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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枪声中96位代表齐集,五大把政治纪律提高到全党义务层面

新闻中心 > 武汉

2019-07-24 06:03 来源: 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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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遗址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开会场景复原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场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长江日报融媒体讯(记者李芳)穿过武昌区繁华的解放路,有一条闹中取静、400多米长的小巷,它被当地人称为“红街”。都府堤20号——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就坐落于此。

  92年前,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留下了中共历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次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设立党内专门监督执纪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将严格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提高到全党义务层面……

  “中共五大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历史环节,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作为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大会,中共五大的一些创举影响至今。”7月9日,长江日报记者跟随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党史专家高万娥探访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穿过高大的院门,历史车轮的痕迹清晰可见。

  中共五大召开期间,一部分代表的合影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翻拍

  中共五大开幕式在风雨操场举行

  两张历史照片记录会议真实场景

  纪念馆院落不大,主要由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场、陈潭秋夫妇卧室和陈潭秋、伍修权上课教室四个复原陈列,以及《中共五大历史陈列》《陈潭秋在武汉》《安邦基石》三个基本陈列组成。

  高万娥介绍,中共五大会址是原国立武昌第一小学。学校是民国初年的中西合璧学宫式建筑,全部砖木结构,大门开在楼房中间,门内左侧是大操场,场边是风雨操场,这是遇到雨雪天气时,学生上体育课和做体操及其他运动的场所。中共五大开幕式,就在风雨操场举行。

  时隔92年,当观众走进这个会场,依然能通过鲜活的细节,真切感受到那段历史。

  2016年,武汉革命博物馆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征集到两张中共五大的历史照片,分别记录了中共五大开幕式和会议期间的真实场景。

  记者看到,这两张照片下方或背面用俄文标记了“1927年4-5月 中共五次代表大会”。第一张照片正中墙上,从上至下分别悬挂马克思、列宁、孙中山带木质边框的照片,左右两侧分别悬挂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党旗以及两行布标语,标语上可见“坚决的领导农民运动”“资产阶级叛逆后”“努力团结”等字样。主席台上有两排桌子,坐有9人,站立4人,台下坐着若干会议代表。

  第二张照片中,房顶为中国传统木梁、人字结构屋顶,木梁上挂满了彩旗和灯笼,四周墙面贴满标语和宣传画,后墙正中有一大幅宣传画和放着光芒的五角星。代表们面向主席台密密麻麻坐满了会场,窗边还有代表站立,他们神情庄重、聚精会神,服饰反映代表来自各个阶层,具有明显时代烙印。

  “中共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后召开的,可以说它是在血腥屠杀的枪声中筹备的非常会议。”高万娥说。

  出席此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等96人,这些被蒋介石通缉捉拿的共产党人肩负着挽救革命的重任,他们代表着全国57967名党员。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也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

  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在中共五大会场的合影,合影上有“最可纪念的一日,一九二七、四、二八,武昌第一小学”的落款和日期,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见证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翻拍

  选举产生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

  10名成员8人先后牺牲

  高万娥介绍,中共五大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次会议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并写入党章,第一次设立中央委员会并规定其职权,将原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名为中央委员会。第一次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纪委的前身)。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他们分别是:委员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张佐臣、蔡以忱、刘峻山、周振声;候补委员杨培生(又名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杨匏安任副主席。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初步创立,意义十分重大。

  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面对生死考验,10名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中8人先后牺牲,用生命诠释了对信仰的忠诚。

  “牺牲的8位成员,年纪最大者45岁,最小21岁。主席王荷波被叛徒出卖,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副主席杨匏安被捕后,面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引诱不为所动,甚至摔掉蒋介石的劝降电话,慷慨就义。萧石月当选候补委员仅19天,就牺牲在战场上。张佐臣是杨培生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同时被捕,一同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高万娥一席话,令现场观众动容。

  中国共产党的纪检监察队伍从一诞生就注定是一支铁打的队伍,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如此坚定?答案是坚守初心。

