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韩毓海：中华民族五千年就是一部斗争史

　　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

　　见到北大中文系教授韩毓海的那天，本来打算好好聊聊他的新书《龙兴》，他却聊起了抖音。他把一个视频转发给我，《我听到四百万句太难了和三千万次加油》。

　　这是抖音的2019年度大数据记录，这一年，人们在抖音上抱怨了430万句“太难了”，但也给自己说了3791万遍“加油”！3分钟的视频里，有深夜在街头痛哭的白领，公交车上流着泪吃蛋糕的青年，得知还有人没救出来之后情绪崩溃的救灾志愿者，被骂哭后抹一抹脸微笑面对下一个客户的收费员，坚持训练的小运动员，负重前行的民工，风雨中奔忙的快递小哥，登高检修输电线路的工人……

　　韩毓海喜欢这个视频，认为这说明了中国人的底色：“中国人为了家庭和责任，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们会咬牙挺住，克服各种困难。对老百姓来说，富国强兵重要，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家长里短也重要。这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治理国家必须处理好这些小事。”

　　《龙兴》勾勒中华民族五千年“长征史”

　　中华文明走过了五千年漫漫历程，是世界几大文明中唯一生生不息、绳绳相继、延续至今并不断发扬光大的文明。正如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落脚陕北而迎来伟大前途一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走过了五千年长征路，其间有艰难险阻，有苦难辉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随着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迎来了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韩毓海教授这部《龙兴：五千年的长征》，分“开辟”“稳定”“复兴”三个篇章，以殷周之变、周秦之变、魏晋隋唐之变、唐宋之变、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等为“路标”，从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迁的角度，为读者勾勒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长征史”。其中蕴涵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密码，就是历代先贤们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断探索、反思和完善。但是，旧中国建立在封建专制基础之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在19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遭遇全面挑战，再也无法维系下去。无数仁人志士不懈求索，各种救亡图存方案悉数登场，然而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在精神上才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建立促进发展和进步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才找到了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历史和国情有透彻把握，在成长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特质和优势，使她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科学而且不断完善的治理体系，保持了强大而且不断提高的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担负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以科学治理推动民族复兴的高度自觉。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当代中国的治理思想和智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中国五千年治理思想和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时期之际，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从国家治理角度写这么一本著作，帮助读者回顾我们来时的路、瞻望前行的路，这对于坚定“四个自信”，对于满怀豪情朝着民族复兴目标迈进，无疑是很有益处的。

　　韩毓海教授写的，是他经年的思考，是他独立的见解，角度新颖，视野宏阔，上下五千年，纵横两万里，议论风生，卓见迭出，不知不觉把读者带入沉思，使读者从中受到启发。所以，我愿意把这本书郑重推荐给读者朋友们。

　　（这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何毅亭为《龙兴》写的推荐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访谈】

　　秦汉唐治理体系的特点是追求富强、高度竞争

　　读+：大秦统一了中国，这是不是中国第一个治理体系？

　　韩毓海：在秦以前，有过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体系。商朝是极其残暴的，周代商，标志着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封建的基础是嫡庶和长幼，实质是一家一姓之私。但是一家一姓之私不能应对一个高度竞争的世界，郡县制就是高度竞争时代的产物。卫鞅和秦孝公的变法，开启了世界上第一个完善的法治官僚制度。官僚掌握了宣传工具——文字、税收尺度——度量衡、公安工具——户籍、社会评价系统——赏罚，“百代都行秦政法”，主要就是指这四个工具。秦统一之后，中国历史上一个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就形成了。

　　秦的治理体系是简明的，社会组织能力是空前的。纪律检查、中央巡视、权力监督，这些在秦始皇时代都有了。秦始皇扫荡了教士集团和巫鬼文化，此后中国有严酷的政治斗争而没有残酷的宗教战争，中国文明比西方更具有人文精神。按照秦律，商人不得为官，秦始皇杀了吕不韦，杜绝了大资本爬到国家头上这条路。秦的失误在于苛政而非制度。

　　读+：您在书中把秦、汉、唐的时代称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开辟年代”，这3个时代有什么共同点？

　　韩毓海：共同点就是追求富强。秦灭后，迫于形势，也为了发展经济，汉朝恢复了分封制，实行重商政策，不但大规模任用商人为官，还公开卖官。这样就出现了地方豪强，经济发展成果逐步落入利益阶层手中，最终形成门阀士族。

　　唐代继承了秦汉经营欧亚大陆的遗产，开辟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唐代用府兵和均田来统一天下、动员基层。唐代的统治集团一是关陇军功集团，一是郡望大姓。唐太宗以虚心纳谏著称，这不是他脾气好，是他得罪不起贵族集团。唐高宗要把女儿嫁给河北崔氏，崔氏不娶，觉得自家比皇帝门第高贵。隋唐科举是对着贵族来的，但只是点缀，行政权还是掌握在贵族手中。唐代的中央就是皇帝和贵族斗法，皇帝为了越过贵族集团抓地方，设置了观察使，后来变成节度使，并且永驻地方，后果严重。

