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眼中的“人” | 求知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于1844年初步探索政治经济学时写下的一部手稿,这部手稿系统总结了马克思关于经济与哲学的有关问题。
我们先来咬文嚼字一番:这部手稿不叫“经济哲学”,而叫“经济学哲学”,英文名是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从中英对照看书名,这是一部经济学的著作,但是运用了哲学原理。这部手稿是马克思早期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第一次从生产劳动实践的观点来阐述经济和经济学的起源,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立足生产劳动实践的观点,马克思用“经济学—哲学”的双重视角,重新审视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并对之展开批判。我们以“劳动”这个概念为例。
先从经济视角看“劳动”。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经济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则是积累的劳动。但是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经济学并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因为他们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那么这种考察下的所谓“劳动”,正是将工人归结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条件为前提,工人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并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维持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再从哲学视角看“劳动”。马克思有一句醍醐灌顶的话:“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工人生存的手段。”这就是说,在异化的“劳动”中,一个工人越努力越是从肉体到精神一无所有。动物尚且只是在维系生存直接所需中劳作,而工人却在“劳动”所展开的“人”的丰富尺度中,审视自己的一无所有,这是从全身心投入到异化之中,是绝对的赤贫。马克思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生产出来。”
正是“经济学—哲学”的双重视角下,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析其幽微,将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平面转换至逻辑底层,并洞悉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最终极限——无论社会财富总量如何增长,“贫困”永远无法消除,因为工人作为资本再生产得以维系的奇点,成为“全靠劳动而且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做工人来考察”,由此,“在对自然产品加工和再加工时工人的劳动的增加,不是使工资增加,而是一方面使获利资本的数额增加,另一方面使每一笔后来的资本比先前的资本增加”。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对工人的生产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经济学—哲学”的双重视角,如同一副3D眼镜,洞悉了经济理性背后的“人”。我们看到,在越来越追求技术理性化的经济学中,“人”往往被设定为各种理性选择的存在,从而被纳入供需关系甚至数理模型中。经济学的数学化当然是一种科学进步,数学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分析工具,但“人”的位置在何处呢?“人”或者是符号,是算法,是日益精密复杂经济行为中的一个个数字;“人”或者也是消费主义的掌上玩物,被灌输各种欺骗性的需求,被消费主义成功学塑造出焦虑的外貌。惟其如此,技术理性化下人的自由,固然是理性选择的自由,但往往也是理性匮乏的自由。
戴上马克思的这副3D眼镜,正是回归经济学的哲学原理,由此我们对经济的观察与思考,才是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考。
(肖畅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编辑:邓腊秀】
我们先来咬文嚼字一番:这部手稿不叫“经济哲学”,而叫“经济学哲学”,英文名是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从中英对照看书名,这是一部经济学的著作,但是运用了哲学原理。这部手稿是马克思早期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第一次从生产劳动实践的观点来阐述经济和经济学的起源,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立足生产劳动实践的观点,马克思用“经济学—哲学”的双重视角,重新审视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并对之展开批判。我们以“劳动”这个概念为例。
先从经济视角看“劳动”。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经济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则是积累的劳动。但是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经济学并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因为他们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那么这种考察下的所谓“劳动”,正是将工人归结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条件为前提,工人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并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维持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再从哲学视角看“劳动”。马克思有一句醍醐灌顶的话:“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工人生存的手段。”这就是说,在异化的“劳动”中,一个工人越努力越是从肉体到精神一无所有。动物尚且只是在维系生存直接所需中劳作,而工人却在“劳动”所展开的“人”的丰富尺度中,审视自己的一无所有,这是从全身心投入到异化之中,是绝对的赤贫。马克思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生产出来。”
正是“经济学—哲学”的双重视角下,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析其幽微,将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平面转换至逻辑底层,并洞悉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最终极限——无论社会财富总量如何增长,“贫困”永远无法消除,因为工人作为资本再生产得以维系的奇点,成为“全靠劳动而且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做工人来考察”,由此,“在对自然产品加工和再加工时工人的劳动的增加,不是使工资增加,而是一方面使获利资本的数额增加,另一方面使每一笔后来的资本比先前的资本增加”。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对工人的生产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经济学—哲学”的双重视角,如同一副3D眼镜,洞悉了经济理性背后的“人”。我们看到,在越来越追求技术理性化的经济学中,“人”往往被设定为各种理性选择的存在,从而被纳入供需关系甚至数理模型中。经济学的数学化当然是一种科学进步,数学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分析工具,但“人”的位置在何处呢?“人”或者是符号,是算法,是日益精密复杂经济行为中的一个个数字;“人”或者也是消费主义的掌上玩物,被灌输各种欺骗性的需求,被消费主义成功学塑造出焦虑的外貌。惟其如此,技术理性化下人的自由,固然是理性选择的自由,但往往也是理性匮乏的自由。
戴上马克思的这副3D眼镜,正是回归经济学的哲学原理,由此我们对经济的观察与思考,才是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考。
(肖畅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编辑:邓腊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