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眼中的“人” | 求知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于1844年初步探索政治经济学时写下的一部手稿，这部手稿系统总结了马克思关于经济与哲学的有关问题。
我们先来咬文嚼字一番：这部手稿不叫“经济哲学”，而叫“经济学哲学”，英文名是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从中英对照看书名，这是一部经济学的著作，但是运用了哲学原理。这部手稿是马克思早期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第一次从生产劳动实践的观点来阐述经济和经济学的起源，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立足生产劳动实践的观点，马克思用“经济学—哲学”的双重视角，重新审视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并对之展开批判。我们以“劳动”这个概念为例。
先从经济视角看“劳动”。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经济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则是积累的劳动。但是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经济学并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因为他们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那么这种考察下的所谓“劳动”，正是将工人归结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条件为前提，工人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并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维持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再从哲学视角看“劳动”。马克思有一句醍醐灌顶的话：“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工人生存的手段。”这就是说，在异化的“劳动”中，一个工人越努力越是从肉体到精神一无所有。动物尚且只是在维系生存直接所需中劳作，而工人却在“劳动”所展开的“人”的丰富尺度中，审视自己的一无所有，这是从全身心投入到异化之中，是绝对的赤贫。马克思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生产出来。”
正是“经济学—哲学”的双重视角下，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析其幽微，将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平面转换至逻辑底层，并洞悉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最终极限——无论社会财富总量如何增长，“贫困”永远无法消除，因为工人作为资本再生产得以维系的奇点，成为“全靠劳动而且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做工人来考察”，由此，“在对自然产品加工和再加工时工人的劳动的增加，不是使工资增加，而是一方面使获利资本的数额增加，另一方面使每一笔后来的资本比先前的资本增加”。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对工人的生产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经济学—哲学”的双重视角，如同一副3D眼镜，洞悉了经济理性背后的“人”。我们看到，在越来越追求技术理性化的经济学中，“人”往往被设定为各种理性选择的存在，从而被纳入供需关系甚至数理模型中。经济学的数学化当然是一种科学进步，数学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分析工具，但“人”的位置在何处呢？“人”或者是符号，是算法，是日益精密复杂经济行为中的一个个数字；“人”或者也是消费主义的掌上玩物，被灌输各种欺骗性的需求，被消费主义成功学塑造出焦虑的外貌。惟其如此，技术理性化下人的自由，固然是理性选择的自由，但往往也是理性匮乏的自由。
戴上马克思的这副3D眼镜，正是回归经济学的哲学原理，由此我们对经济的观察与思考，才是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考。
（肖畅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编辑：邓腊秀】
我们先来咬文嚼字一番：这部手稿不叫“经济哲学”，而叫“经济学哲学”，英文名是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从中英对照看书名，这是一部经济学的著作，但是运用了哲学原理。这部手稿是马克思早期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第一次从生产劳动实践的观点来阐述经济和经济学的起源，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立足生产劳动实践的观点，马克思用“经济学—哲学”的双重视角，重新审视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并对之展开批判。我们以“劳动”这个概念为例。
先从经济视角看“劳动”。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经济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则是积累的劳动。但是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经济学并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因为他们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那么这种考察下的所谓“劳动”，正是将工人归结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条件为前提，工人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并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维持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再从哲学视角看“劳动”。马克思有一句醍醐灌顶的话：“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工人生存的手段。”这就是说，在异化的“劳动”中，一个工人越努力越是从肉体到精神一无所有。动物尚且只是在维系生存直接所需中劳作，而工人却在“劳动”所展开的“人”的丰富尺度中，审视自己的一无所有，这是从全身心投入到异化之中，是绝对的赤贫。马克思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生产出来。”
正是“经济学—哲学”的双重视角下，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析其幽微，将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平面转换至逻辑底层，并洞悉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最终极限——无论社会财富总量如何增长，“贫困”永远无法消除，因为工人作为资本再生产得以维系的奇点，成为“全靠劳动而且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做工人来考察”，由此，“在对自然产品加工和再加工时工人的劳动的增加，不是使工资增加，而是一方面使获利资本的数额增加，另一方面使每一笔后来的资本比先前的资本增加”。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对工人的生产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经济学—哲学”的双重视角，如同一副3D眼镜，洞悉了经济理性背后的“人”。我们看到，在越来越追求技术理性化的经济学中，“人”往往被设定为各种理性选择的存在，从而被纳入供需关系甚至数理模型中。经济学的数学化当然是一种科学进步，数学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分析工具，但“人”的位置在何处呢？“人”或者是符号，是算法，是日益精密复杂经济行为中的一个个数字；“人”或者也是消费主义的掌上玩物，被灌输各种欺骗性的需求，被消费主义成功学塑造出焦虑的外貌。惟其如此，技术理性化下人的自由，固然是理性选择的自由，但往往也是理性匮乏的自由。
戴上马克思的这副3D眼镜，正是回归经济学的哲学原理，由此我们对经济的观察与思考，才是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考。
（肖畅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编辑：邓腊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