　　秦汉唐1000多年的历史经验说明：追求富强，国家似乎就必须放任资本和武力集团的发展，而前提却是中央能够控制这种发展，不使资本和武力集团独立于其他社会阶层之上，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说，秦汉唐的问题并不是发展，而是没有成功处理高度发展带来的问题。此后的中国治理体系，开始追求内部稳定和长治久安。

　　王安石的改革未能触动胥吏阶层

　　读+：宋代是广受知识界赞美的一个朝代，被认为颇具近代文明气象，您也把宋朝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求稳定”阶段的开端，那么宋朝是否真的美好？

　　韩毓海：首先要看到这一时期欧亚大陆的大变局。黑衣大食崛起，唐军在怛罗斯战役战败，4年后发生安史之乱，唐帝国向西的脚步停下，丝绸之路衰落了，河西走廊从此不再是中国开放的前哨，汉唐以来积聚的生产力和各种资源转向东南，运河贸易和海洋贸易取代了以前西北的陆上贸易。

　　五代战乱消灭了贵族，再加上巧妙的制度设计，中央层面的分权被抑制了，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建立起来了，文官政治确立了。宋代之后，中国再无大的统治阶层内部反乱运动。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等学者高度推崇宋代的原因。南宋的水稻亩产350斤，1952年也就是这个水平。

　　中国的治理体系在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前的第一要务是谋发展，而此后的第一要务则是求安稳。司马光《资治通鉴》开篇即说：治国理政，与其得强人、能人，不如得庸人、常人，即使庸人不办事，但也就不会生事。宋太宗即位诏书中有句名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宋代制度的要害就在于对于治理者的约束与防范，而“曲为之制”就是将社会积郁起来的能量以制度的方式化解、消弭。

　　把权力关进笼子是对的，但是把人才和生产力也关进了笼子，这就有问题了。最后宋朝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

　　读+：从“美好的宋朝”到停滞的明清，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韩毓海：被列宁称为“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一重要课题。面对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敌入侵的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王安石的改革自上而下，这种改革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层。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唐中期以来，基层事务由专任的事务员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就是胥吏。《水浒》中的宋江和《红楼梦》里的葫芦僧就是胥吏的典型代表。

　　胥吏、豪民和生员沆瀣一气，把持基层和地方；由于官僚队伍中埋藏着一支庞大的非正式行政大军，国家便不得不听任“火耗”“陋规”“浮征”的存在，国家财政和税收的统一再也无法实现。国家金融力量无法深入农村，明朝发行纸钞失败，标志明朝国家能力的下降。到明隆庆元年之后，国家干脆通过进口美洲白银解决货币短缺问题，即将货币问题的解决委之于海外和国内豪商。

　　1630年以后，随着美洲白银供给量大幅减少，通货紧缩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再加上边关危机、农业灾荒等因素，酿成了导致明帝国灭亡的大危机。到了1830年—1850年，世界发生了从银本位向金本位的大转变，欧美各国纷纷抛弃白银，大批劣质银币涌入中国市场，清帝国的货币体系立刻陷入混乱。与此同时，赔款又导致中国的基准货币——高纯度纹银大量流出，最终摧毁了中国的货币税收体系。

　　明清两个大帝国都以白银为国家税收和国家储备货币，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明清两朝国家均无货币工具。”一个不富藏银矿的国家，竟然选择别的国家所富藏的白银贵金属作为自己的货币，今天看来，这不正是一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他人的荒唐之举吗？

　　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了宋朝以来国家能力持续下降问题

　　读+：重温明清乃至近代历史，总是让人伤心，中国如何走出低谷、形成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呢？

　　韩毓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革命中诞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举解决了宋朝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最彪炳千秋的一项伟业，也就是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主权货币地位。历史上，中国的国家货币发行均无法成功进入农村地区，无法为千百万一盘散沙的小农所接受，故而总是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在农村建立起现代组织的政治力量，这也就为财政金融制度最终在中国基层农村的展开制造了根本条件。1948年12月1日发行人民币，之后经过一番较量，确立了人民币的权威，站住了脚跟，这是500年来最伟大的奇迹。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最大成就，一个是彻底解决治理者的问题，通过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形成了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工作作风的先锋队；另一个是以土地革命建立了生产资料第一部类的公有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了工业化。

　　中国共产党人何以能够改造旧中国和旧文明呢？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纪律严明的战斗队、宣传队和工作队。有了这样一支队伍，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长期涣散才得到了制止，中国人民方才焕发出改天换地的能力，中国传统方才在革命中得到了更新。这是历史的结论。

　　读+：今天，我们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课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什么？

　　韩毓海： 在中华民族已经走过的5000年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有着许多内外敌人，我们的历史就是前赴后继，与内外敌人不懈斗争的历史。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学问，而当今世界最大的学问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程中形成、产生的学问。如果我们只是把书本上的学问当学问、把外国舶来的东西当学问，而忽视了我们自己手上这门最大的学问，那么我们的学问和知识就是比较渺小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国大党，应该有也必须有世界第一流的“大学问”。（ 记者李煦）

　　【编辑：朱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