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却第一个出院｜原创·在武汉【4】

　　我叫邵胜强，31岁，是武汉红十字会医院第一位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自从2月3日出院以来，我就多了一个身份——朋友圈有关新冠肺炎的义务咨询师，平均一天十几个咨询，有时凌晨还会接到朋友的问询电话。

　　协和教授看到我时说，这个人不行了

　　从未想过，生龙活虎，体重200多斤的我，会被一场感冒打倒。1月3日，我感觉额头比平时烫一点，我身体一向不错，主要是年轻，31岁，不喜欢吃药打针，平时感冒发烧抗抗就过去了，所以也没当回事。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创业，创办了一家猎头公司，2020开年，我在青山专门给听力障碍孩子提供就业岗位的面包店刚开业，一个月办了十几场活动，我正为此忙个不停，一天工作18个小时，也来不及管发烧的事。

　　我一个人住青山的家里，断断续续烧了7天，烧多少度我也不知道，一直也没用体温计量。白天精神稍稍好一点，就开车去公司。这次感冒跟以前不同，没胃口，一碗热干面吃不了两口，还拉肚子。10日上午，摸着额头滚烫，拿体温计一量，39度，食欲还是很差，一口东西都不想吃。

　　这天，我妈来我家，一看情况不对，把我拉到附近的社区医院，医生查了血，开了一些感冒药，带回家吃。回去后吃药症状没有好转，呼吸开始困难，胸闷喘不上气。

　　元月12日下午2点又去社区医院拍了片子，片子出来肺已经是“白肺”，我爱人在读博士，觉得病情很严重，立即和我妈、助理，三个人拖着我开车去协和医院。

　　下午5点，靠新华路体育馆的协和医院发热门诊大厅挤满了人，咳嗽声此起彼伏，护士给我们发了口罩。我妈帮我去挂号，爱人扶着我跟着人群排队，20分钟，看着前面黑压压的人头，没往前走一步。

　　我每吸一口气，都会引起剧烈咳嗽，只能尽量控制自己，一小口一小口往里匀气，其实去医院之前，我的情况就很差了，不能自己上厕所了，蹲下去起不来，又喘不上气，身体这部机器，我第一次感觉驾驭不了。

　　不知道张劲农教授是怎么发现我的，我当时迷迷糊糊的，他指着我对身边的护士长说，“这个人不行了，必须抢救”。护士长说没有病房，张教授说我给院长打电话。他推来一辆轮椅，让我坐下，然后掏出电话跟院长打电话。

　　具体经过我不记得了，记得过来一拨人穿着防护服推着病床，我当时就不害怕了，真的，我觉得躺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就能活过来。

　　六点，我住进了协和医院病房，一住进去医生就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我爱人和我妈当时就哭了。就算我病成那个样子，我妈也都认为我是普通感冒，感冒发烧多大的事呢，怎么还可能死人？

　　　难忘的除夕夜，我自己走进救护车

　　抢救的过程我没有太具体的记忆，记得一位医生过来，他穿着防护服带着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帮我抽血。后来才知道他是心外科的医生。

　　他看了我妈一眼，说，“阿姨，我认识您。”原来他老婆和我爱人生孩子的时候住同一个病房。“别担心，有我在。”他说了六个字，我妈没那么慌了。

　　我真是幸运，是被张教授捡回来的一条命。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从门诊那次，我再也没见过张教授，后来还是从报纸上看到被感染的专家组副组长张劲农的报道，才对上号。他怎么发现我快不行了？事后我妈形容我当时“面无人色”，血氧饱和度70%，一进去就上了高流量的呼吸机。

　　血氧饱和度70%是什么概念呢，后来我自己查阅医学资料了解：血氧饱和度低于70%，是有可能导致生命危险的，我还能“挺住”，一方面得益于医生抢救及时，一方面我身体基础比较好。

