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总工程师田长焯：写家书要地图让子孙不忘祖籍

　　田长焯在位于武汉的住所，一张世界地图、一个飞机模型诉说着他这些年来独特的人生经历 记者胡琴沁摄于9月17日　　

　　（长江日报）（记者林敏 通讯员裴高才）今年国庆节期间，86岁的田长焯从美国回武汉的家中小住了几天，同时也回到黄陂老家走走看看。田长焯是美国著名侨领、美国波音公司首任总工程师，他在波音公司工作34年，被称为波音的“活字典”。

　　1938年武汉沦陷，1939年11岁的田长焯跟随家人离汉赴沪。10年后，全家离开大陆到了台湾。直到35年后的1984年，他才再次踏上武汉的故土，从此，他几乎每年都要回汉小住。他说：“这里才是家乡。”

　　而在太平洋另一侧的日子里，田长焯则用书信与自己在汉的亲友们保持着联络。1991年，他在写给黄陂老家叔婶的信中，提到了弟弟田长霖就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职务的情景，也表达了对家乡的想念以及对乡亲的感激，信的背后展现了一位海外侨居多年的老科学工作者的拳拳之心。

　　美国历史上首位亚裔大学校长就职

　　田长霖用一口黄陂英语致辞

　　田长焯现在回想起弟弟田长霖就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时致辞的情景，还会忍不住发笑。田长霖虽是1990年7月开始担任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职务，但正式的就职典礼是安排在信中所说的1991年3月22日。

　　“典礼非常隆重，各界名流、华人企业家、中国政府都有人观礼。长霖致辞就是一口黄陂腔。”田长焯说，田长霖虽成长在台湾，后又到美国，但一直没有改掉黄陂乡音。“老外以为那就是中国英语的口音，我们家人当然听得出那是乡音。”

　　田长霖40岁当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亚裔大学校长。他任职后，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努力营造一个没有国界、没有地域、没有歧视的校园。以分数之前人人平等的入学方式，让不同种族的学生都能享受到大学雄厚的知识资产，他也使校园内第一次没有了绝对多数的族群。

　　田长焯田长霖攻下学位仅用一半时间

　　兄弟俩每顿只吃一块钱的快餐

　　田家第一个留学美国的是田长焯。当时26岁的他东拼西凑到2400美元，就离开了台湾去美国读硕士。两年后田长霖也去美国攻读博士。因为贫穷，他们只能尽快完成学业，田长焯一年读完硕士，田长霖两年读完博士。

　　因为英文较好又有文化，田长焯刚开始在美国打工并非从洗盘子开始，而是经同学介绍进了印第安纳州公路局，每月可领320美元工资。他还要每月寄给台湾家里100美元，自己每顿就吃一块钱的快餐。田长霖到美后，兄弟俩每月寄150美元回家。

　　“我们住的地方没有电视、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只是猛读书，除了读书就是干活。”田长焯说自己和弟弟都是急性子，实际上更重要的原因是快些念完可省下学费。当时在美国读完硕士一般需两年，博士是四年，兄弟俩攻下学位只花了其他人一半的时间。

　　“我跟教授讲我要一年毕业。教授说不可以，我叫他去翻规章。”田长焯笑着说，“规章上只写着修完36个学分可毕业，所以我就一年修完了。”

　　田家家风是自食其力

　　23个子孙20个是硕士博士

　　田长焯的父亲田永谦曾任汉口市(今武汉市)税捐稽征处处长，后任上海市财政局长。1949年，田家到了台湾后，田永谦仍任财政官员。“大多数人都以为当官就有钱，但我家不是。”田长焯说，“父亲当了一辈子财政官，家里却穷得叮当响。”父亲去世后，田母带着8个儿女搬离官邸，过着贫寒的生活。

　　当时香港杂志《新闻天地》得知田家的境况后，发文呼吁社会人士帮助田家。港台两地的民众纷纷筹资捐款。当要把救助金送到田母手上时，她拒绝了。

　　“母亲当时告诉媒体，社会上还有很多比田家更困难的人，我们不是最穷的，田家的子孙要自食其力。”说到这里，田长焯仍双眼泛红。“所以直到现在，田家的孩子都是靠自己努力。”

　　田家现在23个子孙中，有20个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田长焯的4个孩子，都是麻省理工、斯坦福、密歇根等名校毕业。田长焯常说：“爱孩子给他钱是害他，给他便利是害他。要让他自己去挣扎、去奋斗。”

　　一张黄陂地图挂在美国家中

　　告诉子孙后辈这里是故乡

　　田长焯写给叔婶的信中，几乎每封都会问武汉的状况，时常说回武汉住一段时间。在一封写于1987年11月的信中，他还提到想要一张黄陂地图。

　　后来，田长焯如愿收到了地图，并把地图挂在家里。“我要告诉子孙后辈，这里是我们的故乡。”他说，“只有知道我们从何处来，才能知道以后将往何处去。”

　　他仍清楚地记得1984年那次相隔45年后第一次回武汉时的情景。

　　1984年，中国航空工业部邀请他在杭州为同行业的专家讲课。他先到香港，再坐火车到广州，经上海去杭州。“讲完课后我就要求回武汉看看。他们问我要住哪儿，我也不知道地方，但印象中璇宫饭店是不错的，那就住璇宫吧。”

　　上世纪80年代的璇宫饭店已不是田长焯幼时离开时的景象。“家具摆设都是旧的，还有老鼠和蟑螂，我们吃的东西得挂起来，免得被老鼠啃了。”当时他眼里的武汉人，都穿着一身的蓝。

　　而现在武汉的变化让他很是欣喜。“修地铁和公路都是给百姓便利，城市除了‘硬体’，更需注重‘软体’。”他所说的“软体”，是城市更加有温度，青年人更加充满希望。“我们造城，也要造梦。让每个年轻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希望，这就是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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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件>>>

　　田长焯1991年写给

　　住在黄陂的叔婶的信

　　勋叔婶尊前：

　　侄等喜出望外，知道您老人家已完全复原，希望多保重。并知道为排坟事，辛苦您及大湾的乡亲，下次返回时当登门拜谢，请代我转达谢意。县侨办及政府对我们的照顾，甚感激。等我自印尼返美后当有信给傅主任。

　　三月廿二日是长霖就职大典，有数千人参加，中国大使也千里外赶来祝贺。四妹五弟自台湾来，大嫂自加拿大来，所以我们也热闹了几天。等照片来了我当寄一张给您。

　　明天我将去印度尼西亚，代表波音公司去审核他们的新飞机设计。回来过台湾上爷妈的坟，跟四姐、老五、王南山、涂光等见见。五月四日返美，我已有十三年没有返台了。

　　于此敬叩

　　金安

　　侄 卓上

　　4/18/91

责编：夏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