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凡骅：中国之治追求的是“善治”

　　长江网记者 邢帆

　　采访嘉宾：祁凡骅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之治不同于西方国家所提倡的“守夜人”“有限政府”的治理，而是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善治”。中国之治为何能走向善治，其中蕴含怎样的智慧？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祁凡骅。

　　中国是“有为”政府而非“有限”政府

　　长江网记者：西方一些国家主张“小政府”，认为政府是“守夜人”。中西方对政府的理解有何差别？

　　祁凡骅：中西方文化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异，西方假定政府是“必要的恶”，而中国文化一直认为政府是“善”的，比如我们传统文化中讲“父母官”，“父母”是善的，这跟西方完全不同。譬如在民众心中，特别是一些涉及安全性的产品，相较于私营企业，大家普遍更愿意相信国有企业。

　　结果就是，在中国，人们对政府有更多、更大的期待。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西方大多数国家，冬天，每一家门前的雪，必须自己清理。如果因为没清理导致从这路过的人受伤，责任要自己承担。而在中国，除雪如果没做好，承担责任的是政府。为了让社会良好的运转下去，我们的政府要做的实际上比西方政府多得多，因而政府的规模也要比西方大得多。

　　治理模式好不好，首先要符合一个国家文化，民众是否接受。其次，要看治理的效果，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能否提供量足、质优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社会的公共问题解决的效果如何等等。这些方面都做得好，我们就说这个治理模式就是有效的，而不是脱离实际，在“真空”中谈论政府应该怎么怎么样，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长江网记者：“有为”政府等于“大包大揽”吗？

　　祁凡骅：“有为”政府不等于“大包大揽”。有一种理论的逻辑是，原来主要由政府单方来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现在由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共同参与，以解决公共服务领域当中面临的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主要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许多事务单靠政府一方，没办法来解决，特别是有些国家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并不是很强。

　　但是，当试图让政府管得更少、其他主体参与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一种“搭便车”行为，即一些治理主体抱着“就算我不做，总会有别人做”的想法，使总体效率降低；或者发生“公地悲剧”，每一个人、企业、团体都企求扩大自身可使用的资源，最终因资源有限而引发冲突，损害所有人的利益。最极端的情况下，连党派都加入利益争夺。

　　美国的枪支管理是典型的案例。恶性枪击案频发，制度始终没有变化，其主要原因就是两党制下的政治弱化。共和党担心失去持枪者的选票、失去步枪协会的经济支持，放弃了正义的原则，放弃了枪击案受害者的利益。

　　中国治理不仅让弱势群体活下去，还要让他们活得好

　　长江网记者：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街边出现大量流浪者，往往是社会力量救助，政府可以不管，这在中国是可能的吗？

　　祁凡骅：在美国人看来，成为流浪汉，不愿意工作，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别人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基本的帮助，但不需要采取措施帮他们摆脱流浪汉的身份，也很少有人会认为，帮助流浪汉是政府的责任。

　　而中国不一样，我们不但要给流浪汉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还要为他们提供发展的可能，这和我们的扶贫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对待弱势群体，不是简单的满足于让他们活下去，还要让他们活得好，能够更多的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其他国家很少有这样的追求，也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一点。

　　长江网记者：西方治理无法调和选民利益，中国治理如何能做到追求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祁凡骅：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是中国治理的规划如何真实地反映民众的具体诉求。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这就必须要保证，出台的治理方案和规划，不能只是看起来很美好，结果民众却不认同不理解不接受。一定要建立长效机制，保证民众能参与到决策的制定过程中来，保证治理目标真正反映民众的诉求。

　　其次，要体现出地区差异，我们国家目前地区差异依然很大，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民众的生活习惯、思维意识等差异，很多时候想靠一刀切解决问题，不是问题反弹就是出现新问题。

　　最后，就是在国家主导的前提下，给地方、具体的执行者和社会留出尝试和创新的空间，解决好秩序和活力的关系问题，不能因为秩序而失去了活力，反之，也不能因为活力不顾秩序。

　　政府主导与社会活力不矛盾

　　长江网记者：“有为”政府责任大、能力强，是否意味着社会参与度的降低？

　　祁凡骅：中国近几年的治理变革，特别是基层治理，推得最多的模式是浙江的“枫桥经验”，这种治理模式在架构设计上就是要社会参与，让社会组织、民众都能参与到基层的治理当中来，大家共同承担责任，这样的话政府的负担也会减小，达成目标的可能性则会更大一些。但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依然是主导力量。特别是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最大的制度优势。因为党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通过政治的要求，通过党员本身的自我行为的典范作用、奉献和投入，来解决公共治理当中的一些问题。

　　西方普遍接受的治理理论，实际上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世界银行会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很多时候援助的条件就是要对治理体制进行变革，采取小政府的模式，让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但是改革了若干年之后，特别是在非洲撒哈拉地区的一些国家，最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本身政府的治理能力就很弱，又让政府退场，让社会主体来做，实际上造成了新的混乱。那么大家就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实际上治理体制变革的前提是政府本身具备较强的治理能力，才能为主要的基础性的秩序提供保障。

　　【编辑：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