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艳玲：用“人民算法”解决社区治理“两难”问题

　　何艳玲教授作报告。长江日报记者郭良朔 摄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社区是小尺度的城市，城市治理命题也是社区治理命题。特别对武汉这种超大型城市来说，最后的城市建设、城市规划一定会落脚到社区建设和社区规划。
　　新时代超大型城市社区治理如何创新？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创新怎样塑造治理能力？借此机会，我想结合自己多年切身经历和感受作一个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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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维度是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本，说的是我们各项事业都要以人民的需求为基本的目标。第二个是以人民为先，以人民为先是说出现矛盾、出现冲突、出现多种价值选择的时候，以人民为先。第三个是以人民为主，人民是主体，以主体的意识共同缔造也好，共建共治共享也好，其实都强调的是人民本身的主体性。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需要党建引领


　　龙湖东岸社区下沉党员“智囊团”和社区群干在商量近期工作。 长江日报记者史伟 摄
　　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建设指向的是三对关系的认识和定义。
　　一是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这一点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始，区别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我们叫人民共和国，权力是属于人民的，国家是属于人民的，这是第一个命题。二是政党和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人民，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党，它不是少数集团的党，是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党。三是国家和政党的关系。只有当三者关系逻辑自恰，能够协同发力时，才能真正达到开展党建工作的理想效果。
　　党建引领是迫切的、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事，它主要指向五个方面。第一个，指引方向，明确党的使命和国家性质并以此指导所有事业的发展。第二个是攻克难题，解决卡脖子和枢纽型问题。第三个，整合资源，一起来更精彩。第四个，激发活力，市场更健全，社会更有生机。第五个，党建引领是有效的纠偏，可能会错，但能及时纠错。这五个方面保证了党建引领的方向性，从而实现党的全面领导。
　　党建工作最终指向的是什么？我认为，是通过无数党员的卓越能力建设，保证我们党执政的能力，通过为了人民而实现执政能力的提升。
　　党建工作是个战略性工作，需要系统去考量。它的核心一块内容是党务，但不仅仅是。在本质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是政党利益和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保持一致的实践路径和中国方案。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维度是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本，说的是我们各项事业都要以人民的需求为基本的目标。第二个是以人民为先，以人民为先是说出现矛盾、出现冲突、出现多种价值选择的时候，以人民为先。第三个是以人民为主，人民是主体，以主体的意识共同缔造也好，共建共治共享也好，其实都强调的是人民本身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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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治理不仅要有温度，还要有精度。精度就科学化和专业化的问题，必须要建立一个群体模型，而这个群体模型当中有不同需求的测量，最后我们的科学方案是保证了最迫切人群的最迫切需求，政府做任何的事情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而只能是满足迫切人民的迫切需求。
　　“人民算法”通过科学方案保证“服务精准”


　　社区网格员把党的惠民政策送上门、宣传好，成为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的“红色堡垒”。长江日报记者刘斌 摄
　　提及治理，即我们这里所说的城市治理和社区治理，前提要理解城市性。城市性有三个特点：集聚性、异质性和流动性。
