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传递文字无法表达的意境

　　太多的一往无前，太多的后怕，一些新闻现场有朋友帮着拍了照片，但大多数只能在翻阅老照片时回想起当时的种种。

　　又到记者节，需选一张照片，那我还是希望用这张2009年国庆阅兵时绽放着笑容的照片，见证我的3年自由摄影师、10年记者生涯。

　　上大学前，我的理想是学医，拿刀蕴含着一种神圣的力量。直到今天，我依然这样看。

　　但我最终没能到同济，19岁来到了华中师范大学，所读的教育技术学专业包含了一门学科——摄影。它为我打开了一扇窗，给了我从镜头看世界的舞台。“拿刀是一种职责，忠实的影像记录者也是一种职责”。

　　大学的时候，我在暗房里一待就是16个小时，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关门。配药水、洗照片，虽然在黑黑的房子里一个人待一天，重复地做着一件事情，但是一个人静下心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很舒服。喜欢上一个东西，我就会痴迷进去。

　　每当影像从药水里慢慢显现，我都会很兴奋。当时没有钱，只有拍黑白的照片，现在我仍然喜欢拍一些黑白的照片，那才是记录生活最美好的方式。

　　如今拍照片的人越来越多，微信、微博、网络上，大家都可以看到有很多照片，包括突发现场。很多摄影记者感叹已经拍不过普通的爱好者，饭碗被抢了，前途很渺茫。我觉得恰恰相反。越是摄影器材普及，越是摄影普及，其实越需要专业的摄影记者。

　　为什么?

　　因为在影像泛滥、器材普及的年代，只有你把摄影做得更专业、更个性化、更与众不同，你才能够跟普通人不一样。

　　眼下的传播价值，不是说仅仅报道事实本身。影像有自身特点，它有构图，它能够非常高度的概括一个事件，它甚至是带有象征性的一个表达。通过这个图片能够感受到这种事件给你带来的力量。需要我像工匠一样，很认真地去构图，很认真地去观察这个瞬间、观察这个人的情绪、观察场景、观察现场每个细节，我用一种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最好的影像呈现出来，来让这个事件更直观的、更有效的传递到观看者的心里面，而不只是眼睛。

　　一张照片的意境、氛围、复杂的情感，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用文字表达的，但是用一张照片就可以把氛围、意境传达给读者。这才是影像所真正传达的信息。

　　作为摄影记者，有时候是在重复地做很多事情。因此我给自己定下三个标准：拍的照片要跟我之前拍的不一样，跟今天去的同行拍的不一样，跟自己之前拍的题材也要不一样。说起来很简单，要做到非常难。但越是枯燥的事情，你把它拍得不同，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就会越深刻。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说：“21世纪的核心竞争力是态度与想象力。”保持我最好的想象力必须不忘初心，将自己的爱持续下去!像工匠一样要雕琢，真心对待摄影。通过近些年的蓄积期，沉淀后继续前进，我也一直在等待自己真正游刃有余进行拍摄的那一天。

　　周超

　　《老傩——最后的汉舞》

　　一组8幅照片被中央档案馆永久收藏

　　平顶山的“马街书会”，洛阳的“背阁”，鹤壁的“泥咕咕”，孝感的“踩高跷”……作为一名影像记录者，我一直在倾心寻找属于自己汉民族的形象，以及代表汉民族本质精神特征的影像。偶然从朋友口中听到江西南丰县还保留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面具图腾文化“傩”仪式，我才意识到，我找到了应该静心对话的对象。

　　在传统的华夏文明中，“傩”是历史久远并广泛流行于汉族人民中的具有强烈宗教和艺术色彩的社会文化现象。南丰县，这个偏僻的古村落以“傩”的形式固守着汉族最原始最本真的精神特质：果敢、坚韧、血性、秩序和尊严。历经近六百年，这不是少数民族的祭礼，也不是异域风情的表演，这是一个偏僻村落的汉族村居民沿承自己祖先传统的盛典，在逐魔祈福中，传达着对天、地、神的崇拜，对生命繁衍不息的愿望，体现着善恶因果，并以此维系着朴素的道德秩序。

　　而我只是一个好奇的浅尝辄止的记录者，打动我的，是浸润在这一民间祭祀活动中的强烈的生命意识，是那种借重超自然力的信仰崇拜表现出来的生命尊严。是的，我感受到了戴着面具的生命尊严。

　　新闻闪回：2011年2月20日，正月十六，江西省南丰县白舍镇上甘村，跳傩结束后，傩公傩婆和戴着喜羊羊、小超人面具的孩子们合影。

　　《惊恐与无奈》

　　中央档案馆永久收藏

　　新闻闪回：2008年5月14日，四川汶川县映秀镇，一家三口等待着救援飞机的到来。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严重破坏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地震。

　　12日地震，13日到达成都，14日驱车5小时，乘坐冲锋舟1个多小时，徒步5小时终于到达震中映秀，现场几乎没有记者。

　　前往震中的路，是怎样的一条路呀?脚下乱石横陈，随时都有崩塌的危险，头顶如悬危卵，随时都有坠落的可能。行人徒手钻爬尚且困难重重，我不仅身负一个大背包，还要不停拍摄。

　　在一片混乱和争抢之中，一家三口，女儿在地震中受了伤，父母搀扶着她要上飞机，但却被汹涌的人流一次次地挤出来，不，确切地说是甩出来。苦等一天仍无法登机的一家三口面对此情此景，只有惊恐与无奈。

　　“Be or not to be，this is a question。”(“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当时这些急着逃离自己家园的人们有几个人会想起《哈姆莱特》里的这句名言，但生与死的抉择，当时的确都很现实地摆在每个人的面前，也包括我的面前。所不同的，是人之求生的本能使他们选择了舍死求生——尽快离开震中;而记者这个职业则促使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死而生——尽快进入震中。

　　生和死在这里分野，也在这里交织，我从小到大对生死感悟从来没有此时此这么深刻，这么鲜明。

　　《断裂的人生》

　　新闻闪回：2010年1月6日，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发展经济学奠基人，97岁的张培刚多数时间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沉浸在回忆中，像一面旗帜供人膜拜。

　　2011年11月23日在武汉与世长辞享年98岁。

　　他是首个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的中国人。有人称之为“小诺贝尔奖”。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第一部以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专著。1952年，他被调离教学岗位，10年动乱中，他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78年才重返经济学界进行研究工作。

　　当刘易斯因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奖时，更早涉足这一领域的他，迟暮之年才被人们重新发现。

　　“张老，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您再也没能写出比《农业与工业化》更好的作品呢?”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凝固了片刻。张培刚显然完全听清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并不打算回答。他一动不动陷在沙发里，我以桌上的奖杯及倒映在桌面的影子作前景，轻轻按下快门，而这交错在一起的正反倒影，犹如张老的一生，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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