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与中文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联合国与中文

　　1945年4月25日，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旧金山制宪会议隆重召开。来自50个国家代表们在全体会议和委员全体会议上对敦巴顿橡树园建议、雅尔塔协定以及各国政府提出的修正案进行了研究讨论，起草了共111条的《联合国宪章》。6月25日晚，全体大会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

　　6月26日早上，与会153名代表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礼堂举行了签署宪章的仪式。各国正式代表逐一在中、英、俄、法、西5种文本的宪章上签字。按照四个发起国的英文字母顺序，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代表团专门从唐人街订购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笔、墨、砚等中国文具，当首席代表顾维钧在宪章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而中国人也把汉字留在了《联合国宪章》签署区的第一行。

　　同年10月24日，在中、美、英、苏、法及大多数签字国交存了批准书后，《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人们盼望已久、寄予希望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新型普遍性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终于宣告成立。

　　联合国早期中文使用概览

 

　　1946年第一批进入联合国的中国人，有相当一部分从事中文翻译工作。当时语文司下设中文翻译处，共有定稿、翻译、抄写等人员十几名。此外，设中文口译组一组，名词专员一人，中文编辑三人。军事参谋团又另有一小组中文笔、口译服务。

　　1952年，随着联合国秘书处大楼的落成，联合国总部成为纽约市最受欢迎旅游景点之一，每年吸引超过100万人前来访问，其中约一半会加入联合国提供的导游参观。在新闻部提供的多种语言导游服务中，中文导游往往供不应求。

　　不过，在联合国的日常工作中，作为5种正式语言之一，中文的地位却非常低。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贫穷落后、在国际事务中没有话语权;再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代表”以擅长英语为荣，舍弃规定可用的中文不用，无形中贬低了中文在联合国的地位。

　　以中文处为例，一年之中只挑选简短必要的文件译成中文本，篇幅较长的专题文件往往不能及时完成翻译和缮校，积压一多，不了了之。管理当局对中文服务的绩效并不重视，所以当时华人职员觉得工作没有实际的意义，士气普遍低落。

　　这种情况在1971年底开始改变。

　　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对中文的影响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当时，联合国纽约总部秘书处有108个中国人，其中翻译人员57名，业务人员51名。除了副秘书长胡世泽立刻辞职之外，其他司级以下的员工都在担心会被辞退，但是新任常驻代表黄华给了他们一个惊喜，他向秘书长吴丹转达了周恩来的话，请各位中国职员们继续好好工作。

　　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式出席联大会议。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乔冠华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台，发表了重要讲话。通过中文口译员抑扬顿挫的同声传译，新中国的声音开始响彻联大会堂，也给联合国中文工作带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中文应有的平等地位，常驻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多次呼吁与倡导，1973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了第3189号决议——“考虑到五种正式语文中四种均已列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语文，并确认为了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能，中文也应具有与其他四种语文同等的地位，决定将中文列为大会工作语文并依此修正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联大同时表示“宜将中文列为安理会的工作语文”。

　　联合国为了储备人才，于1979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由联合国提供经费、设备和教材，集中培训中文的笔译和口译人员。这个训练班一直维持到90年代中期，造就了几百名年轻的高翻人员。

　　除了中文处，联合国新闻部和图书馆也都在这一时期增聘了中文人员。

责编：李智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