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眭纪刚：要靠自主创新代替“搭便车”｜读+

　　眭纪刚

　　不久前，乌克兰经济学家尤里·巴扎尔的著作《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译者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科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岗位教授眭纪刚和他的同事助理研究员文皓博士。同时，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柳卸林教授、清华大学高旭东教授重点推荐。乌克兰人写的有关创新话题的书，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长江日报读+邀请了眭纪刚为我们深入分析。

　　以“沉痛教训”编撰的经济学著作

　　2019年7月，眭纪刚远赴英国，参加了一场中英论坛。在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这场主题为“中英科学、技术与创新合作：下一个四十年”的论坛，见证了中英两国的合作愿景。这个合作不是一般的合作，而是集中在新兴产业战略、科技创新合作机制上，对未来两国的创新创业及产业合作而言，是意义非凡的。

　　会议结束后，眭纪刚等学者继续访问了牛津大学。在当地一家书店里，眭纪刚发现了一本书——《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这本书是乌克兰创新经济学家尤里·巴扎尔写的，已经有了英文版，但是没有中文版。眭纪刚被书名吸引，饶有兴致地翻开，越看越觉得是“宝藏”。回国后，他随即联系清华大学出版社，委托它们购买到这本书的中文版权。

　　《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作者：(乌克兰)尤里·巴扎尔译者：眭纪刚/文皓清华大学出版社

　　紧接着，眭纪刚组织几位青年学者对此书展开翻译。翻译过程中，也一直同尤里·巴扎尔反复沟通、探讨问题。巴扎尔十分耐心，还专门为中文版撰写了序言。

　　眭纪刚表示，他希望这本书能为我国的创新发展理论研究、创新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他的判断很准，此书确实得到了国内学者们的认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主席贾根良读完此书，看到原著作者的祖国——乌克兰曾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科研能力，但在主流经济学“休克疗法”的指导下，遭到了严重破坏。他感触颇深，认为“这本以其沉痛教训为基础撰写的著作很值得一读”。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创新与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认为，本书的翻译出版为创新及经济学界“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发现，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出的政策方子，不能很好地理解经济增长。而部分东亚国家，采用了熊彼特的创新发展理论，重视科技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事实需要经济学理论的反思。

　　乌克兰缘何落后其他转型国家

　　乌克兰人写的有关创新话题的书，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眭纪刚表示，中国和乌克兰都是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有共通之处。我国的经济要实现持续发展，核心是要提高创新能力，为此需要正确认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内市场对外开放与保护的问题，正确处理本土企业与非本土企业的关系。而这本书，提供了相当好的思路。

　　原著作者以自己的祖国乌克兰举例：乌克兰在转型之初，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科研能力。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发展政策以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为指导，目前的发展水平，反而远远落后于其他转型国家了。

　　作者为自己祖国的命运深感痛惜，并总结出一个深刻的道理：不同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对国家发展实践的影响十分重大；现有的创新发展研究，绝大多数是以发达国家的案例为主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完全适用，还容易对发展中国家造成误导。同时他对中国的发展成就表示赞赏，认为中国走上创新发展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

　　中国也要对乌克兰的命运总结经验教训。眭纪刚认为，只有真正理解了经济发展的机制，才能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放眼世界，战后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实现了成功的追赶。这些沿着产业和技术阶梯不断上升的国家，很少是遵循了主流经济理论范式的政策处方，而是采取“创新追赶”战略，尽力发展并吸引高附加值产业。为赢得竞争优势，许多国家正在制定自己的国家创新战略。

　　眭纪刚也表示，虽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已经具备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本书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但我们也不能照本宣科，而是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道路。

　　【访谈】>>>

　　最亲密的技术合作 却获取不了最先进的技术

　　读+：技术自立的紧迫性为何越来越凸显？

　　眭纪刚：过去，技术自立的紧迫性还没凸显出来，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了追求经济效率，将部分产业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但会牢牢掌控住品牌、研发、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就通过加工、组装等方式获得发展机会。我们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后，通过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快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并通过合资、进口等方式从发达国家获取了一些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像中国的产业发展，应用了美国大量科技成果，而美国科技企业也依赖中国的巨大市场。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有一个重要前提——我们与发达国家存在比较大的技术差距。因为差距大，发达国家为了获取贸易利润，就愿意向我们出口一些非战略性技术和产品，那时候，技术自立的紧迫性就没凸显出来。但现在，我们的技术快速进步、接近世界前沿，那么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核心优势与地位，就不愿再继续转让先进技术，甚至还会通过各种手段，遏制我们的快速追赶。

　　读+：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可以谈谈？

　　眭纪刚：像举国瞩目的“芯片之痛”，只是被全面限制和打压的一例。长期以来，我们还受到西方国家“巴黎统筹委员会”和《瓦森纳协定》的制约，一直不能获取西方最先进的技术。还有2018年，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也是个典型的例子。表面上是为了减小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美国已将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担心中国新兴科技的快速崛起。虽然中美两国于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持续一年多的贸易战暂时告一段落，让人们以为中美两国关系会趋于缓和。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并未停止，反而以“国家安全”为由，将贸易战升级为科技战，而且制裁手段变本加厉，包括出口管制、将中国高科技企业和高校院所列入“实体清单”、取消留学生签证等。

