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陶文昭：中国共产党制度探索的几个里程碑

　　长江网讯（记者邢帆 占思柳）“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长期探索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制度探索道路上，有哪些重要的里程碑？就此，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陶文昭。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陶文昭 记者胡胜 摄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新中国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

　　记者：在中国共产党制度探索道路上，有哪些重要的里程碑？

　　陶文昭：有这几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制度蓝图；二是党的八大，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起点；四是党的十八大，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入新时代。

　　我们先从七届二中全会讲起。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了政权建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积累了根据地建设的丰富经验。真正明确要建设新中国，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是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

　　七届二中全会到新中国成立期间，明确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指出了新中国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内政方面，比如说经济上，要没收官僚资本，确定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经济的性质。政治上，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著名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这实际上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外交上，鉴于当时冷战的形势，新中国坚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还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另起炉灶”，废除旧中国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

　　所以，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七届二中全会以及毛泽东同志《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为我们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打造什么样的基本制度，定了大的框子。这些精神和指导思想，也成了召开新政协、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指南。

　　党的八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四梁八柱

　　记者：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逐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党的八大主要功绩是什么？

　　陶文昭：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这是对制度的一次重大总结，把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原则，以法律的形式定了下来。随着人大的召开，也出现了一个问题：之前人大的职能是由政协执行的，现在人大成立了，政协怎么办？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党的八大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确定了今后将“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所以我们政治上的另一个基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在上世纪50年代定型了。

　　与此同时，新中国建立之后，民族问题也排上了日程。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定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先后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然后解放西藏，通过民主改革，也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基本制度的框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一些东西，上世纪50年代就基本定下来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制度自觉”的新时期

　　记者：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制度建设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如何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制度建设成就？

　　陶文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开始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启了制度上自觉建设的新时期。因为邓小平同志对制度建设问题的认识深，他总结新中国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制度化、法制化是发展的根本方向，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加强法制建设的一个标志是1982年的新宪法，我们今天的宪法可以说仍然是82宪法。然后就是抓紧制定各个方面的法律。

　　在基本制度方面也有重要探索，那就是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包括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可以看到，四大政治制度，有三个是毛泽东时代制定的，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初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经济方面，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还有党的十四大上定下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

　　记者：为什么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

　　陶文昭：这次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比较成熟的制度都肯定下来。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比如将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确立为基本经济制度。

　　当然，十九届四中全会不是一蹴而就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制度问题有了更高的和更深的认识，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第一次规范性地、明确地提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制度方面的目标。

　　十九大以来，包括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好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准备。

　　记者：如何认识十九届四中全会所处的历史方位？

　　陶文昭：十九届四中全会有两个大的历史方位，首先，从新中国制度建设的总体规划上来看，可以分为两段，就像盖房子一样，前半段是“搭架子”，后半段则是进行装修和打磨，也就是让制度更加科学、完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处的，就是两个阶段的过渡节点。这个规划是怎么来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到，制度的完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再有30年的时间，中国通过改革，制度基本上就能定型了。从1992年到现在，也快30年了吧。

　　其次，从中国的发展规划来看，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一个节点，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取得的经验都指向现在，所以从社会主义大的发展历程，从我们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今天都到了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制度问题上的自觉担当，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各方面的显著优势，第一次系统、明确地提出了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并且就十几个方面的具体制度，做出了细致的规划。

　　【编辑：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