  2017年5月,反映中国共产党纪检先烈事迹的话剧《王荷波》在武汉各大剧院演出。演出中,王荷波革命生涯中的“罢工卧轨”“打响上海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第一炮”“领导北方第一次农民暴动”等多个片段,让这个并不为大众熟知的革命先辈渐渐走进了观众的心中。

  话剧《王荷波》的编剧、著名剧作家赵瑞泰说,王荷波是工人出身,更知晓工人的疾苦,才能在面临危险时大无畏地奉献,“用话剧表现王荷波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向革命先烈的致敬。在我看来,奔腾向前的中国,不能忘记这个人、这段情、这个故事,以及这类人、这类情、这类故事。我们要记住,当今美好的生活,是踩在那一片无数先烈用身躯和鲜血铺染的厚重土地垒筑起来的,珍惜现在的日子,更是为了开拓未来美好的生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中共五大代表多松年使用的皮箱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中共五大代表多松年使用的怀表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旧皮箱曾经装着中共五大文件

  22岁五大代表参会3个月后被捕牺牲

  由于历史原因,中共五大的相关历史资料很少。高万娥介绍,馆里曾先后派人赴北京、上海、南京、四川、内蒙古、浙江、江西等地区广泛征集,寻访了25位中共五大代表的后裔,包括瞿秋白的女儿、蔡和森的女儿、李立三的夫人及女儿等,还从俄罗斯远东档案馆征集到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共五大的指示及记录14份。目前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征集到的文物珍品有117件,历史资料800多份,还有一批图书资料,“每一件都来之不易,背后都有一段感人故事”。

  高万娥指着一口皮箱和一块怀表介绍,这是中共五大代表多松年的遗物,都是他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时用过的。

  当年,22岁的蒙古族青年多松年是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他作为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区的唯一代表出席了中共五大。5月中旬,多松年用这口皮箱带着中共五大的文件,秘密绕道上海、天津等地回张家口,向当地党组织传达中共五大的会议精神。为躲避国民党军警的搜查,多松年请与他同行的同学、战友勇夫(中共党员)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的身份拿着箱子,顺利通过了沿途卡哨盘查。

  同年8月,多松年在张家口一下火车就被特务盯上,他迅速赶回居住地烧文件,文件刚处理完,特务警察就破门而入。后来,多松年在张家口被敌人用5颗一尺多长的钉子活活钉死,为中国革命壮烈献身。

  多松年牺牲后,他用过的皮箱和怀表一直被家人珍藏,后由其儿子赛希捐赠给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

  高万娥说:“这些革命先驱对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坐标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作为一名党史研究者和文博工作者,我要像他们一样坚定信念,努力创新,不断传承红色基因”。

  小课堂、大讲堂、情景剧让红色旅游资源生动起来

  市民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参观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依托红色旅游资源优势,整合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旧居纪念馆、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等红色旅游资源组建的武汉革命博物馆,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开馆以来,馆方通过组织“红色小课堂”“红色大讲堂”以及排演情景剧等多种形式的社教活动,让红色旅游资源生动起来。工作人员还走进社区、学校,开展“周周讲”、招募小小讲解员等活动,把革命历史变成市民更感兴趣、更容易看懂的鲜活画卷,将红色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

  此次探访,正好遇到省实验中学新高二(11)班的学生到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参观。一名姓孙的学生说,他和同学们到这里实地感受历史,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书本中的知识,也是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烈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担当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

  在纪念馆出口的留言本上,记者看到很多观众的留言。观众张东感慨,“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历史教育课,心中对共产党的敬意油然而生,感谢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让我们过上了他们向往的生活”;观众宋芊君的留言是,“第一次感觉历史如此靠近。”;光谷九小的江国波小朋友写道,“祖国真伟大,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自豪”。 (长江日报记者李芳)

  【编辑:吴蕾】

  (作者: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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