　　读+：这些打压意味着什么？

　　眭纪刚：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世界竞争格局中的地位，科技创新能力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再看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的——“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就会感到这个提法的意味深长。回想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我们能感受到，科技创新事关国家战略全局，“十四五”期间，我们要着力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受制于人的难题，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和战略性产业发展自主可控，进而为科技自立自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即使是美国科技 也经历了向英国“跟跑”阶段

　　读+:目前中国的创新是个什么水平，我们距离创新型国家前列还有多远的路？

　　眭纪刚：先谈谈我们的成绩。从总量数据来看谈水平可能比较直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刚发布了《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20）》，我们已经连续两年排名世界创新指数第14位，而且在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分组中排名首位，还是这个指数排名前30的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我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已经超过了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2.23%，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我们的投入已经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仅次于美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到了全社会的77%，已经是研发活动的主体，国内涌现出了一批国际知名创新型企业。科学论文产出和发明专利授权量，也位居全球第一。

　　但是从创新活动的质量来看，还是有不少问题。比方说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仍然较低，仅占研发支出的6%左右，研发投入结构还要优化；原始创新能力薄弱；创新体系仍不完善；论文的有效引用率较低，缺乏高水平论文。

　　说起制造业，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我国的制造业产值，确实是位居世界第一，而且工业体系规模还很庞大，门类又齐全，但是大而不强。因为自主创新能力弱，所以我们很被动，制造业的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却是长期依赖进口的，这导致整个制造业升级受制于人，面临严重的“卡脖子”问题。在全球产业链中，我国整体上，还是处于中低端的分工地位，而且还面临前堵后追、两面夹击的外部竞争环境。

　　读+：“跟跑”阶段是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呢？

　　眭纪刚：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活动起步普遍较晚，需要长期追赶才能奠定必要的基础和自主创新能力。即使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发展的早期也经历了向英国学习的追赶过程。因此，追赶过程是后发国家走向科技强国的必经之路，但是一定要培养自主创新能力，还要选择合适的追赶路径。例如，基础研究虽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但是否所有国家都需要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商业化的“线性模式”开展创新？这个问题需要根据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基础研究的性质来判断。一般来讲，基础研究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主要由大学开展；二是国家战略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主要由科研机构开展；三是产业发展导向的基础研究，就需要企业开展。

　　进入更多的“无人区” 就再难搭乘发达国家的“便车”

　　读+：追赶阶段的技术导向是什么？

　　眭纪刚：由于中国仍处于追赶阶段，会引发越来越多的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型基础研究，这种基础研究有一定的应用导向，与技术开发活动密切联系，而非求知导向的纯基础研究。未来我们将进入更多的“无人区”，这也逼迫我们要用自主创新代替搭乘发达国家的“便车”。中国需要大大加强应用基础研究。这不光是为了支持产业技术开发，也是在开拓知识边界。

　　读+：从我们自身看，掌握创新发展的自主权有何意义？

　　眭纪刚：当前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环境很复杂，对我国的科技安全、产业安全造成严重挑战。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需要科技创新。而且我国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这种需求变得更加强烈了。

　　现如今棘手的是，我国的科技发展模式与高质量发展需求，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比如说，科研力量比较分散，在一些关键领域，缺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无法形成协同攻关的组织模式和能力，无法有效保障科技、经济、信息、生命等领域的国家安全。因为我们仍是“追赶”型创新体系，所以没法引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社会上的企业，科技储备和创新能力还不足，没形成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发展动力，所以没法支撑产业升级、引领未来发展。

　　读+：如何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眭纪刚：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首先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比方说在空天海洋、信息网络、人工智能、能源资源、智能制造、卫生健康等战略必争领域，要布局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显著提升我国战略安全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在事关全局和长远利益的战略领域，建立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对相关创新主体进行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着力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实现国家安全的创新发展体制安排。

　　其次，建立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培育更多创新型企业。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要引导那些有条件的企业，加大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引领技术开发投入。要支持那些行业领军企业主导的产业研发体系全球化布局，让它们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创新网络中。

　　第三，为创新发展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在重大研究中发现和培养造就世界级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加快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优化学科结构、推动科教融合。改革学科评估和科研评价体系，提升科研成果质量。鼓励交叉学科研究，促进理论研究涌现更多重大原创成果。工程技术类专业应面向技术和市场开展科研，提升解决核心技术问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

　　第四，大力推进我国和主要创新型国家之间的合作。因为新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人才、信息、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和科技资源已突破国家边界，加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开放与合作创新成为必然选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合作开放的前提是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如此才能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掌握创新发展的自主权。

　　最后，我们还要探索建立一个合理的创新治理模式。国内外环境变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传统的创新模式与创新治理提出需求、形成挑战，需要加快创新治理模式转变。

　　（记者秦孟婷）

　　【编辑：张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