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欠薪农民工者付出更大代价 | 长江评论

　　年关已近，“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照例摆上桌面。日前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强调，“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农民工工资。”

　　前些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欠薪主体，多半还是民企中包工头一类的“黑心老板”，现在总理强调不得欠薪的主体，已明确包括“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说明这些部位亦有欠薪农民工的事情。

　　信守合约，按劳付酬，天经地义。欠薪毕竟是一个非常事件，一般情况下或通过双方协商、进而付诸法律加以解决。所以即便欠薪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双方都将付出包括精力和精神损耗、秩序失稳、用人方信誉下降等多种代价。稍具理性的用人单位，不到万不得已，不至走到欠薪这一步。

　　农民工成为多年欠薪的一个特定对象，说到底，盖因用人单位或部门付出的欠薪成本太低。城市中的农民工是公认的弱势群体，他们缺少正常的组织及代言人，维权意识相对淡薄，维权渠道相对陌生，也少有城市中经年累积的人际关系。农民工被拖欠工资，要么丧失尊严四处求情，要么铤而走险采用极端手段；而用人单位或部门通常则以逸代劳，漠然视之，除非在巨大的行政、司法或舆论压力下才去改错。而农民工在此过程中遭受的身心伤痛远未被社会所体认。

　　据悉，日前已通过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草案）》，明确了更多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办法和举措。李克强总理更要求，各地要把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作为治理重点，明确责任限期清欠，对问题突出的要公开曝光，对相关责任人和单位严肃追责并予以惩戒。要在前期专项整治基础上，用法治手段推动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农民工群体为国家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而独特贡献，保证他们及时获得应有报酬，其实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法治确乎是根本。全社会对农民工寄予情怀外，可以想见的最行之有效者，莫过于通过法律手段，让欠薪的相关责任主体付出更大代价；而如何方便农民工有效运用这些手段，更显得现实而切近。

　　【编辑：吴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