　　第一集聚性，即人口、生产、生活活动在稀缺空间里的集聚，是城市具有规模效益的关键，但集聚会带来密度和拥挤，这种拥挤由于前期规划、发展遗留而将变得更为严重。那么集聚性意味着城市治理的一个重大的命题是什么？既要繁荣又要疏朗。中国的奇迹就在于，我们做到了发展当中保持稳定。这其中，党组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制优势，这种巨大无比的涵盖性，其实保证了体制的弹性、柔性和韧劲。
　　第二异质性，以常态化疫情防控为例，陌生人社会、村子里面抗疫，好像很简单，但在小区里面搞抗疫问题就复杂了。市场与发展带来社会分化，因为疫情停止了公共交通，你会发现人就被分成了两拨，没有小车的人寸步难行，有小车的人还可以继续保持正常生活，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政策可能需要兼顾，还有文化差异性等等。异质性带来的治理命题是既多元又融合，城市是个生态体系，多元是城市的生命力，但是在多元当中还要能够融合，这是城市治理的挑战和命题。
　　第三个流动性，这场疫情让我们更能够深刻体会到城市流动性带来的种种挑战。流动性带来了第三个治理命题，即弹性与稳定。我们既做到了高速发展，又做到了长期稳定，还要做到发展和稳定的成果应该被人民所得、人民所想、人民所有，这才是中国故事。
　　既繁荣又疏朗、既多元又融合、既弹性又稳定，其实也是当下国家治理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如此重视城市的工作，原因是在于城市的问题解决了，国家问题其实也就解决了。
　　如果说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么社区治理它既是城市治理的基础，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的基石，同时又是党建和党建引领的前沿证明。
　　社区通常是特定空间类的人民生活共同体，因为它是生活共同体，所以它的特点是高敏感性。人们往往对自己日常生活的事情会高度敏感。社区治理资源少，高度敏感，又低组织化，这个问题要解决很难。
　　社区是党政体系的基层，它是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阵地，也是政策执行和反馈的载体，所以党建在社区当中做得怎么样，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真正践行群众路线，以及维持我们的前沿阵地的地位和角色。
　　一个城市的社区治理水平会从根本上决定它的城市治理水平，而一个国家城市治理水平在根本上会决定这个国家本身的治理水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特别提出一个概念“人民算法”。意思是以人民为中心在具体过程中，到底谁是中心？哪个需求是中心？你必须要做出测算，必须要做出精准判断。
　　从这点来说，社区治理不仅要有温度，还要有精度。精度就科学化和专业化的问题，必须要建立一个群体模型，而这个群体模型当中有不同需求的测量，最后我们的科学方案是保证了最迫切人群的最迫切需求，政府做任何的事情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而只能是满足迫切人民的迫切需求。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已经过漫长的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过程。现在我们到了2.0版，强调精度和专业化，以前是没有信息手段，没有技术手段，所以挨家挨户很重要，现在都有，只是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所以基层治理、社区治理，本质上是人口台账和人的需求台账的建立，人民算法要从现在开始，梳理我们的体制，梳理我们的机制，梳理我们已有的技术支撑，建立人的台账。
　　我觉得当前城市社区治理面临三大挑战：第一是如何精准化地识别多元意志性的人民需求，精准化的挑战；第二是如何用最优化的方式回应和解决迫切需求；第三是如何通过系统化配套去预防风险或降低风险带来的伤害。
　　我们出台一个政策，一定要有n个配套政策，我把它叫“1+n”的政策设计理念。我经常说，一个好的决策不是考虑满意的人最大化，而是考虑不满意的人最小化。
　　特别一个超大型城市的顶层决策，我们要让政策更科学更系统，要考虑的是这个政策出来哪些人可能不满意，而我们怎么让这些人的不满意降到最低。更系统、精准化、最优化、系统化，就是我们当下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全新挑战。
　　这场疫情再次验证了，中国治理能力正走向新的阶段，从使命驱动的治理体系走向专业性。我希望抛出三个城市社区治理的清单，三个清单缺一不可，第一需求清单，第二资料资源清单，第三项目清单。
　　这三个清单我们要问这些问题，第一，目前面临哪些问题，哪些是现有体制没有办法解决的。第二，资源如何筹集并且做到成本的最小化。第三，如何设计项目来解决这些问题。第四，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怎么组织起来，怎么发动起来。
　　社区不是末梢，而是基石和基层，因此社区治理不是单一部门的工作，而是党委政府的整体工作。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需要以人民算法的科学方法论为保证为基础，我们已经进入了社区治理的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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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新路子首先是新挑战，不能只是靠情怀。我觉得在做基层工作中，需要有三种精神：使命精神、滴灌精神和长期精神。
