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王杰：中国智慧让西方，把目光再次转向孔子老子

　　日前，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领导干部学国学促进会会长王杰的新作《中国哲学十八讲·先秦卷》一书出版，这本书的动机是要梳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根基和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源头”，也就是说，要回答“中国智慧从何而来”的问题，找到“驱动着历史不断朝向文明前进、贯穿于中国哲学精神深处不可遏抑的历史正义”的内涵。回溯中国智慧的旧邦新命和展望中国智慧的现代化、全球化新命有怎样的关系？读+周刊为此专访了王杰教授——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授王杰
　　从不自信到自信
　　十多年前，王杰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今社会，我们为什么还要重视传统文化？”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表述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当时他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正是关于传统文化的价值争论得最激烈的时候，“自19世纪中叶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已经历了几次对传统文化的省察和反思。但是一百多年省察和反思的结果，却是把中国近代落后的板子打在了传统文化的身上，传统文化承担了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积弱积贫的一切责任，于是，蔑视、嘲笑、批判和否定本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成为这一时期的社会主流思潮。”
　　蔑视、嘲笑、批判和否定，用当下的话说，就是不自信。不自信的人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权力崇拜、个人崇拜，封建等级观念，专制主义、个人迷信、封建家长制、闭关锁国、践踏知识与人权、任人唯亲，唯书唯上，官本位，皇权思想，依附性人格，缺乏国民、公民意识，缺乏民主、法制观念，缺乏创新意识，缺乏科学精神，重农抑商，重义轻利，重群体轻个体，反对竞争，轻视效率等等，于是他们“对传统思想骂了一百多年”。
　　骂，是不问青红皂白，以这样的做法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如王杰所言“一百多年来，我们在思维方式上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似乎实现现代化必须以否定传统文化作为前提。”
　　不自信的反面是自信，但“一味骂”的反面并非“一味赞美”。自信的人不是肯定那些封建落后的东西、对我们当今的社会有很多负面影响的东西，而是以“需要我们辩证地看”的态度“去判断去甄别去筛选去批判”。
　　十多年后，王杰出版《中国哲学十八讲·先秦卷》一书，在书的序言中，他说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追本溯源……给读者展示出一个完整的中国思想演变进化的过程，清楚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个人修养等方面的直接、间接作用，以为现实服务。”“对哲学及哲学精神做出新的解释和选择，对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新的挖掘和阐发……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让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对民族复兴和社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从十多年前的问题到十多年后的回答，可以看到一个学者的学术脉络、心路历程，也可以看到整个学界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从不自信到自信；对传统文化理解的深入：
　　中国特色就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根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尊重和肯定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传统文化并非指死的过去的东西，而是指活的现在的东西，是指对后世有价值有影响有作用有益的东西。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只能从自己本民族的传统出发，否则现代化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智慧：人类发展的新逻辑
　　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核可以称为“中国智慧”。中国智慧除了在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外，还有另一层意义。这一点，曾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和驻印度、波兰等国大使的孙玉玺有最切身的感受。在中国外交一线工作长达近40年的孙玉玺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时，有两件事情印象深刻：
　　一件是，上世纪他曾在西方学习国际关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于西方大国历史发展逻辑有种简单总结，那就是“国强必霸”，所以有些人恶意臆测所谓的“中国威胁”，这实际是囿于西方近现代扩张的历史。
　　另一件是，当年阿富汗战争之后，作为中国阿富汗事务特使，他参与了阿富汗和平重建的工作。当时，美国在帮助当地搞军队重建，德国在帮助当地搞警察重建，而中国则在经济重建中发挥最大作用，帮助他们建医院、修学校、建设水利工程等，做了很多工作。
　　他感叹说，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就越能感受到“合作共赢”与“你输我赢”新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差异。所以中国智慧的另一层意义就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担当，如何与世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孙玉玺从现实全球化的角度理解中国智慧的分量，同样，王杰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化挑战理解中国智慧的厚度，两者异曲同工。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断、失落了。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有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作基础。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之源。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今世界所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更加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合理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重要资源，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旧邦新命，现代化和全球化正是中国智慧新生的两个试金石，如王杰所说：一百多年来，检讨、省察和反思的内容很多，但不出“古今中外”四个字，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哲学十八讲·先秦卷》王杰著 红旗出版社
　　【访谈】
　　中国智慧是人类共有的“无形资产”
　　中国智慧是超时空，没有国界的
　　读+：哲学就是爱智，从这一点看，中国哲学和中国智慧有着怎样天然而必然的联系？
　　王杰：智慧看不见、摸不到，但它又确实决定着人的思想的高度和行为的方式，就像老子说的，“道”看起来好像是空虚无形、渊深幽暗，但却能量无限，是孕育一切的根源。中国哲学就是智慧之学，它要告诉我们：一个人，应该如何认识自然，如何洞悉社会，如何面对人生，说到底，它是要告诉我们一种方法，让我们拥有一颗智慧的头脑。
　　中国哲学几千年的发展留下了中华民族一串串智慧的印记，这些智慧是超时空，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和无形资产。当今西方社会已经开始对中国哲学抱有极大的兴趣，16到18世纪在西方社会长达二百年的中国文化热在当今西方社会再次上演。西方社会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古老的东方，转向了中国哲学和文化，转向了中国的孔子、老子，就是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和养分，以达到与自身文化互补的目的。中国哲学的价值不应该仍为我们所忽视，要让它在世界文明中光辉灿烂，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读+：中国智慧都能从先秦哲学中找到精神和思想的源头吗？很多先秦的哲学体系散佚失传了，但其精神内核又如何在中国智慧中得以保留？
