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一束光”到“一座城”,痛别“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院士
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12月15日讯(记者李琴)12月15日下午,“中国光谷”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光纤通信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赵梓森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90岁。作为中国光纤通信技术的主要奠基人和公认的开拓者,他被誉为“中国光纤之父”,为我国光纤通信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的一生都在跟“光”打交道,40余载低调筑梦,追光前行,他见证了中国的光纤事业从无到有,从蹒跚起步到世界先进水平,也见证了中国光谷从“一束光”到“一座城”的传奇。
1979年,东湖之畔,南望山下,时年47岁的赵梓森在武汉邮科院一个简陋的清洗间里,拉制出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的光纤。
2018年12月,“改革开放40周年暨光谷30年创新30人”评选名单正式揭晓,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梓森高票当选。颁奖词写道:中国光纤之父,研制出中国第一根实用光纤。一生坚守科技报国初心,他让这片土地得以成为“中国光谷”。
以下内容摘自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编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初心:35位在汉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奋斗故事》一书。原标题《四十余载低调筑梦,见证从“一束光”到“一座城”的传奇》
从1988年到2019年,从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的光纤到“芯-屏-端-网”万亿级光电子产业链,中国光谷,这个曾经的荒野之地,已经成为武汉最耀眼的明珠。
因光而生,聚光成谷。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基地、最大的光电器件研发生产基地、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最大的地球空间信息产业基地,是中国最大的光电子产业基地。
一切传奇的背后,都起源于“一束光”。
1979年,东湖之畔,南望山下,47岁的赵梓森在武汉邮科院一个简陋的清洗间里,拉制出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的光纤。
2018年12月,“改革开放40周年暨光谷30年创新30人”评选名单正式揭晓,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梓森高票当选。颁奖词写道:中国光纤之父,研制出中国第一根实用光纤。一生坚守科技报国初心,他让这片土地得以成为“中国光谷”。
四年和四十年
武汉洪山区邮科院路88号是武汉邮科院宿舍区,这里依山傍水,林木森森,87岁的赵梓森院士在这里安享晚年。
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拉小提琴是一项重要日程——这个爱好,他从年轻一直坚持到年老。
时间回溯至1932年,赵梓森出生于上海卢湾区,家人经营一个小型制衣作坊。他自幼兴趣广泛,尤偏于理科和制作,尚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就因陋就简制造过氢气球、矿石收音机、滑翔飞机模型和小提琴等。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山河破碎,年仅5岁的赵梓森随家人一起辗转流离到了英租界避难,母亲做些缝缝补补的活补贴家用。
青年赵梓森。
80余年过去,他对“亡国奴的生活”仍是记忆深刻:“住的阁楼很矮,实际上就是一层楼中间夹了块板子,只有小孩能站着,大人必须一直弯着腰。”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战火形成的人生观,不为名,不为钱,就是要为振兴中国努力。”赵梓森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赵梓森恰逢高中毕业,高考在即。
他最初选择了浙江大学农学院,这是公立大学,学费相对较低。
农学院的课程微积分、细胞学、生物学让17岁的赵梓森有些措手不及,“我的性子急,记忆力不太好,我觉得自己一定学不好,就决定重考”。
1950年,赵梓森最终入读以理工著称的上海大同大学,之后这所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赵梓森最终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电子学、电机学、通信学,为他日后接触和研制光纤打下了基础。
四年后,大学毕业的赵梓森被分配到武汉邮电学校(武汉邮科院前身)当老师,繁杂的基础教学工作之外,他依旧醉心于多项自己感兴趣的制作和技术发明。
正在制作模型的赵梓森。
1973年,他采用太阳光做平行光源,主导解决了立项研究多年而长期鲜有突破的国家级大气激光通信项目,武汉邮科院为之欢欣鼓舞。
此时,距离他研制出中国第一根光纤还有三年。
多年之后,已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赵梓森参加了一次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聚会,有同学不解:“赵梓森,我们在上海交大才学了那么点通信知识,你又没读过研究生,而且被分配到武汉邮电学校那么小的单位,最后是怎么搞出那么多成就,当选为院士的?”