　　需要用创新来更智慧地
　　更灵巧地解决“两难”问题


　　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管理办公室巨大的综治中心智慧屏幕，实时显示辖区1100多个探头画面， 形成纵向通社区、横向联部门综治信息化网络。长江日报记者刘斌 摄
　　到底什么叫治理能力？治理能力即回应变化，解决冲突，指引未来。
　　首先，如果没有变化是不需要能力的，没有竞争更不用谈能力。党建本质意义上是夯实，在竞争中夯实我们的中心领导地位和枢纽位置。互联网时代，如果没有非常卓越、出色的思想建构，而只是当传声筒，很少有人会听，大家都有话筒，这个时候就是话筒竞争。
　　第二，治理能力是解决冲突。只是单干一件事情，这根本不需要能力。集中精力干大事，关键是干了这件事儿，还要去保障另外一件事，就好比我们把整个小区封闭管理最简单，但是封闭了还要保障各种各样的需求，这才叫能力。如果你完全看不见各种各样的需求，这不是治理能力。
　　第三，治理能力是指引未来，即考虑当下所做的事情对未来可能带来的伤害。如果不考虑伤害，也不需要能力。如今，完成一件事情很简单，但完成这件事情还要对未来不造成伤害，这叫能力。
　　如何回应迅速的变化，去解决各种多元冲突？我们需要用创新来更智慧地、更灵巧地解决问题。
　　创新是什么？创新不是用新的管理代替旧的管理，而是用更合适的系统方案解决当前的“两难”问题。
　　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政党使命。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创新的核心是解决“两难”。创新不是用新的代替旧的，而是用更合适的方式解决“两难”问题。这是我们在社会治理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有人要这样，有人要那样，比如城市的某个废弃空间，如果不创新我们就会“拆掉”，然后做一些不想拆人的思想工作，难道就没有第三种方法吗？从某种意义来说，如果城市用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基层负荷就不会那么重了。
　　创新的关键是重新赋能。举个例子，很多城市立交桥下都是一片荒芜，但有的地方就打造成了一个纳凉空间、休闲空间。还比如，如果小区有架空层、高层有平台，不仅能种菜，在特殊时候有可能真能帮助我们应对各种风险和危机，还能让居民在这个“角落”得到精神层面的缓解。再比如，如果把部分外卖员培训成应急防范员，说不定老人心梗最先到的可能不是医生，而是外卖小哥。
　　创新意味着再定义。谈到修路，以前修路好像跟以人民为中心没什么太大关系，但如果我们把它看成建设人民回家的路、上班的路，就完全不一样了。需要考虑从家门口走到公共交通的要道是否通畅，买菜方不方便，能不能喝上一杯咖啡，合理布置早餐店、便利店、智能信息灯杆等服务配套设施。我们需要把社区、人民概念深刻嵌入到各项具体工作中，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而不仅只注重硬核技术上的工作。
　　创新的持续是从解决问题到整合议题。多个问题到同一个项目中解决，在项目当中融合多个目标，这可能是当下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可以做的方法论。进入新时代，治理能力变得如此重要，遇到各种问题如此多，一定要有一体的概念。我们每个人需要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做些更巧妙、更智慧的事情。
　　创新+技术+治理就是我对社区治理2.0版本的想象，最终是实现让城市变得更容易被感知、被认知、被治理，更有效地降低城市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让人民在城市中更美好地生活。
　　社区治理还要更多关注复原、弹性和公平。怎么复原城市的活力，社区的活力，社区的连接，这些靠传统方法都是不行的，必须有全新技术加进来，或者说首先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所以技术要更充分的放在我们社区治理当中。武汉其实有非常好的条件做这些事情，利用技术来重新构建和社区的关系。
　　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新路子首先是新挑战，不能只是靠情怀。我觉得在做基层工作中，需要有三种精神：使命精神、滴灌精神和长期精神。在这三种精神的驱动之下，用情、用能力去捍卫我们的情怀，最后完成我们党的使命。左手是温度，右手是力度，中间是深度，最终找到属于我们的社区治理样式方法。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何艳玲）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高萌 见习记者余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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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张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