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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父亲围垦筑的堤,他守了 38 年!

新闻中心 > 武汉

2020-07-23 13:00 来源: 东西湖区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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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网7月23日讯7月17日上午10点,东西湖大堤1至2公里堤段,56岁的将军路街园林绿化公司工作人员胡喜龙穿着红色马甲,戴一顶宽檐草帽,带着三个年轻人在迎水坡进行巡堤工作。这一公里的距离,巡上一个来回需要近一个半小时,胡喜龙一边用铁锹扒拉坡上的草丛,一边细致地跟队员讲解巡查重点。

  “巡堤是一件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的事,眼耳手脚全都要到位,全程下来精神要高度集中,别看一个半小时,比你在外面运动两三个小时还累。”时间临近十一点,胡喜龙巡堤归来,摘下帽子露出一头灰白的寸板发,喝了好几口水才平复呼吸。

  1982年

  父亲筑的堤我来守

  “我父亲是东西湖大堤的建设者,我生在这座大堤后,长在这座大堤上,其实早就分不开了。”1982年6月底,武汉连下几场大雨,东西湖大堤外府河水位开始上涨,时年18岁的胡喜龙刚进将军路农业试验站工作不久,就被抽调到堤上防汛,那是胡喜龙第一次守堤。

  胡喜龙的父亲是1957年秋季应国家号召从河南商丘来到东西湖建设大堤的围垦者之一,落脚在东西湖大堤脚下。当年,胡喜龙的父亲和一众建设者们刚安顿下来就马不停蹄着手大堤建设工作,断断续续历经六年,终于在1963年前后建成了高27米宽3米的“1.0版”东西湖大堤。

  “我们全家就住在大堤后面的小水沟边,涨水的时候大人在上面防汛,小孩就呆在家里。水退下去,大堤就是我们的乐园,在上面疯跑,下水抓鱼、抓虾。”胡喜龙感慨,于他而言,这座大堤就是他童年全部的乐趣,而从小就听父亲讲述筑堤故事长大的他,对这座大堤更是充满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感情。

  1982年,胡喜龙接到防汛任务,要去值守东西湖大堤5至6公里段,毫无防汛经验的他却没有任何顾虑,甚至还有几分激动。“我当时心情是难以抑制的兴奋,有点新鲜,又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就成了大人,甚至还有点英雄的感觉。”但是这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很久,胡喜龙上堤后,面对不断上涨的水位,“后知后觉”地开始害怕,“恐惧不仅仅来自第一次正面对抗水位的威胁,更来自于一种责任感,那一刻我才充分体会了父亲在我上堤前近乎唠叨的叮嘱。”

  竹篙搭的三脚架,上面蒙一层白色的塑料薄膜,占地不到4平米,最高点不超过两米,只能同时容纳2到3个人挤着休息,这就是1982年的哨棚。胡喜龙从哨棚里出来,往身上裹一层塑料膜权当雨衣,蹬一双黄球鞋,手里拿着扁担、竹竿、铁锹,再背上一只装着应急备料的竹筐,深一脚浅一脚就开始在泥泞的土堤坡上巡查,两遍巡完,回到哨棚里,胡喜龙拿出自己带的两个已经凉了的馒头,才草草吃上一顿饭。

  “12个人,一老三新为一班,4个人一字排开巡查,24小时三班倒。没有培训、没有宣传板什么的,所有的经验方法全部靠老一辈口述,我们就跟在后头边听边看,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胡喜龙回忆当年,因为没有通讯工具,唯一的水位测量点在李家墩泵站那里,消息全靠口口相传,一个棚一个棚的派人传达下去。

  “三周的防汛结束以后,我回到家,连说梦话都是在背巡堤口诀。”

  1998年

  守闸口就是守家园

  “98年最开始的时候,我没上堤,第一时间被派去处理内涝。”1998年6月初留给胡喜龙的印象是连续超一周几乎未曾停歇的大暴雨,还来不及反应,地势低洼处的内涝积水已经到了膝盖,甚至已经超过了李家墩大闸口外的当时水位。

  胡喜龙当时已经在振东机械化有限公司当拖拉机手15年了,对拖拉机、推土机等一系列机械车极为熟悉的他第一时间被通知要连夜在厂里加班,在推土机的后面加装一个皮带盘,再放上一个大水泵,对农田和低洼处进行抽水,前后大约半个月,还是没能“救下”农田和养殖场。

  “当时的情况一天一个变化,府河水位上涨,我们不得不放弃处理内涝,紧急赶往东西湖大堤开始24小时值守。”忆及此,胡喜龙用了“迫在眉睫”四个字来形容。

  依然是5至6公里,这一段于胡喜龙而言已经是“老朋友”了,彼时他34岁,正是抗洪防汛的中坚力量。相较1982年,东西湖大堤高度变成了30米,小塑料棚变成了一顶军用帐篷,黄球鞋也换成了雨鞋,只是扁担、铁锹、竹竿这“老三样”没变,巡堤口诀没变,24小时的值守力度翻了倍。