赵梓森给了一个“四年和四十年”的答案:“当时跟我一起分配来的大学生,有清华大学第一名的,有其他名牌大学的,他们都觉得在中专教书很容易,不在话下,平时都在打牌下象棋。但我在思考,新中国刚来到,需要大建设,你只要有本事,就一定有事情可做,有大事可做。所以那时候我就天天学习,把研究生课程学了,把日语英语俄语都补上了。我不觉得自己的才能没有得到发挥,因为教书不容易,我以前不是考第一名的人,但我当老师,我的班级平均分数永远第一。不要觉得自己只是个中专教师,将来会有大事给你做的,一切都会变的。你学四年大学有什么用啊?我是四十年天天都在学。”
成为“中国光纤之父”
这根神奇“玻璃丝”的故事已经无数次被媒体记录——
1976年3月,武汉邮科院一个厕所旁的简陋实验室里,一根长度为17米的“玻璃细丝”——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从科研人员赵梓森手中缓缓流过。
这束光,拉开了传奇的大幕。
时间回到三年之前,赵梓森偶然在图书馆的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消息,美国在搞光纤通信。
玻璃丝还能通信?痴迷科研的赵梓森很快意识到光通信有希望。
事实上,改变世界的光纤技术,是同样出生在上海的华裔科学家高锟提出的。
1966年,高锟发表论文,开创性地提出了利用石英玻璃制作光学纤维(简称“光纤”)并在通信上应用的基本原理,一场划时代的通信方式变革得以诞生,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高锟被誉为“世界光纤之父”,并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0年,美国康宁公司花费3000万美元制造出了3条长30米的光纤样品,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制造出对光纤通信有实用价值的光纤。
“我提出要发展‘光纤通信’的科研项目,大多数人反对,包括邮电部、武汉院和北京院的领导。有领导在几十人的会上说:‘玻璃丝怎么能通信!赵梓森你不要胡搞,要花几千万,你负得了责吗?’因为,当时美国的光纤通信尚未使用,又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国与世隔绝,难怪大家不知道。”赵梓森在《中国光纤通信发展的回顾》一文中回忆。
赵梓森和学院的一位化学老师还有另外几名同事开始了研究光纤之路。
赵梓森与同事们一起做科研。
没有正规的实验室,就在实验楼厕所旁的清洗室内做化学实验。
没有现成设备,就用旧机床加工。
没有精密调准器,就用螺丝钉加橡皮泥拼接。
在一次试验中,四氯化硅从管道中溢出,生成的氯气和盐酸冲进赵梓森的眼睛和口腔,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口腔也发炎,直淌黄水。
同事将已经昏迷的赵梓森送进医院急救,“医生都愣住了,他们没见过这样的情况,不会治”。赵梓森刚好苏醒,他说:“蒸馏水冲眼睛,打吊针。”两小时后,身体恢复正常,赵梓森又回到了实验室。
多年后,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赵梓森登上由长江日报和武汉市民之家联合举办的“市民大讲堂”,他的演讲PPT上写着一行大字:要有献身精神。
1976年,原邮电部组织“邮电工业学大庆”展览会,要下属部门提供新技术展品。赵梓森带着刚刚熔炼出来的石英光纤来到了北京。
两个星期后,武汉邮科院收到邮电部来文——“光纤通信是邮电部重点项目”。
1979年,赵梓森团队拉制出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每公里衰耗只有4分贝的光纤,就此拉开了中国光纤通信事业的序幕,而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光纤之父”。
次年,光纤通信发明人高锟到访武汉邮科院,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光纤通信技术,高锟当时就说了一句:“surprise”。在现场为他介绍的正是赵梓森。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光纤、激光器、通信机,是光纤通信的三个基本要素。光纤制造出来了,还要解决另两个问题。
就中国当时的工业和技术水平,如果单靠自力更生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如此会极大延误光纤通信在我国的推广使用。
利用被派到美国参观访问的机会,赵梓森与美国半导体激光器的发明人、华裔科学家谢肇金进行商谈,达成了技术合作协议。
1979年9月,受邀来华访问的谢肇金与武汉邮科院签订正式合作办厂协议,在中国开办长江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这被认定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高新技术型企业。赵梓森担任中方技术代表和负责人。
