年初研习了铅笔画，《闲来笔潭》一书收录了他的几十幅作品。 人民出版社供图

　　吴官正同志在《闲来笔潭》一书中说：“在武汉的18年半，是我踏入社会的起步阶段，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一程。我在那里做了点儿事，得到过帮助，得到过认可，感受到了善良，也经历过艰难。我十分感谢武汉人民给予我的一切!”

　　我不参加“文革”活动，一心搞调查、看书

　　1968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工作，到1986年调任江西省长，在武汉前后18年半，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亲历了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四十多年过去了，经历的许多事情逐渐淡忘，回想起来，脑中浮现的只是一些星星点点的记忆。

　　1968年4月下旬，我到葛店化工厂报到，被分到维修车间仪表组，这个组一共才十几个人。厂里仪表很落后，没有自动控制系统。当时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厂里乱哄哄的。我不参加“文革”活动，一心搞调查、看书。心想，生产总要恢复，仪表和自动化装置必不可少，今后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我在锅炉车间，看到操作工24小时眼睛盯着水位计，手不停地动给水阀，就想搞一套水位控制系统，既可以省掉操作工，又可以确保锅炉的安全。这样，我就开始自学DDZ-1型自动化装置，并设计测量及控制系统。经过几个月的设计、安装、调试，终于成功了，受到工人和厂领导的好评。以后几年，在生产过程测量和控制方面，与同志们一起解决了十几个技术上的难题，得到了当时化工部的肯定，还在厂里开了现场会。在葛化，我由技术员干到车间主任、厂党委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分管技术的厂革委会副主任，共在这里工作了八年。其间，许多人从不同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些人成为我终生的朋友。

　　我家的门从不上锁，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

　　在市科委任副主任兼科协副主席时，我的月工资是72元，爱人是38元，一家七口靠这些工资过日子，还要接济一些老家的亲戚，手头拮据得很，酷热的夏天我们也从没买过一个西瓜吃。市科委行政处有个小张，看到我儿子穿着旧衣服，背着破书包上学，我长年穿着那几件褪了色的布衣，脚上穿解放鞋，十分感叹：“真没想到吴主任这么穷!”有年夏天，他给机关买西瓜，车过家门口，抱了两个给我的孩子们吃。看着孩子们高兴，我很感动，孩子们把西瓜吃了，剩下的西瓜皮，爱人用它做菜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全家总忘不了他这个情。

　　1983年3月，我当了市长，家里还是很穷。爱人当时在学校教书，总是下课回家时，到菜场去买便宜的菜。下午五点后去菜场，一角钱可以扒一堆，吃不完就用绳子挂在阳台上吹干做咸菜。我家的门从不上锁，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懒得防盗。

　　用现在年轻人时髦的话说，我们那时是货真价实的“月光族”。夫妻俩的工资几乎每月都花光，一般在月末买一次肉吃。为了节约，儿子读书的灯是15瓦的，因此小孩眼睛高度近视，想到这事至今仍感内疚。

　　当时，孩子们很想看电视，又没钱买，于是凑钱买零部件，自己动手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虽质量不好，图像声音不稳，但总算有了一件“像样”的家电。这台电视机至今还放在老家，也算是一件“古董”吧。

　　当市长后，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在路边早点摊上买三两热干面吃，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如此，所以有人背后叫我“热干面”、“三两”。我知道后笑一笑说：“热干面好，便宜，大众化，这个绰号不错。”

　　我的“遭遇”引发对窗口行业态度的大讨论

　　记得刚当市长不久，一大早我骑自行车查看完民众乐园场馆，返回政府机关途中，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没带雨具，便躲进街旁的一家药店避雨。没想到，店里的售货员见我其貌不扬，黑不溜秋，一副乡下人打扮，硬是把我从店里赶了出来。我没有分辩，走在雨中，一阵心痛：没有善良和宽容，武汉能成为一个开放型、国际型的大都市吗?后来，还有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地方遭遇过类似的“礼遇”。那段时间，外地来客对武汉的服务态度也颇有微词，我感到压力很大!武汉市的服务工作没抓好，我这个当市长的挨骂也活该。这也让我下决心整治“窗口”行业的服务态度。我把自己在武汉港十五码头的“遭遇”，通过媒体曝光，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由此展开了一场全市人民参与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各行各业服务态度的整改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改善了武汉市的形象。

　　武汉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如何增强企业活力，对武汉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搞好企业，关键是要有一大批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当时，我们通过改革选贤任能，不少多年经营不善的企业很快改变了面貌。1985年武汉市聘请格里希当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中央很重视。后来我又发现一个现象，武汉有的企业，因领导去得多，作的指示也多，企业无所适从，经营一塌糊涂。而有的企业没领导去，却发展得很好。我知道后说：“领导到企业去，讲的话或作的指示，企业领导听一听，不要太当真，作主的是你们自己。”

　　万里同志高兴地说“小吴，你不是滑头”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的城市人口就有近400万，居民吃菜问题是历任市长的心病。记得1983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他说：“要改革，不然武汉是活鱼变死鱼，死鱼变臭鱼。”我说：“不会的。”他说：“你很年轻，要真干!”我们痛下决心改革体制，放开市场，放开限价，让农民进城，激发菜农的积极性，允许并鼓励自留地的菜上市。同时允许外地的蔬菜进汉，加上“春秋两淡”我们积极组织外菜补充救市，政府再拿出部分资金平抑菜价，终于放活了市场，富裕了菜农，保障了供给。

　　1984年，万里同志到武汉来，我陪他到农贸市场视察。他看到活蹦乱跳的大鱼，十分高兴，说：“小吴，你不是滑头。”

　　两次帮著名杂技演员夏菊花把信转交给总理

　　我40年前在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时就认识夏菊花，她是著名的杂技演员，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不仅演技精湛，而且人品好，事业心强，为我国杂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离开武汉后，她要我帮过两次忙。2001年全国人代会期间，她找到我，说要在北京搞一个国际杂技大赛，需要600万元，她给朱镕基总理写了封信，要我帮她转交。我对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王忠禹同志说：“这是夏菊花的信，她名气很大，脸皮很薄，建议总理支持一下。”朱总理很快批了。后来，我听说这个大赛办得很成功。2008年，她又找到我，说希望在北京建一个国家马戏院，她给温家宝总理写了封信，又要我帮忙转交。我只好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夏菊花已七十多岁了，当了27年中国杂协主席，很想建一座国家马戏院。如能批最好，如不行，建议批得缓和一些，否则她会哭鼻子。”并请秘书小余把信送去。三天后，温总理批了，把她乐得不知说什么好。

　　(节选自吴官正著《闲来笔潭》，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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