　　经过一晚的抢救，元月13日，我不发烧了，可以说闯过一道鬼门关，但是呼吸还是局促，不能深呼吸，不能下床。15日，吃得进东西，能自己上厕所，最高兴的是能深呼吸了。

　　元月24日，为什么记得很清楚呢？这天不仅是中国的除夕，这一天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决定全面实行发热市民分级分类就医服务。我们一批病人被转到香港路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当时转院的病人都躺在病床上，我是惟一一个自己走下楼上救护车的。

　　这是我人生最难忘的庚子鼠年的寂静除夕。

　　在住院期间与护士们合影

　　　抬起身子说谢谢，竟然感动了护士长

　　无论是在协和医院还是红十字会医院，我都特别感激医护人员。在协和，一组医护人员大概5—8个人，要管30个重症病人，每个人每小时测体温、血糖、血压，我见到的护士不是走路，都一路小跑。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做的就是配合治疗。

　　协和医院护士长王伟仙跟我说，“这么多病人，你永远是最乖最配合的那个，感谢你总是逗大家开心。”

　　我比较胖，很难找到血管，护士长看到了，赶紧帮我在另外一只手上打了留置针。当时我一边喘气，一边抬起身子连声说谢谢。

　　这么普通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对完全透支的她们来说，竟然是莫大的安慰，我没想到王护士长还对前来采访的记者特意说起了这一幕，说她非常感动。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我看到医护人员都是一个样，没啥区别。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照顾我的医生说四川话，很惊讶，就问了她们是从哪儿来的。这位名叫王晨的护士告诉我，她来自四川泸州的西南医科大学，“当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湖北和全国各地都给予了四川很多支持和帮助，这次，我们是怀着感恩的心来武汉的。”听了这话，我特别感动。

　　原来，1月27日，赴鄂泸州医疗队35名队员正式加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轮班。

　　在发热七病区，我被大家称为“胖哥”，小有名气是因为“针不好打”。

　　每次打针，都是一场战斗，护士隔着防护服、护目镜和三层手套，再做静脉穿刺难上加难。每次打针时，当班的三四个护士都会聚在一起，相互协作，花比其他病人N倍的时间和精力找血管，才能完成静脉穿刺。

　　1月底，我的症状就基本恢复正常了，只是这个时候核酸检测还没有完成，所以没有具体确诊。

　　2月3日一早，医生告诉我，两次核酸测试都成阴性，可以出院。当时医疗队队长、西南医科大学呼吸与危重症教授李多，一个大男人哽咽着说“值了！”

　　当时我是红会医院第一个出院的病人，四川医科大学和红十字会医院的护士小姐姐们都纷纷赶来合影，我发了一张朋友圈说：“毕竟我们也是深厚革命友谊的生死之交。”生与死，是我此时此刻最能体会的两个字。

　　　出院当天就接受17位朋友咨询

　　我经常发朋友圈，但是我得病之后，从1月9日，中断了朋友圈，直到1月23日，我发了一张病床上和护士的合影，大家才知道我就是他们每天听到的“确诊患者”。

　　2月3日我出院了，本来计划出院就填写志愿者报名表，但还需要在酒店隔离两周。出院当天我就接受了17个朋友的咨询，关于症状、关于注意事项、关于治疗手段。

　　我朋友圈里很有多年轻的企业家和成功人士，这些人被社会称之为精英。17个电话，我感受到大家的恐慌，就算是读了很多书，学历很高，对这个病流露的恐慌情绪不亚于普通人。

　　前天半夜一点，还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自己体温37度，是不是感染了新冠肺炎？我劝他可能就是普通感冒，不要自己吓自己。我在住院时候用了人血白蛋白，有朋友听后一下就买了100瓶，我哑口无言，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呢？其他真正的患者也许就买不到了。

　　从茫然无知到极度恐慌，大家在情绪的两极奔突。包括朋友圈里，群里各种谣言满天飞，求助的，转发的，我知道大家是好心，但是如果不是自己百分百认识的人、百分百确定的事，就不要转发信息，不要给公众系统造成更大的负担。

　　　乖乖在家呆着，就是为祖国做贡献。

　　（口述人： 邵胜强 文：吴秋娜）

　　【实习编辑：郭文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