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自述“读书与做人”｜书摘

　　《走出中国近代史》 章开沅 著 北京出版社

　　我大学没有毕业，所以我没有什么学历，我唯一的一张文凭——最高的文凭，是初中毕业文凭。高中读到高三上半学期，只差一学期就毕业了，给开除了；后来进一个大班，学会计，读了不到一年，又被开除了；然后读了金陵大学，规规矩矩读了两年多。但是由于当时参加革命运动，还没有等被开除，我就到了解放区，所以也没有文凭。后来南京大学要给我补发文凭，根据政策规定，我们算是参加革命的南下老干部，每个人都可以拿一张文凭，补的。我没要，我说我是金陵大学的学生，你发的是南京大学的文凭，我不能要。学历史的人头脑简单，太认真，没有这段历史，怎么能拿这个文凭呢？

　　我是在战争年代长大的，12岁就离开了家，成为一个难民学生。我有5年都在同一所学校，就是一所专门收留难民学生的学校：住的是食堂的破屋子，不避风雨；教室就是用竹子、用篾、用稻草、用泥巴这些盖的；晚上点的是桐油灯，不敢多用灯草，因为灯油是定量的，所以都很节约，一根当两根用。就在这么暗淡的灯光下，吸的都是黑烟，两个小时自习下来，鼻孔都是黑的。吃的是“八宝饭”，米很霉烂，杂物很多，还有稗子、老鼠屎、米虫、沙子、泥巴，杂七杂八加在一起，就成了“八宝饭”，就是“八宝饭”也吃不饱。

　　我还是很感谢这个学校的。老师本身也很穷困，自己的孩子也吃不饱，穿破烂的衣服。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老师关心我们，让我们不仅学习了知识，也学习了做人。我后来被学校开除，是因为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状况恶化。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学校的统治，把我们很好的校长给撤换了。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了连累，给开除了。这所学校——国立九中，一共只办了8年，也就是几千个毕业学生，但根据现在已经知道的，出了6个院士，包括邓稼先。这个学校的校长影响了我一辈子。他不是一般的校长，是跟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是哲学教授。这样好的校长来主持学校的工作，大家都受益，有很好的教师队伍、很好的图书、很好的研究设备。

　　1979年，我和其他几个同行受邀去美国讲学，在旧金山公园里，一些美国学生在表演节目。陪同的美国教授也不是有意考我们：“你们喜欢这个戏吗？”我说：“我很喜欢，我在中学就读过这个剧本，是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这个教授大吃一惊。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有一个化石，一个年轻的教授出洋相了，说它像蝙蝠。我说是始祖鸟。后来跑过去一看，果然是始祖鸟，这是中学生物老师教的，生物课本里有。

　　所以读书人就要读书，这是最起码的。

　　我第二次被开除后，没有饭吃，就帮别人运粮食。上船时没带书，结果船上包东西留下来的唯一两张旧报纸成了我的宝贝。一个多月，翻过来翻过去地看，广告都可以背了。所以在研究辛亥革命时，我用了很多心思在广告的史料上。

　　但无书可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无书可读呢？不是这样。除了有形的书，还有无形的书。如果只会读有字的书，那就不是一个好读书人。

　　我在船上收获很大。我的家庭还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是第一代民族工业家的后裔，有面粉厂，有铁矿。尽管抗战时期，我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学校生活，但上了船以后，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长江是非常危险的，跟我们武汉的长江不是一回事。真正危险的长江，河底有水草，中间和两岸有礁石等，充满危险，船工随时都有可能会死，早晨能不能起床，晚上能不能吃晚饭、睡觉，都很难说。所以船工不考虑很长远，工资都赌博输掉了，抽鸦片抽掉了，很可惜。但他们坏不坏呢？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承担大量的劳动，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生活很是凄惨，最后可能连坟墓或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但是你说他们可不可爱呢？非常可爱。我跟一般大学教授不一样，我同情生活在最底层的人，这个情结是永远难以磨灭的，因为我在他们中间生活过。如果从人性的层面来发现的话，他们非常地尊敬人。他们也知道我是走投无路的人，因此对我非常好。我在他们中间也发现过很多理论，学到很多东西，对我有很多帮助。

　　我参加革命以后，老叫我交代，要我回忆，你是否有什么不好的行为啊。我不承认。我又没有贪污，我又没有赌博，我又没有吸鸦片，我又没有耍流氓，我周围很多都是参加帮会的人，所以我要坏早就坏了，说不定又多了一个黑道老大了。没有啊，没有人告诉我说不能干这、不能干那，我就是靠读书啊，书引导我成长。

　　（这是2005年11月章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第一期博雅大讲堂上的演讲，也是华师第一个校园开放日对应届新生和家长的演讲，后收入《走出中国近代史》，本报有删节）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贺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