　　王杰：中国古代哲学在先秦时期即完成了两次重大转变，从而奠定中国社会2000多年发展的思想路径。中国哲学的发展，起伏跌宕，但总体而言，却是一脉相承，赓续不断，不离其宗。
　　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突破，体现在人文精神的重新建构。正是这次巨变产生的新的思想和理念，奠定了中国哲学与文化最基本的框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道德价值最为紊乱的时期，礼崩乐坏。而这个乱世恰恰是中国思想乃至世界思想最为繁荣的黄金时期。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墨家的墨子、阴阳家的邹衍，等等，九流十家的思想纷纷上场，相互碰撞、融合。诸子思想在碰撞和交汇中，不独是以深邃的思想、深切的悲悯关照着社会，守望着文明，彰显着理性，更是“以身说法”，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们所恪守的信仰，从而使得自己的思想具有震撼人心的磅礴力量。
　　要知道公元前5世纪前后，人类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各主要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等。一大批第一流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在东西方历史舞台上，共同承担了人类的首度思维大分工。回顾那一时期，简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迹时代，充满了惊人的巧合。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这一时期出现的人类文明精神突破现象称为“轴心时代”。恰恰是“轴心时代”这短暂的辉煌，所产生的思想文化影响后世数千年，直到今天各个地区依然沿着圣贤先哲指导的路径规范前行。虽然中间出现过突围或游离的现象，但都是短暂的和小范围的，最终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依然紧紧围绕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之上，就像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一样，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和坚定的凝聚力，使得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终能团结在一起，更加坚定了本民族的文化信仰。
　　既要防止全盘西化，也要避免全面复古思想
　　读+：五四时代，先行者们更多地基于现实危机，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百年后的今天，回过头看，中国智慧如何在这样的冲击下重生的？
　　王杰：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言之，就是要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而这两个层面都是以全面系统地认识传统文化为前提。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中国文化自信日渐丧失。文化自信的短暂迷失过后，随之而来是更大范围内的文化自觉。我们再也不能犯过去那种把传统思想与封建落后、保守、垃圾这些等同起来一概否定的低级错误了。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我们不能再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观点来评判了，有用未必是真用，无用往往是大用，是妙用。
　　以科学准确的评价传统文化为基础，一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既要防止以西方价值观为评价标准带来的盲目否定而产生的全盘西化思想，又要避免极端保守的全面复古思想。同时，还要注意防止因机械理解而产生的教条倾向；二要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角度出发，为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精神支持。既要警惕单纯强调市场经济的唯物质、科技发展的思想，防止片面追求物质享受对人性道德带来的伤害；又要避免纯粹的精神决定论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保持社会的整体活力，以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应对日益复杂的各种矛盾。
　　天人合一超越“天人对立”
　　读+：无论怎样的智慧，解决问题就是好智慧。当今世界，面临诸多的现实问题：环保、能源争夺、科技竞争、国家冲突、价值体系碰撞、宗教种族民族对立、贫富悬殊等等，对这些问题，中国智慧能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吗？又有多少有效性？
　　王杰：在建设世界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必定会贡献出中国的智慧。以生态环保为例，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让我们消极地回归自然，而是要积极地与自然实现和谐，我们不能简单地去“主宰”或去“统治”自然，也不能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建设生态文明，要从思想上实现转变：摈弃人定胜天、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思想，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资源，对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生态困境和危机，对人类继续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可以提供十分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一般说来，西方文化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所持的是一种“天人二分”“天人对立”的思维方式，而“天人合一”“天人一体”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最主要区别之一，这种区别决定了中西文化不同的性格及发展走向。
　　天人合一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自然中心主义，它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把人类与自然环境看作是一个生生不息、一气贯通的生命整体，这是中国文化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体与人一样，都是地球生命社区中的一员。这是一种把大自然当作伙伴、当作朋友的观念，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被纳入到了伦理思考的框架中来，被赋予了人性的、道德的、有生命活力的含义。
　　中国文化中关于天人和谐的思想是当今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大家知道，生态文明首先要求文明必须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不能仅把自然看做人类征服和掠夺的对象，而应该把人看做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衰落的根源。四大文明古国，都曾经是森林茂密、水草丰盛的地方，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量砍伐森林，原来大片森林、草原变成了沙漠，并最终导致文明的衰落。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配下，人类成为了自然的主宰，天人二分、戡天役物、人定胜天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模式，并由此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扭曲与错位。
　　为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都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中的一切生命。中国的生态智慧为当前人类面临的种种生态危机提供一种解决的途径。亲亲仁民，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矫正了人与自然的不正常关系，为在当今社会解决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视角。
　　文/周劼
　　【编辑：付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