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回忆与保罗·安德鲁的三次会面

13日上午，法国《费加罗报》一条新闻令我为之悲痛——我于2002年在巴黎结识并三度相聚的法国著名设计大师、中国国家大剧院总设计师保罗·安德鲁，于10月11日在巴黎不幸病逝，享年80岁。

保罗·安德鲁在巴黎的家中    记者余熙 摄

我清晰地记得这位老朋友亲切的音容相貌，记得他讲话时喜爱时时挥舞长长两臂的特有动作，以及记得他家中色彩独到的陈设：几乎所有大型家具，还有他的衣着颜色，竟然全部只有黑白两色！

2002年9月，应保罗·安德鲁邀请，我来到他的家中做客，受到他及夫人的热情款待，并倾听了他畅谈设计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愉快感受。得知我要写作《约会巴黎》一书，保罗·安德鲁还立即为我的书题写贺辞。

2005年5月，我在北京的天坛公园出席“中法文化年闭幕式”时，再度与保罗·安德鲁和夫人亲切相见，他当时热情赞赏了我当时刚出版的三部法国主题新书《约会巴黎》《中法文化之约》和《法兰西的文化表情》，称每一本他都很喜欢。

2007年11月26日，保罗·安德鲁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和长江日报记者余熙第三次相逢    黄贤福 摄

2007年11月26日，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安排下，我以中国唯一地方媒体记者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访华的迎接仪式及会谈签约活动。在大会堂内第三次与随同萨科齐访华的保罗·安德鲁欣喜相会。记得安德鲁一见我时便显得有些激动，他甩动黑色大衣快步上前，握着我的手连声说：“老朋友，5年里我们能三次相会，这里都是你们的国家大剧院在神奇地牵线啊！”

下面是我于2002年撰写的采访保罗·安德鲁的文章，现略作编辑，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法国朋友。

保罗·安德鲁和天安门旁的“水晶蛋壳”

一

2004年年底，当代中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中国国家大剧院，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拔地而起。剧院那银白色的屋顶呈奇特的圆弧状，在环绕四周的盈盈绿水的衬托下，颇似“覆盖在水中的水晶蛋壳”。

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落成，使共和国的首都横空出世一部世纪建筑经典；同时它又历史性地将自己铸成中国建筑史上又一令人瞩目的纪念碑和里程碑。它的矗立，还将标志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理念，在迈向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所经历的一次意义重大的革命。

20世纪90年代末，保罗·安德鲁将目光敏锐地投向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他充满激情地设计出领中国风气之先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眼下他又在为上海的浦东设计位于浦东区政府旁的浦东音乐厅。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则是安德鲁与清华专家们联手合作为当代中国奉献出的最令人震撼的设计精品。

保罗·安德鲁指着家中壁炉上搁放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模型，向长江日报记者（镜中摄影者）诉说设计理念

2002年9月，笔者在安德鲁家白色的客厅里采访了他。身材瘦削、蓄有短少胡须的保罗·安德鲁，摸摸下巴上雪白的胡茬，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明晃晃的骄阳，室内是凉丝丝的秋意。窗子旁边的壁镜前，陈列着一尊精巧的、用玻璃制作的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模型。安德鲁用手指着它的“屋顶”安然一笑：“目前，在北京这一地处西长安街路南、紧邻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工地上 ，地下混凝土工程已经完工，穹形屋顶的钢结构骨架和‘蛋壳’也已安装完毕。2004年年底，整个剧院将投入使用。‘中法文化年’时，人们就可以在里面观看演出了。”

他介绍道：“这座建筑紧邻世界最具传统文化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城楼、以及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历史、文化、政治、权力等诸多意义浓缩于此，从而赋予了国家大剧院非同一般的意义。剧院的风格，应该愈现代愈好，这是它时代的精神！但它又不能侵犯和压倒周边建筑，而要更好的与周边建筑保持交流与对话。”

说到兴头上，安德鲁瘦长的两只手臂时高时低地四下飞舞，优美的弧线令人眼花缭乱，仿佛交响乐进入激越的快板阶段。

“我认为，风格的强烈对比，能够鲜明体现时代的进步。有种观点，认为古老紫禁城旁边的新建筑，仍应保持像天安门一样传统古典的风格。那么，你们熟悉的华裔设计师贝聿铭先生为古老的卢浮宫设计的玻璃金字塔，为什么会大受欢迎呢？”安德鲁不等回答，随即告诉我：“我当初是拥护贝聿铭先生设计方案的。”

安德鲁认为，当年贝聿铭先生顶住压力设计卢浮宫“金字塔”的经历，对今天自己在中国的设计也有借鉴意义：“贝聿铭先生当时面临的反对意见尽管很强烈，但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事实证明，他的这个设计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所以，面对反对意见，设计师应该有坚持的勇气！”

这位设计师在回顾自己的设计方案在中国一波三折的经历时，仍然感触良多：“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方案在中国引起争论是一件好事。我一向尊重不同意见，特别当争论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时候；比如像唐陔慈（音）先生这样的专家，尽管与我有分歧，但是我们仍合作得很好。”这位设计师两手一摊：“当然有反对意见，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就是生活！”

