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新陆权时代，内陆地区迎来几乎千年未有的发展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钟飞腾。

　　长江网8月1日讯（记者周劼）新陆权时代的中国内核为何？又如何突破传统地缘政治的局限，以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陆权时代我们又该如何权衡经济发展要素，重新认识改革开放的机遇与挑战？长江网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钟飞腾。

　　新陆权不是要以陆权对抗海权，而是拓展发展的空间

　　长江日报：为什么会有“新陆权时代”这一提法？提出它的背景是怎样的？

　　钟飞腾：富有生命力的地缘政治经济概念，通常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后的形势需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加速崛起；金融危机也严重冲击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尤其表现在国际需求的下降，特别是国际贸易增速的显著下降。中国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加速形成。2013年秋季，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重大倡议迅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新陆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国内外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提出来的。

　　不过，与西方仅从地缘政治入手解读不同，中国学者大多定义“新陆权时代”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地缘经济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塑造新的国际环境。也就是说，不是要形成一个陆权对抗海权的态势，而是拓展中国发展的空间，平衡陆权和海权的影响，进而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更加包容性的国际环境。

　　本国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提高之后，国内市场更加重要

　　长江日报：新陆权时代也意味着地缘经济的机遇，这种改变和机遇体现在哪些方面？

　　钟飞腾：“新陆权时代”概念，或者更加广泛的说“一带一路”，正在改变那种传统的地缘战略思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既是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发展空间，也是为了摆脱旧有的地缘格局的约束。

　　从发展空间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已经成为重大的现象，构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特征。从国际贸易的构成看，几百年来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随着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进一步上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基础之一。

　　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国际贸易是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本国经济实力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尤其是消费能力的提高，国内市场更加重要，基于国内市场形成的一套规则和制度，也将拓展到国际领域，影响到其他国家建设本国经济的规范。

　　新陆权两个典型特征：新交通基础设施和超大规模市场

　　长江日报：新陆权对于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和陆权紧密相连的经济要素有哪些？

　　武汉国家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是国内最大的无人汽车测试基地，也是国内建成的首个大规模商用5G车联网，实现了远程驾驶、车路协同。（资料图）

　　钟飞腾：就中国而言，新陆权有两个典型的特征，一是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上的交通基础设施，不仅包括西方工业化时代经历过的公路、水路、铁路和油气管道建设，也包括数字经济时代的互联网建设，两者均在最新的技术标准基础上形成。二是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中高速发展的经济，原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国自身。

　　无论是陆权还是海权，核心的机制在于哪一种方式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目前，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基础设施最为重要，但在进入中高级阶段之后，制度建设至关重要。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提出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有两点：一个是形成有效消费能力的大市场，二是构建创新型国家。前者需要大规模提升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目前中国大约4亿人口为中等收入群体，从地域分布来看，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在沿海地区，即通过和在海权上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体系建立联系，而逐步提高了收入。未来，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区域还可以维持原有的增长模式。因此，发展新陆权，提升内地广大人群的消费能力，改变增长模式，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

　　打通武汉水铁联运“最后一公里”，8月1日，阳逻国际港集装箱水铁联运二期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记者刘斌 摄

　　未来十年，中国要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统一大市场的交易成本，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教育水平和消费能力，同时在沿海地区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充分利用大规模人才储备的优势。一般而言，高消费能力是重大创新的动力之一。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才能进一步推动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需要注意的是，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取决于制度创新能力。

　　新陆权赋予非沿海城市新的开放与发展机遇

　　长江日报：我们所理解的“开放”常常是以海权为背景的，在新陆权时代，“开放”是否也具有了新的含义？

　　钟飞腾：人类大部分时期的开放是以陆地边界的开放为基础的，面向海洋发展主要是西方拓展并形成巨大规模的。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是面向陆地国家的，直至宋代以后海上的中西交通史才形成较大的规模，这主要取决于造船以及指南针等重大的技术进步。

　　在新陆权时代，开放的基础同样是技术进步。如果没有交通技术的重大突破，比如在高原和复杂地形上构筑公路、铁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那么向陆地国家的开放就是一句空话。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统一的大市场中，技术本身将推动消费市场的形成。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数字经济的超常规发展，目前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7月31日，汉阳区在国外设立的十个招商招才联络处正式挂牌，汉阳区商务局与非洲、俄罗斯、丹麦三国联络处现场签约，其他联络处视频连线签约。记者史伟 摄

　　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一个重要原因是为推进西部发展创造一个更加广阔的开放性市场。就此而言，内陆地区迎来了几乎千年未有的发展机遇。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经济重心一直往东南沿海移动，人口也不断向东南地区流动。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贸易、吸收的外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旅客，大约80%也都聚集在沿海城市。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可以预料，中国沿海地区的聚集能力会相对减弱，物资的流向会发生改变，而且中西部地区可以通过推进经济增长，留住更多的人才。从中国的发展大局看，平衡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非常重要。发展新陆权对于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安全和政治含义。

　　抓住新陆权机遇，要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人力资本

　　长江日报：非沿海城市在新陆权时代该如何抓住机遇，参与经济的开放与发展？

　　钟飞腾：在海权时代，内陆城市一般难有沿海城市那样的优势和机遇。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际贸易投资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而内陆地区由于远离港口，在运输成本、吸纳人才方面居于不利地位。事实上，西方所形成的海上国家的发展，也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沿海城市。人们研究全球性城市发现，全球主要城市构成的GDP占了世界经济的70%以上，而这些城市多数离海洋并不远。

　　第二，由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因而能够出高价购买货物的人群主要集中在海洋沿线，高科技人才也集中在沿海地区，因此沿海是中心地带，定价权位于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往往成为边缘区和价格的接收者。

　　而新陆权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上述景象。一方面，中国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尤其是沿海地区，日益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比拟发达国家的高效能消费市场，可以为国内、国内众多地区提供消费大市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要比其他国家更能利用好国内市场，因为后者处于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内部，法规、货币和习俗都是一体化的。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投资的作用有所下降，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更主要地取决于国内市场，特别是本地区的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此外，如果能够通过优惠政策和特别通道的安排，吸引高质量的人才，那么也能推动本地区的创新，从而获取定价权。

　　目前，中央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战略的最重大调整，势必产生深远的影响。内陆城市要抓住这种历史机遇，不仅要从中央获取政策红利，更要看到发展动力的历史性转变，着眼于培育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制度环境，注重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人力资本。

　　【编辑：戴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