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文化名人云集江城 抗战文化筑就战胜日军精神基础

（长江日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1938年激荡在三镇上空最壮怀激烈的歌声，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歌。

　　毛磊说，“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战前还是一个口号和希望，通过武汉抗战已成为现实。他认为，武汉抗战时期，爱国牺牲、民主求实、自强自立、为人类奉献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已升华到新的高点——美国历史学者麦金农教授称之为“武汉精神”，充分说明“武汉抗战”时期已筑牢战胜日军的文化基础。

　　“到武汉去” 文化名人云集江城

　　《义勇军进行曲》本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在武汉成为最能代表民族声音的时代强音。1938年的武汉，不仅是实际上的战时首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中心，也是一座文化之都。

　　老武汉刘一曙曾在本报撰文回忆，1938年，他在武汉读书时，常在昙华林看到音乐家冼星海忙碌的身影。

　　1938年4月10日那天，夜幕降临，冼星海等人从昙华林驻地出发，主持了武汉火炬歌咏游行大会。几十万来自三镇的群众举着各式灯具，潮水般涌向黄鹤楼江边马路，高唱救亡歌曲。这条蜿蜒的“火龙”聚集在汉阳门码头。冼星海登上指挥台，两臂微曲，挥舞着指挥棍，一刹那，千万名群众高歌齐唱：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那一年，如果你在武汉，你不仅可以看到冼星海的身影，还可以看到当时全国几乎所有文化名人的身影。“到武汉去”，成为当时爱国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中最富感召力的一句流行语，成百上千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云集三镇，武汉成为全国新的文化中心。

　　据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汉抗战图志》一书记载，从1937年9月起，上海新学识杂志社的徐步、胡绳，光明副刊社的杨朔，七月文艺社的胡风、萧军、萧红等人先后抵汉。不久，文化名人何容、沈从文、丰子恺、郁达夫等人纷纷莅汉。

　　在上海成为“孤岛”后，文人艺术救亡团体也云集江城。至1937年底，各地先后转移到武汉的各种文化团体多达二三百个，各类文化人数以千计。

　　与此同时，武汉地区抗战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37年12月，有各类刊物30余种，到1938年3月则增至67种，至7月前后增加至百种以上。1937年底开始，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长江出版社等50多家出版机构先后迁汉，武汉成为全国新的出版中心，出版了数以百万计的抗战书刊。

　　引领全国抗日文化活动达到高潮

　　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国民政府恢复了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中的政治部，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专管文化宣传，担负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七七事变”后，郭沫若于1938年1月来到抗战中心武汉，出任第三厅厅长，三厅总计在2500人左右，从厅长郭沫若到科员几乎都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名流巨子，时称“名流内阁”。

　　面对日军步步进逼，以武汉为中心的大规模抗日救亡文化宣传活动如火如荼，歌咏、戏剧、电影、诗歌、游行等活动风起云涌。武汉保卫战开始后，第三厅组织的“献金运动”，空前激发了人们的抗战激情。

　　一个个抗敌文艺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37年12月31日，全国文艺界第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1938年1月，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全国歌咏协会相继成立；1938年3月27日，冯玉祥、邵力子、茅盾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随后、长沙、广州、成都等地相继组建分会。文协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以来，继“左联”之后的文艺界人士第一次空前广泛的大联合。

　　由此，全国的抗日文化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从城市到乡村，再到硝烟弥漫的战壕、兵营，都可以看到文化艺术工作者抗日救亡的身影。这一时期，武汉作为全民抗战中心，仅文艺工作者在此创作的抗战报告文学作品就数以千计，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郑律成的歌曲《保卫大武汉》等，脍炙人口，流传至今。

　　武汉抗战时期的文化抗战是武汉作为全民抗战中心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筑牢了战胜日军的文化基础，之后虽然大半个中国沦陷在日军铁蹄之下达8年之久，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和精神却愈挫愈勇，直至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取得最后胜利。

　　责编：陈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