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加速器之争”：一场有益的科学架 | 长江评论

　　长江网评论员李煦

　　中国要不要投资几千亿元建造下一代巨型加速器？这一争论已多年，最近因为自媒体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争论进入大众视野，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声音。

　　公众对科学争议通常“一脸蒙”，要厘清晦涩术语，没有科学家帮助不大可能。“科学架”之所以难得，它不但可以帮助科学决策，也有助于公众理解科学问题和决策。比如“巨型加速器”，一般人不懂，但说几十上百个亿建一个超级机器，一般人就有了兴趣。

　　事实上，从1957年开始，中国就在筹划自己的高能加速器，各种原因，直到1977年，科学院才决定上马，目标“1987年底建成质子加速器”，代号“八七工程”，预算10亿元。

　　当时中美签署了《高能物理合作协议》，两国科学界交流频繁，杨振宁、李政道等一批海外科学家对此都有不同意见。李政道倾向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杨振宁则在1978年提出：“大加速器30年内对农业的影响很小，对工业和国防的影响也不太大……即使造成功大加速器，能否做第一流和第二流的实验、实验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估计只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

　　李政道、袁家骝、吴健雄联名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建议改成正负电子对撞机。李政道后来说，苏联、欧洲、日本都曾花了很大精力、投了不少钱造出加速器，却做不出什么重大成果。

　　1980年1月，广州召开的粒子物理会议上，42名海外华裔物理学家联名支持建加速器；杨振宁没有参与联名，为此受到责难，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解释：“……我不能无愧于心地签字，因为我知道需要的不是我的签字，而是中国人民的签字。“

　　1981年1月10日，聂华桐教授牵头14位美籍华人科学家给国家领导人写信，他们认为建造质子加速器耗资大，技术水平只相当于国际上50年代末的水平，没有明确的物理目标，做出有意义研究成果的可能性十分渺茫。这封信引起了重视。

　　此后，“八七工程”停止。李政道和他的朋友、美国科学家潘诺夫斯基再次建议，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只需3000万美元，用处很大。这件事很快敲定了，代号8312工程。在设计过程中，根据李政道的建议，在对撞机上增加了项目，既能做基础研究，又能做应用研究，节约了10年时间和大笔经费。杨振宁得知“一机两用”后也不再反对，公开表示希望正负电子对撞机尽快搞上去。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在科学和国民经济方面效益很大，为中国争得了高能物理领域的一席之地，成为科学决策的典范。

　　回望半个多世纪的建造历程，一般人可能看不懂高能加速、质子加速、正负对撞机这样的术语，但一般人看得懂一路走来各种“吵”。科学家们各有各的意见，但大都能将自己意见坦诚相告，却无意气用事，只是君子之争，理性之争。从种种激烈的争论中，能看到科学家们对国家、对人民、对学术的高度责任感。

　　何为“科学架”？这种责任感是定义之一，在这一定义之内，当然吵得越高级、越激烈，越有利于决策。

　　正如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柳怀祖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亲历记》中所说，“这样大的项目，我想还是需要从各方面充分论证，反复论证，尤其物理上必须论证透。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可以集中力量办些大事的，但必须选准，准是关键，选准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因为是人民的钱啊。”

　　【编辑：杨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