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吕德文:“解决相对贫困”聚焦人的发展
长江网记者李尔静
采访嘉宾: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吕德文
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扶贫事业将进入解决“相对贫困”阶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什么是相对贫困,如何解决相对贫困?我们采访了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吕德文。
“绝对贫困”解决生存问题,“相对贫困”解决发展问题
记者:什么是“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区别在哪里?
吕德文: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之后,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就不存在了,即使将来贫困都摘帽了,扶贫工作还是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能。贫困问题在今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绝对贫困的标准比较容易理解,就好比每一个人,他想要健康成长,需要摄入一定量的营养,这些营养,国际上有统一的标准,到了2020年,我们国家就要达到这个标准。
但是,“相对贫困”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因为社会存在分化,导致总有一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他们的营养摄入可能没问题,但对于人的全面发展,还是处于落后状态,比如,受教育程度、体质的健康、就业的质量,等等。这就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相对贫困将是一个长期话题,未来扶贫工作的领域,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
记者: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是“两不愁三保障”,那么解决相对贫困的标准是什么?
吕德文:相对贫困是一个和社会发展相关的话题,也就是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相对”的标准也会不断变化。其实,在今天,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类似的差异,我们西部的深度贫困地区,还在为消除绝对贫困而奋斗,而东南部的省市,比如上海、江浙这一带,它们早就已经没有绝对贫困的问题了,最低生活保障已经完全兜底,它们最低生活保障的容量,甚至比中西部消除绝对贫困的容量还要大。所以,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相对贫困的标准。
对于中国来讲,解决相对贫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那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解决相对贫困可能跟西方国家不太一样,我们解决相对贫困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不平等,也不是为了解决少数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的问题,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都能够享受到比较高质量的社会、高质量的生活。
所以说,社会发展的阶段不一样,相对贫困的标准也有可能不一样,但是,每个阶段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共同富裕。
脱贫攻坚的经验,在解决相对贫困中也将长期有效
记者:脱贫攻坚战给解决相对贫困留下了什么治理“法宝”吗?
吕德文:解决绝对贫困和解决相对贫困,实际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从操作上,它们都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
为了解决绝对贫困,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几十年间,形成了很多长效机制,比如低保制度,就是典型的解决绝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还有对贫困人口教育的补助,医疗合作等一系列的社会兜底政策。在长效机制的运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如何精准地识别低保户,比如合作医疗怎么报销,这些制度都在解决绝对贫困的过程中,被不断完善了。
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离不开这些长效制度的建设,而解决相对贫困,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场攻坚战,也需要有长效机制的建设。而解决绝对贫困的制度建设,在2020年以后,在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上,也将长期发挥作用。脱贫攻坚的制度建设,和将来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建设之间,是一个延续性的关系,在既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的基础之上,再继续推进。
解决相对贫困不是西方国家的“泛福利化”
记者: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和西方社会的福利政策有何区别?
吕德文:我们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并不是为了实现绝对的社会平均。我们要承认社会的发展是有差异化的,不能因为解决相对贫困,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泛福利化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解决相对贫困是一个发展政策,而不是一个社会福利政策。我们扶贫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通过给缺乏发展资源的一部分人口提供基本的保障,让他有能力在市场竞争里,自己获取发展机会,而不是说直接给他们提供不需要劳动的生活。在解决相对贫困的阶段,泛福利化的现象尤其需要警惕,只有解决这个问题,紧绷这根弦,社会才有发展的活力,人们才有动力去实现自我发展,社会资源才能够最大化的利用。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常说的“扶贫先扶志”。
记者:摆脱贫困是人类最大的难题。中国不仅要消除绝对贫困,还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请问我们有怎样的优势?
吕德文:我们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的观念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社会共识,所以,我们不容许有两极分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识基础,这就决定我们所有的国民都要享受国家发展的成果。
第二,最重要的,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我们最大的制度优势。通过党的领导,可以将所有资源统筹合理安排,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大一统的优势、社会主义的优势,都不一定能够实现。
第三,我们解决相对贫困,和西方的治理经验完全不一样。西方主要靠社会力量,社会力量虽然能够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但能够做的有限。而我们是一个有为政府,统筹能力特别强,持续性也比较强。比如,我们可以将一个安排纳入国家五年规划,这五年我要做什么,再过五年又要做什么,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我们的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发展经济,为民服务,天天都在思考,怎么实现发展,怎么解决贫困人口。有为政府有内在的主动性,在我国脱贫攻坚里面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解决相对贫困中也会继续发挥作用。
【编辑:吴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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