二

“水晶蛋壳”在艺术上的“多功能”，曾经是中国传统建筑界颇感疑虑的焦点之一。有些人认为，安德鲁的设计是个“花架子”，耗财而不实用。安德鲁对此作了详尽的说明。他认为，现在界定剧院的功能，如果还是仅仅局限在传统的“看戏”这唯一概念之上，就是大大落后于国际潮流了。

“我首先试图把剧院设计成一个戏剧的社区，而不仅仅只是大小3个剧场。它既能对观众开放，又可对所有的公众开放。所以我设计了观众和公众的不同通道。人们从地底走到平面再走到高台，既可尽情观赏周边湖面景观，又能够眺望紫禁城内的无穷秀色。我还设计了能够举办各种艺术展览和文化活动的空间，使这里在白天也有生气。通过这种设计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们来感受文化。”

国家大剧院

安德鲁接着说：“我的设计非常注重对照与平衡。‘蛋壳’这个简洁的结构，虽然与古典的周边建筑形成强烈对照，但仍然保持着一种对话的呼应效果。”

“一个形式简洁的‘蛋壳’，将所有的生命力笼罩其中；而这个‘蛋壳’又被悬浮在水面上。当人们走进歌剧院的时候，实际上是步入了一个‘梦幻世界’！人们可以抛弃尘世纷乱，进入童话般的世界之中。为了不让观众在进入的时候过于突兀，我又设计了一条长长的通道。观众步行其上，可以有空间和时间隔水远观自己心中的梦幻世界。”

“那么，您的设计在建筑理念上有哪些特色？”笔者问的这个问题，同样是曾经在中国引起强烈非议的担忧问题之一。

“中国国家大剧院要表达的，就是内在的活力，是一种在外部宁静笼罩下的内部生机。当人们把它称作‘蛋壳’的时候，我觉得正中下怀！正是如此：一个简单的‘蛋壳’，里面孕育着生命。而且，同一只真正的‘蛋’比起来，大剧院的外壳不是全封闭的，它展现了一种开放意识，就像一个已经被人敲破的、正准备打开的蛋一样。所以，我的设计灵魂是：外壳、生命和开放。”

安德鲁一口气道出他对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理念。

三

“在将设计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您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笔者想了解他在中国施展拳脚时的“掣肘”的感觉。

“其实，我在北京所遇到的困难，与我在世界其他地方所遇到的一样，也是需要加强沟通和理解。动工之初，合作双方都有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感觉。但是通过加强沟通，本着共同把工作搞好的出发点，这些问题最终都迎刃而解。”

“您能否介绍一下这座建筑的规模，和它所耗费的资金吗？”

“这只仿佛飘在水中的、最大跨度达212米的圆形穹顶的剧院，可一次容纳5500名观众。据说耗资约26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建筑队伍能够在施工质量上达到您的设计要求吗？”笔者问。

“我在设计时，就非常注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比如我无法进口石料，我就选用中国各地的不同产品。在施工形式上，中国也非常有特色：一方面是许多工程不是用机械而是用手工完成，尽管工人当中有些人的手工作业能力非常优秀；另一方面，施工队伍实际上拥有先进的现代施工技术和机械设备，但这些设备和技术并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这座建筑，就是在这两种状态下通过这种奇特的有机结合在完成着。这原本会按历史的先后阶段出现的两种不同形态，现在却同时一起出现在了中国的建筑工地上。这，大约就是体现着中国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的特色吧。

“因此，基于上述特色，我完全可以断言，这座建筑是中国式的!它首先植根于中国的大地；它在人力与机械并存使用的建设方式上也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它原本就是中国此时此刻实实在在的时代产物！”

“目前工程施工技术上的难度如何？”笔者问。

“整个‘蛋壳’由1万多块共达3万平方米的钛金属板和6000多平方米的玻璃板拼装而成。剧院外是碧波荡漾的水池。为了保证‘冬天水不冻、夏天不长草’，水底专门设计了一套抽取地下水的系统，始终将水温控制在0摄氏度以上。还有安全问题：剧院容纳观众加上演职人员最多可达7000人。一旦发生火灾等突发事件，为确保全体人员安全撤离，我们已将疏散通道按1.5万人设计。仅在地下3米至7米处，就有8至9个观众疏散通道。我们还在剧院与露天水池之间留有8米宽的环形消防通道，可容纳两辆消防车及时到达火险地点。”

“这么大的建筑在人民大会堂的旁边施工，并会抽取地下水，这是否会使人民大会堂出现地基沉降或下陷的问题？”笔者有些担心。

“不会。”安德鲁斩钉截铁地回答：“北京的工程技术人员想了许多办法。他们用混凝土从最高地下水位直到地下40米处，砌了一道地下围墙，它将地基围得严严实实。这样人民大会堂地基土壤层的地下水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人民大会堂将非常安全……”

伫立在巴黎这位设计大师家中的巨幅落地窗前，耳畔传来的安德鲁那低沉浑厚的絮絮话音，犹如一首低吟浅唱的进行曲。笔者仿佛瞥见了祖国的长安街上，那道正飘浮起来的独特靓丽的“水晶蛋壳”的风景线。

编辑：宗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