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钢的日本“总工”，83岁还想回“第二故乡”帮忙

　　龟山弘（右）主动拿出从武汉买回的武汉市交通旅游图与记者合影
　　2018年11月20日，日本大分市天气晴好，早上9时30分，记者抵达龟山弘的宅邸，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已提早站在门口等待。
　　他穿着长袖T恤和背心，金边眼镜后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看起来不像是83岁的老人。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写着简单的几个字：日中友之会——龟山弘，这是他目前唯一保留的社会职务。
　　这位出生在北海道、在新日铁公司干了一辈子的技术专家，38年前助武钢引进的“一米七轧机”成功投产，自那以后，武汉成为他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
　　中国炼钢“赶速度”的年代，他来到了武汉
　　上世纪70年代，中央要求中国炼钢“赶速度”，追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讲工业就看钢产量”的70年代，中国钢产量相当于美国1910年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60年。
　　武钢与新日铁签订了合约，引进“一米七轧机”，这条生产线代表了日本最先进水平。新日铁大分制铁所的龟山弘，带着“操业组”“设备整顿组”的50名同事，跨越重洋来到武汉。“几百吨的设备，从大分运到上海，再用船运到武汉。”
　　1981年，“一米七轧机”验收投产。1985年底，武钢已能生产“一米七轧机”设计中的全部钢种，钢铁年产量达到“双400”万吨水平。这些钢材的生产，改变了中国钢材过去依赖进口的局面。
　　龟山弘作为日方项目总工程师，负责技术指导，自始至终，为“一米七轧机”的建设尽心尽力。
　　在武钢的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
　　首要问题是语言障碍。武钢员工大多都是第一次学习使用自动控制，一名大分来的指导者，需要指导6到8名中国员工，而翻译大多是日语专业的大学生，能听懂日文，但对专业技术操作常摸不着头脑。龟山弘回忆：日方工程师拿着纸和笔，对着翻译边说边画，手舞足蹈。工程师之间有种默契，往往翻译还没懂，这边工程师已经心领神会了。
　　更让龟山弘困扰的，还有当时的国企陋习。说到这，他激动地从桌上拿过一张纸，一边写下九个字，一边用不甚熟练的中文对记者念了出来：“没关系，没办法，铁饭碗。”这是他从当时中国员工那听到最多的几句话。“我一开始不知道‘铁饭碗’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做好交代的事就好，就不会没饭吃——这就是‘铁饭碗’的意思。”当时有些中国工人，无论多要紧的工作，一到饭点就停下来去食堂吃饭；办任何事都要经各部门层层批示，效率低下……
　　1982年，结束武钢的指导任务两年后，龟山弘再访武钢，发现设备超乎想象的老朽，生产量提升慢，成品率低。“于是鼓起勇气，写了一份建议书。”这份“龟山报告”从管理意识、业务分担、奖金制度等六个方面毫不客气地指出武钢的种种问题。在那个虽然改革已经开始，但仍十分保守的年代，这么做要担很大的风险。
　　龟山弘至今还记得作报告时听众的表情。台下的百来号人，都是各钢铁所的一把手和总工。“他们脸上都是那种半信半疑的表情，好像觉得说，这个资历浅薄的年轻人凭什么这么说？”龟山弘没想到的是，时任武钢经理黄墨滨完全接受了他的建议。龟山弘至今保存着他的那份手写报告，工整的字迹如同钢印，整整写满了8页纸。
　　“为什么宁肯冒着风险也要这么做呢？”记者问。老先生笑了笑：从建设开始，这个项目就是靠大家的力量，一点一滴做起来的。在我们心中，这也是我们的工厂和事业，没有中日的区别，我们都希望它能越来越好。
　　八年武汉情，想念那里的人，想念四季美汤包
　　从“一米七轧机”引进之初到一点一点指导它完成安装调试，龟山弘在武汉待了8年。
　　“春天的时候去武汉大学看樱花，玩棒球，周末就去东湖钓鱼，从青山坐船去汉口吃汤包……在武汉的生活十分惬意。”
　　龟山弘把在武汉的生活描述成了一首散文诗，即使是那些艰苦的经历。住在青山招待所的他每天的早餐是粥和面包。“米饭与日本的不一样，松松的吃不惯，所以还指导过淘米和煮饭的方法。”每天7时半有专门的通勤车从宿舍发出，“那是中间像蛇腹一样连接的二连式公共汽车”，上坡时常因引擎动力不足熄火，乘客们不得不下车，推着公共汽车走。
　　龟山弘笑：“第一次的时候吓一跳，后来就习惯了，愉快地和大家一起推车。”
　　招待所没有电视，娱乐项目是每逢周五晚上打麻将。周末时，他喜欢从青山坐轮渡到汉口吃“四季美”汤包。每次下船，排队的乘客总是人山人海。“四季美”知道龟山弘是国外来的技术专家，对其格外照顾，不管如何拥挤，都会将他带到二楼，安排个好位子，端上热腾腾的汤包。
　　8年的异乡生活，没有让龟山弘感到寂寞想家。“武汉人非常友好，很感激他们。”
　　永远的“第二故乡”，多想再回去帮忙啊
　　1979年，大分市与武汉缔结友好城市，这是武汉第一个国际友城。
　　2009年，缔结友城30周年，大分市发起一个活动，组织160人包机去武汉观日全食，龟山弘由此重访武汉。这一年他74岁，距他第一次来武汉相隔34年，他已从壮年进入了古稀。
