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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的老人走了

新闻中心 > 武汉

2020-05-25 01:26 来源: 长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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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网5月24日讯(记者杨佳峰)24日晚,长江网记者从武汉大学获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5月24日17时08分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

  陶德麟教授。武汉大学供图
  陶德麟,1931年10月生,湖北武汉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5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留校任李达同志学术研究助手,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历任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4年至1997年,先后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校长。
  1978年,他参加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等论文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被称为“我国理论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之一。作为第一作者的《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主编的《社会稳定论》获中国图书奖。他主张“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被学界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最前沿、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学时期接触马克思主义
  陶德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47年,读中学的他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组织了读书会,努力研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思想方法论》和武大地下党秘密油印的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提纲》《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会上的讲话》,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70年后,已是耄耋老人的陶德麟回想当年接触马克思主义时依然心潮澎湃。
  党的一大代表李达成陶德麟引路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18岁的陶德麟被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大学同时录取。因父亲病逝,母亲无人照料,他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在武大,他遇到了影响一生的恩师——李达。李达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先驱者。
  1953年2月,李达任武汉大学校长,在学生中发现了陶德麟。这位校刊《新武大》的编辑组组长,锋芒锐利,经常撰写短评和社论,积极投身于土地改革等各种实践活动。
  在李达家中,两人促膝长谈。李达以父辈的深情,鼓励陶德麟献身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我相信你能成为理论家。
  这次长谈,改变了陶德麟的人生路径。对李达的邀请,他欣然领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了他批判的武器,照亮了他苦心求索的道路。
  1956年,武大哲学系重建,陶德麟任助教,成为学校最“叫座”的教师之一。
  初生牛犊不怕虎。1955年,年仅24岁的陶德麟撰写论文《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批评罗森塔尔、尤金所著的《简明哲学词典》,指出其中的“同一性”条目释文的错误。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正掀起学习苏联老大哥的高潮。罗森塔尔、尤金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当时被视为权威。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便敢于挑战权威,在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要有坚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把摊子摆出来,下雨就收摊子。”恩师李达的话,时常浮现在陶德麟心头。面对权威,他也不肯妥协。最终,《简明哲学词典》的作者接受了他的批评,再版时这一条目作了修改。
  破开“两个凡是”理论坚冰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次向“两个凡是”开炮。
  1978年7月4日,陶德麟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到北京参加“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
  会上,陶德麟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来自南京大学的胡福明分任第一组的正、副组长,旗帜鲜明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闭幕式上,他作大会发言,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大胆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林彪、“四人帮”以“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取代了实践标准,这是“文革”造成灾难的理论基础。
  要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作为一名哲学家,陶德麟不懈探索,发表大量论著,被同行专家公认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哲学家黄枬森评价他:一生都在努力坚持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仿照黑格尔“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的志愿,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让它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他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应当借鉴、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世界文明成果。但同时,必须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坐标、自己的主心骨,决不能盲目崇拜,以西为宗,唯西是从。对那些谬误见解,应该以科学态度和方法仔细鉴别,理直气壮而又实事求是地作出批评。
  陶德麟的学生汪信砚介绍,陶先生善于用人们喜闻乐见的语言,阐释深奥道理,他多次尖锐地批评:“用汉字写洋文”、艰深晦涩、故弄玄虚的文风是一种病态。
  2018年,陶德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要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中国人民听得懂、喜欢听的话。现在有的研究者为了显示“有学问”,写的论文故作高深,佶屈聱牙,像用汉字写的洋文,有的甚至连论文的标题都不知所云。这样的做法怎么能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大众的指导思想呢?
  【编辑:邓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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