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教授”钱亦石留下清白家风

　　（长江日报 记者蒋太旭） “胆要大，心要小；思想要坚定，耳目要聪明；态度要谦和，行动要机警。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可参加民族战争。”28日，在湖北省文联大院里，53岁的钱道波向记者披露70多年前爷爷钱亦石写给叔叔钱远镜的亲笔训词手稿。当时钱远镜即将赴延安“抗大”学习。他们先后为抗战牺牲，这份遗训成为钱家后人珍藏的一笔精神财富。

　　爷爷是“红色教授”

　　叔叔在咸宁开辟根据地

　　钱道波的爷爷钱亦石为我党早期著名理论家、社会活动家，曾与董必武、恽代英等一起创办武汉中学，被誉为“红色教授”。抗战爆发后，他担任第八集团军服务队少将队长，率领30多位作家、艺术家奔赴抗日第一线进行慰问和宣传。因积劳成疾，他于1938年1月病逝。

　　钱道波的叔叔钱远镜1938年到老家咸宁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历任中共咸宁中心县委书记、中共鄂南特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1941年因叛徒出卖被日军杀害，牺牲时年仅22岁，尚未结婚。遗体被日军抛入长江。

　　父亲钱远铎1933年入党，1938年在郭沫若领导的“三厅”参加抗战救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化厅顾问等职。

　　姑姑钱韵玲于抗战烽火中，嫁给了曾在武汉指挥抗战歌曲《保卫大武汉》的音乐家冼星海。

　　父亲不肯走后门

　　教育我们“自己的路自己走”

　　钱道波没见过爷爷和叔叔，但她说，他们的精神财富滋养了自己成长。

　　上世纪80年代初，她高中毕业，正遇上由父亲主管过的省图书馆内招。她想让父亲出面打声招呼，父亲却说“自己的路自己走”，一口回绝。

　　钱道波只得进入省图书馆下属的一家“大集体”企业，做了一名装订工人。后来，她凭努力成为一名优秀打字员，上世纪作为人才被引进到省作协，今天担任省作协创联部主任一职。

　　家里其他兄弟姐妹在求学和工作上，也都有过相同的经历。“1996年父亲去世，我们悲痛万分，对父亲心里早已没有了任何责怪，只剩下爱和感恩之心。‘自己的路自己走’也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

　　钱道波动情地说，爷爷的遗训和父亲的教导都在告诫我们要清清白白做人，我们都做到了。

　　钱亦石：

　　我党早期著名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被称为“红色教授”

　　长子钱远铎：

　　1933年加入共产党

　　次子钱远镜：

　　在抗战中牺牲时年仅22岁

　　女儿钱韵玲：

　　音乐家冼星海夫人

　　立法设立烈士纪念日是“补课”

　　铭记血肉凝成的历史

　　帮助塑造现代国民

　　专家>>>

　　记者 李佳

　　国家为何要从立法高度设立烈士纪念日？它能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昨日，记者就此采访了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丁俊萍教授和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傅才武。

　　党史专家：历史是人民奋斗出来的

　　丁俊萍认为，我国法定的烈士纪念日，时刻提醒着民众：有血有肉的历史，不能忘记！

　　丁俊萍认为，设立烈士纪念日，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为民族独立、祖国富强、人民自由幸福而前仆后继的人民英雄的永远铭记。它提醒我们，今天所有的成就和发展，都是建立在前辈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基础上。

　　丁俊萍说，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纪念日越来越多，一方面提醒当代青年居安思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肃清历史虚无主义恶劣影响，“历史本来就是无数人在里面活动，特别是先烈奋斗其间，有血有肉，可歌可泣。事实证明，历史是人民奋斗出来的”。

　　同时，这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援。当下要培养社会主义价值观，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烈士纪念日弘扬烈士先驱的革命奋斗精神，是撑起这个价值体系的巨大精神支柱。

　　文化创新专家：培养民族崇高感

　　武大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傅才武告诉本报记者，他出生在革命老区，祖上也是红军烈士，对设立烈士纪念日深有感触。“设立烈士纪念日非常迫切，甚至可以说是‘补课’，这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走向常态化之后的应有之义，是塑造现代国民的重要形式”。

　　他说，我国是一个文化传统非常深厚的民族，这个纪念日的设立，让民众对家族的祭奠，上升为国家行为，化家为国，符合中国文化潮流，在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能促进建设新型文化的价值体系。

　　“美国有华盛顿纪念碑，法国有凯旋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纪念烈士的固定仪式。我国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如果再有烈士纪念日相配合，融入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符合意义。”傅才武说，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是人类文化中最崇高的意识，是一个国家的“贵族精神”，设立烈士纪念日是建设现代国家题中之义，有利于培养民族的崇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