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风险挑战中推动“中国之治”

　　中国崛起面临国际局势的复杂性，超过以往大国兴衰的局面

　　长江网记者：为什么说当前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王文：目前全球都处在十字路口，每个国家都有焦虑、困惑。从国内的角度来讲，整个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化的力量犹如机器猫的口袋，一方面为社会民生提供数之不尽的便捷，另外一方面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社会运行出现前所未有的“即时化效应”，这对我们的国家治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这包括如何应对国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如何规避发展中的陷阱等等，这些都是国家治理非常值得考虑的。

　　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看，西方出现了第一次的全面颓势，中国面临的不只是单独国家的崛起，而是非西方的集体政治大觉醒和集体的崛起，目前中国崛起面临国际局势的复杂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大国兴衰的局面，中国需要克服的，不只是要避免与美国纠缠的“修昔底德陷阱”，更需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国际行为体，包括传统的大国、新型的大国，还有全球的强势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等，这样的所谓的分权和同质化的竞争。实际上中国是作为新型大国的崛起，开创了500年来大国崛起的新模式。

　　所以中国治理中要不停地学习，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的大国”，不只是对国际变局、新动向的追踪与把握，更重要的是要对国内治理出现的新问题的改革和克服，这实际上是“干中学”的精神，也是一种“新长征路”的精神，是面临困局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戒骄戒躁，另外一方面要保持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改革精神。

　　治理好“十亿吨量级”的巨大社会，历史上是无法想象的

　　长江网记者：中国有14亿人口，这样一个大国崛起所面临的国家治理考验会是什么？

　　王文：从国内的角度讲，要保持一个十亿吨量级的人口长期中高速地增长、保证就业、社会稳定、地区平衡发展、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压力非常大，中国崛起的国内外形势是历来最艰难、最困难的。西方长期有一种“中国崩溃论”的存在，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去治理好一个十亿吨量级如此巨大的社会。

　　18世纪以前，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崛起时的人口只有百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县”的崛起；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崛起时，人口仅千万级，相当于中国目前一个“市”的崛起；20世纪美国、苏联、日本等国的崛起，人口是亿级，相当于当下中国一个“省”的崛起；而21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人口是十亿吨量级的，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它的影响力是原子弹和炸弹的区别，更重要的，它治理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另外一方面，十亿吨量级崛起产生的经济效应、军事能量以及政策影响力，都面临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些恐慌、恐惧，中国如何能够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制度对接、区域统合、文明对话、共荣共生，而不至于重复过去500年“国强必霸”的道路，这也是国际上出现的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一个前提下，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所谓崩溃、威胁，种种揣测，都会继续持续下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信心，因为我们在走前人未走过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边听，一边更加自信地走。

　　要在不确定性的世界，积累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

　　长江网记者：如何理解大变局下的风险、危机和机遇并存？

　　王文：实际上大变局下风险、危机和机遇并存，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文明、技术、制度、知识和权力的各个维度上的变化，新旧力量加剧博弈，不同事物之间也在加速地更替，非线性的变量增加、不确定性的概率提升，这都是对中国治理构成的巨大挑战。

　　所谓变局，有时候带来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它有三大特征，一方面，变局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变数。比如说，“一战”以后大家都认为永久和平到来了，不会再有战争了，结果过了不到20年又发生了危机，又发生了伤亡更为惨重的“二战”。从这个角度来讲，变局越大，不确定变数也越大，中国需要更加警惕。

　　第二个方面，变局未必会带来定局，变局往往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进行时的一种状态，很有可能会逆转，有可能会加速，比如说，今年是“历史终结论”提出30周年，30年前西方被悲观论笼罩，认为社会主义的一套肯定会灭绝的，资本主义模式就是社会发展的终点，没想到现在回过去看，没有人再相信那个“华盛顿共识”，“历史终结论”基本宣告破产，也恰恰印证了变局时刻隐藏着不可测的风险，稍纵即逝，也有一些机遇在，这个时候要努力把它抓住。

　　第三个方面，就是变局或短或长，有时候可能非常快就过去，有时候可能需要很漫长的一个过渡，有的时候是春天，有的时候也可能是漫长的冬天，有的时候看似春天马上到来了，有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倒春寒。所以，中国要在不确定性的世界，积累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

　　【编辑：宗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