  “我们当时是16个人,4人一组从哨棚出发,先巡迎水面,然后到6公里处用手电发一下信号,开始往回巡内坡,下一组的4个人收到信号就马上从哨棚出发巡迎水面,就像个磨盘一样,一班8小时不停歇。”

  府河水位突破28米,高位运行的水位隐藏着各种危机,但幸运的是,东西湖大堤5至6公里并未出现过险情。一周后,作为年轻力壮且有防汛丰富经验的中坚力量,胡喜龙再次被紧急抽调到当年最险的地方——李家墩大闸口。

  “李家墩闸口为什么险?因为它当年的最高水位只有26至27米,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强也是27米水位的压强,可水位已经超过最高点,全靠一米多高的沙袋堵着,我们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生怕闸口溃塌。”胡喜龙表示,还有两艘装满了砂石的货船停在李家墩纪念碑边,一旦闸口溃口,货船就要即时横过去,确保武汉市的安全。

  守住李家墩大闸口成了胡喜龙心头最重要的事,8小时的守堤工作被划分成了两个4小时,4小时盯大闸上的水平仪,严防死守大闸的水平线是否有变动,4小时沿大闸前后数十米来回巡视,不放过任何一点缝隙。

  “水平仪只有一个小孔,只能一只眼睛盯,盯4个小时不能开小差。”胡喜龙的一双眼睛在4个小时里能来回换上几十遍,盯到眼睛发花,随手摘一片树叶子,盖住一只眼睛,然后再换另一只眼睛去盯,“叶子湿润,又是绿色的,可以缓解眼疲劳,我每次盯完两眼都是花的。”

  而来回巡视,则是4小时往返30多遍。这样的8个小时和巡堤相比,精神压力更大,防汛强度也更大,胡喜龙表示:“8个小时下来,人就像抽空了一样。”

  水位仍在不断上涨,备用料眼看就快用完了,作为仅有的机械车手,胡喜龙从闸口下来,和师傅两个人轮换开推土机给前线运送砂石备料,一辆推土机两个人24小时交换不停歇地往前线送,一天一夜就能耗去180公斤的汽油。

  就这么送了3天的防汛备料,胡喜龙下了车,又拖着两条已经麻木的腿回到了李家墩大闸口。

  “当年我家有一个鱼塘,我爱人把儿子送到了市区,然后一个人守着家里的鱼塘,也守在离我最近的地方。”34岁的胡喜龙在面对1998年特大洪灾的时候,他全部勇气就来自于身后的那个家。

  2020年

  把守堤重任交到年轻人手里

  “迎水面要看旋涡和气泡,旋涡表示大堤背坡可能存在管涌,气泡就要关注背坡有没有散浸;临水面虽然是平整的道路,但是要时刻提防有没有裂缝;背水坡要看草丛,有没有湿润,有没有喷水,有没有凹陷……”胡喜龙在堤上总是“唠叨”不停,巡堤是一遍一遍跟年轻人传授经验,即便哨棚前方就竖着一个防汛《“46533”诀》的牌子,在交班时,他又要跟下一班的年轻人再说一遍。

  7月8日下午三点,巡堤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在巡视过程中发现东西湖大堤1.75公里处和2公里处的迎水坡出现了两处细小的气泡。

  “胡队,发现两处气泡。”“我马上来。”正准备上堤接下午4点班的胡喜龙接到电话后,开着自己的小电瓶车一路急行至气泡点,周围已经围了一圈的巡堤人员,大家正在商议怎么处理和上报。

  胡喜龙换上雨鞋,撑着竹竿第一时间下到水面处,用手进行试探和摸排。“把手放在水面上感受气泡的力度,然后手掌顺着气泡方向逐渐往下浸入水中‘溯源’,找到冒气泡的堤面,再用手指进行摸排、轻按,试探冒泡处堤面的软硬度和是否出现气孔。”他说着,一边半跪在地上,俯下身子用手去摸排,口中依然不忘传授经验和技巧,给同班次防汛经验较少的同事上了一堂生动的实践课。

  胡喜龙是今年将军路街第一批巡堤工作者之一,从6月29日至今,他每日坚守自己的班次,对东西湖大堤1至2公里段进行严格细致的巡视和值守,起初是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一周后,他的班次调整到了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偶尔白天也会上堤辅助值守。

  “夜间是防汛重点时段,需要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经验,所以我就说把晚上交给我。”虽然已经56岁了,但胡喜龙仍然坚持守夜,当被问及是否疲惫时,他只是轻描淡写说了句,“我吃得消。”

  一遍巡完,胡喜龙气喘吁吁坐在哨棚里,吹了会电扇,年轻的同事递过来一瓶矿泉水,到中午十一点半有人骑着电动车上堤来送盒饭,三菜一汤加一个水果。胡喜龙笑道:“这都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后勤装备,20平方的活动板房,发电机,移动厕所,让我们巡起堤来更有精神了。”

  胡喜龙的父亲已经逝世多年,他却一直担负着守护大堤的使命,他总说:“我现在仿佛变成了我父亲,而我的后辈就像是当年的我,守护东西湖大堤就是我们一辈一辈传下去的大事。”

  【编辑:陈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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