　　下飞机的第一眼感觉“做梦一般”。曾经手推熄火的公交车上班的记忆，被眼前高楼大厦间飞驰的小车景象代替。“变化翻天覆地啊，完全变成现代化都市了！”人们身上穿的藏蓝色“人民服”也见不到了。第一次到武汉时，他从北京到武昌坐了16个小时卧铺火车，当时武汉只有一座长江大桥，现在好多座大桥了。
　　龟山弘带夫人去了黄鹤楼、归元寺、武汉天地，最感幸福的是被武钢的老同事接回老地方，再次去了工厂和青山招待所。“那一次，龟山弘先生非常兴奋，一回大分来就不停地说武钢的现况，说当初他们做的‘第一块铁’竟然还能找到！”大分市企画部文化国际科的参事、同行观“日全食”的渡边裕美女士说。
　　记者问龟山弘，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武汉，他将如何总结？“‘第二故乡’！　永远忘不了。这是48年工薪生活中再无法体验的经历，新日铁大分的员工有很多至今都认为那是自己的工厂，可以的话还想回去帮忙，但是这个年龄非常遗憾……”
　　渡边裕美告诉记者，龟山弘退休后始终在亲力亲为中日友好的工作，尤其对中国留学生格外上心，不收取一分报酬为他们服务。近几年，他患上了癌症，却始终不愿放弃这份工作，每天十分忙碌。
　　武汉情缘
　　龟山弘家中：那珍藏的一个个武汉物件
　　记者见到龟山弘的那个星期：周三他将去当地一所小学，探望从中国转来的一个小女孩，由于日语不好，小女孩可能需要一些帮助。周末，他的家里常迎来中国各地的留学生，他们穿着和服、笑容灿烂的照片集满了一本相册。妻子龟山胜子忙着去借和服，做点心，龟山弘则会标注下每一位学生的故乡和简历。如果碰到武汉的留学生，会格外予以关照。
　　龟山弘买了一份新版武汉市交通旅游图，并用红、黄色水笔在上面做满了记号。他指给记者看：“我就住在这里。”
　　在龟山弘家的客厅里，随处都能看到来自武汉的物品：武钢同事赠送的一个刻有武钢厂址的铜牌，两个青花瓷茶杯、一对夜光酒杯，平常都摆在茶几上，他很少使用，但擦得锃亮。一位武汉船长送他的毛主席像章，一个北京天安门图案的领带夹，甚至印有武钢标志的一个购物袋，都被他珍藏起来。2009年再访武汉时，他没有特意通知谁，意外地被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武钢同事在报纸上看到了，联系上找到他，让龟山弘感到十分温暖。
　　龟山弘至今与武汉的同事、当年的大学生翻译保持着联系，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他每年都会写两三封信。他指着一张照片告诉记者：“这个女孩当年还是个大学生，现在已成为某外办的干部。”他还找出2008年10月28日《中国冶金报》登载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当年接纳了他大胆建议的黄墨滨，“当时，一个日本的专家特意来到中国政府，讲了这样的话”，文中的这段话被龟山弘划了出来，他告诉记者：“他（黄墨滨）没有点名，但我知道他说的是我。”龟山弘的脸上笑容洋溢。
　　最后，龟山弘拿着他珍藏的长江日报与记者合影，并用中文录了一段视频，他说：如今武钢已经可以生产很多高附加值的产品，祈祷武钢日新月异地发展，期望武汉的明天会更好。
　　记者手记
　　一位位大分市民：“我是武汉的朋友”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写道：有些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却找到一种类似家乡的感觉。日本大分市就给了我这样的感觉。第一次独自出国，来到这个地方，竟觉得十分放松和温暖。
　　大分市成为武汉市第一个国际友好城市，缘于这段“钢铁联姻”的经历。11月15日，在武汉召开的2018中国国际友城经贸合作大会上，大分市长佐藤树一郎说：“大分有48万市民，很多市民都知道武汉。”
　　11月20日，我来到大分市，证实此言非虚。在市中心繁华处，有“武汉之森”的标志牌。“武汉之森”在和平市民公园内，大门口牌匾上题着“高山流水”，与武汉古琴台上的字迹一模一样。知音亭的琉璃瓦是从武汉运来的，公园里的小树是由历年来访的武汉人种下的。在公园偶遇的市民，无论是忙碌的花匠，还是跑步的老人、遛猫的奶奶，听说我是从武汉来的记者，都热情地欢迎我并与我合照，说：“我是武汉的朋友。”
　　大分市企画部文化国际科参事渡边裕美女士告诉我：大分市有好几个友城，但武汉是交流最密切、市民心中认知度最高的友城。
　　这次在大分，我还采访了当过十年副市长的矶崎贤治先生，他曾14次到访武汉，“一半因公，一半因私”。2009年，他负责包机“友好之翼”来汉观日全食的组织工作。报名消息向社会公开，名额很快就满了。他将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自　己的夫人，“算是开了后门吧”。
　　“武汉与大分的交流一直很频繁。”矶崎贤治说，很多政府工作人员都在武汉留学过，武汉人会组团来学习环境保护、垃圾分类等经验，一位在武汉学过乒乓球的小学生，在日本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明年是两市缔结友好40周年，我希望明年有机会再去武汉，看看我的老朋友。”矶崎贤治说。（长江日报记者占思柳）
　　【编辑：叶子】
　　（作者：占思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