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投资》作者戈登：牵头人组织能力比懂技术重要

    穿越大西洋铺设电缆,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个令人屏息的跨越，就像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一样。当时没人能想到，但菲尔德证明了其可能性。

    ——戈登  

    19世纪，工业革命蓬勃开展，人类发明了电报。但大西洋横亘在美洲和欧洲之间，两片大陆形同隔绝，最快的交流不超过船舶航速。

    打破隔绝局面的，是一个叫赛勒斯·菲尔德的美国人。赛勒斯出身富家，从洋行学徒做起，自己当了老板。机缘巧合，当他得知有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的机会时，果断开始行动。

    耗费近十年心血，历经多次“灭顶之灾”，他最终征服惊涛骇浪，于1866年成功铺设大西洋电缆，北美和欧洲的即时通讯再也没有超出过几小时。

    逝世后，赛勒斯·菲尔德的墓碑上写着：“由于他的勇气、精神和毅力/世界上才有了大西洋电报”。人们悼念说：“大西洋发出的每条消息都是他的挽歌。”

    美国经济史学家约翰·S·戈登写成《疯狂的投资：跨越大西洋电缆的商业传奇》（以下简称《疯狂的投资》）一书，品味菲尔德的传奇，咀嚼传奇背后的经验、胆识与智慧。近日，长江日报记者电邮采访了戈登。他表示，未来时代会涌现更多菲尔德式的壮举。

    成功来自屡次失败中做足了准备

    长江日报：19世纪中期，技术还比较落后，赛勒斯·菲尔德想铺设穿越大西洋的电缆，这一举动在当时是顺应时代还是过于超前？

    戈登：菲尔德家族当时是做纸张公司的，他在通信方面专业不是很对口，也没有相应的经验。他只是觉得跨海电缆会是一个好主意，这主意能将美国和欧洲联系更紧。他后来说过，如果他早知道做成这项工程会面临那么多困难，他绝不会开始。

    长江日报：我们现在知道，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往往集中表现在通讯、能源和交通三块。在19世纪，菲尔德对电缆铺设的执着，是否因为在那时他就意识到通信的重要性？据你分析，他出于什么原因坚持去做这项看起来很疯狂的投资？

    戈登：通信、能源和交通如此重要，是我们历经数次工业革命和技术变革得来的理性认识。可以想见，作为普通的商人、企业家，菲尔德肯定没有这么清晰的认识。他可能更依赖自己的直觉。他感觉电报技术非常重要，人们交流信息非常重要，而大西洋两岸信息隔绝、迟缓，这是人们所无法容忍的。

    他的直觉是对的，当时肯定有很多人有这种直觉，但是没有人像他那样愿意着手去做，因为大西洋太浩瀚了，太不可征服了，要打通它，连通它，想一想都觉得疯狂！

    之所以我们到今天仍然要说菲尔德所进行的是一项疯狂的投资，那是因为即使有技术撑腰——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一些近距离的海底电缆成功铺设，人们可以通过传送电报的方式来交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关技术条件已成熟，但要在浩瀚的大西洋海底铺设电缆，在当时看起来仍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长江日报：商人逐利，为什么菲尔德数次遭遇灭顶之灾般的失败、自身经济状况面临崩盘时都不收手，而是继续这一事业直到成功？

    戈登：很显然，他坚信最后他能获利，而且最后他也确实获利了。可能之前他有一种赌博心理，但是随着他对这项目投入得越深，他就越了解这个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及其美妙前景。正如路易·巴斯德的名言所说：“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他在屡次失败中做足了准备。

    长江日报：我们一般认为，疯狂到近乎不理性的行为，就是投机。你怎么看待“投资”与“投机”的差别？如何判断一个行为是伟大的壮举，还是愚蠢的疯狂？

    戈登：投资者通常会投资给一个在运营上有迹可循的公司，而投机者会去投资到全新的、未尝试过的点子上。要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想法或只是疯狂的冲动，取决于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当然大部分都失败了。

    项目要成功投资人和组织者十分重要

    长江日报：菲尔德不太懂科技，怎么反而将一个科技项目做成功了？这是很偶然的吗？

    戈登：在这项工程里，菲尔德行使的主要是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监督能力，具体的技术有专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现代社会，一个工程项目要取得成功，出资人、组织者是十分很重要的，这些角色并不一定要懂具体技术。这是现代社会的科学分工。

    菲尔德后来也说了，如果一开始就知道会面临的困难和需要的科技含量，他就不会开始这项工程。但是在我看来，他的成功仍然绝不是偶然的。他有成功的信心，在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失败挫折后，仍然坚持继续这项工作。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信念加上对成功坚定的决心，通常就是通往成功的方程式。

    长江日报：与菲尔德相反，今天许多最成功的企业家恰恰是科研人员出身。如何评价这一奇特的变化？企业家与科学家如何平衡才能克服局限、发挥最大效益？

    戈登：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更科学化的时代，现在科学知识在受教育的人中普及更广泛。但实际上企业家和科学家已经合作很长一段时间了。菲尔德就和萨缪尔·芬利·布里斯·摩尔斯，还有19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威廉·汤姆森合作过。产业家乔治·比塞尔曾去拜访美国最伟大化学家之一的本杰明·西利曼，向他请教光源是否能从石油获得。西利曼很快发现他可以从石油中提取煤油，于是石油产业就诞生了。西利曼还在比塞尔成立的公司买了200股。

    长江日报：“企业家”这个名词1852年进入英语词典，是因为菲尔德吗？“企业家”承担着什么责任？为什么你将这一理念称为其年代最大的发明？

    戈登：菲尔德开始做电缆和“企业家”这个词进入英语是一个巧合。这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因为它是一个令人屏息的跨越，就像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一样。当时没人能想到，但菲尔德证明了其可能性。

    长江日报：与菲尔德的年代相比，今天我们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是变强了还是更弱了？该保持这种冒险精神吗？

    戈登：它当然没有消退。得益于微处理器和科技带来的创新成本降低，今天有如此多的机遇。其实人类天生就是进取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没有继续住山洞的原因。

    微处理器几乎将所有科技领域卷入革新洪流

    长江日报：当年菲尔德铺设的电缆，现在还在使用吗？

    戈登：我估计到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电缆已经停止使用了。很可惜确实被淘汰了。从第一条长距离电缆的设想被证实后，同类产品就雨后春笋般跟上步伐，紧接着整个世界都被电缆连接在了一起，并把世界不断变小。

    长江日报：在菲尔德之后直至今天，你有没有看到可与他架设跨大西洋电缆工程相提并论的事业，请举一例并评价其意义。

    戈登：有很多。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很大程度上缩短了水运时间。电话和无线电、广播、电视、曼哈顿工程等，特别是还有微处理器——蒸汽机之后最基础性的技术，这些都把世界变得更小。

    长江日报：现在或不久的将来，哪些领域最可能再发生类似菲尔德那样的大手笔？

    戈登：这个不好说。如科技使航天飞机的成本大大降低，可回收使用火箭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在这个领域正在取得伟大的进步。

    长江日报：与19世纪相比，今天我们几乎已经不用再忍受时间的巨大延迟。你觉得人们还有没有巨大动力去提速、去进行巨大创新？你期盼在哪些领域看到这样的创新？

    戈登：微处理器几乎已经在所有科技领域释放出革新的洪流。微处理器与人类不断超越的动力相结合，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