赵梓森清醒地意识到,引用技术是为了更好借鉴,决不能单纯依赖。他大胆起用了公司年轻有为的李同宁为课题组组长,领导激光器的自主研发。
两年后,由中方主导的长江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研制出我国第一个享有自己知识产权的长波长半导体激光器,摆脱了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同年,邮电部和国家科委确定在武汉建立一条光缆通信实用化系统,意在通过实际使用,完成商用试验以定型推广。赵梓森在项目建设中负责后台指挥。
由于其限于1982年完成,所以简称“八二工程”。
按照设计方案,这是一个市内电话局间的中继工程,跨越长江、汉水,贯穿武汉三镇,连接武汉四个市话分局。
为了铺设线路,赵梓森手绘了武汉地图,在每个重要节点处标注,并与负责设计的郑州邮电设计院、负责施工的邮电三公司协调。
赵梓森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次次不分昼夜、不分寒暑随叫随到的检修。他回忆,因为早期缺乏检修经验和检修仪器,每次都是相关人员一齐出动,他和二十多个同事挤在院里分配的一辆额定8人的面包车里,到处奔波。
1981年12月28日,中国第一条实用化的光纤通信线路在武汉开通,“八二工程”宣告成功。
次日,时任邮电部副部长侯德源前来武汉视察。赵梓森回忆,视察之前闹了个小插曲,有工作人员为了改进电源端子板,用钢皮尺去量电源端子板的尺寸。“砰”的一响,机器烧了!大家吓得目瞪口呆。赵梓森紧急抢修,调动试验机盘,拼揍了一个系统,保证通话质量,最终大受赞赏。
“八二工程”之后,赵梓森及团队又先后完成了数十项由短及长的光纤通信架设工程。其中,1987年完成的全长244.86公里的“汉荆沙工程”(武汉—荆州—沙市),被作为全国同类行业的示范;1993年完成的全长3046公里的“京汉广工程”(北京—武汉—广州),跨越北京、湖北、湖南、广东等6省市,是当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架空光缆通信线路。
不过十年光阴,赵梓森及团队就将大容量高传速的光纤通信线路连通到天南海北,完成了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工作。
从“一束光”到“一座城”
“五、四、三、二、一”鸣锣!随着礼花四溅,2018年7月20日早上9时30分,上海证券交易所,长飞光纤正式登陆A股。
长飞光纤就此成为湖北第100家境内上市公司,也是湖北首家同时登陆A股与H股的上市企业。
时间回溯至1984年,邮电部、湖北省和武汉市三方达成协议,在武汉建设邮电部武汉通信光纤厂,赵梓森担任光纤引进小组技术负责人。
中外合资的好处显而易见,赵梓森回忆,中方的光纤制造车床是普通车床改造的,不耐腐蚀,使用一两年后就无法保证精度。“借用飞利浦公司的技术后,我们一同研发了不锈钢车床,拉出的玻璃丝质量非常好。”
有趣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飞公司在技术上很快胜过了飞利浦公司。
2018年5月,长飞公司迎来30岁生日。这家中国最早的光纤光缆生产商之一,经过30年发展,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光纤预制棒、光纤和光缆供应商,光纤光缆产品遍及全球。
时至今日,得益于长飞的快速发展带动,武汉东湖高新区以光纤光缆、光电器件为代表的光通信产业整体实力跃居全国首位,在光通信、激光、新型显示等产业的支撑下,光谷正在成为中国的光能力中心。
东湖高新区与长飞同龄,于1988年创建成立,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2001年被原国家计委、科技部批准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即“武汉·中国光谷”。
《长江日报》历史报道。
“光谷的概念不是我最先提出的,而是华中科技大学的黄德修教授。1998年,他就提出中国应该有个光谷。”赵梓森回忆。
2000年5月7日,赵梓森、杨叔子等26位在汉院士联名签字,请求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武汉建设国家级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国光谷”;同年5月31日,武汉中国光谷领导小组聘请赵梓森、李德仁院士为“中国光谷”首席科学家;同年6月30日,国家信息产业部正式作出答复:支持以国家级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基地,建设集研究开发、产品生产、企业孵化、人才培养等为一体的光电子产业基地。至此,“武汉·中国光谷”正式诞生。
时至今日,大浪淘沙,“光谷”已专指“武汉·中国光谷”。从一束光到一座城,这块曾经被戏称为“武汉地图外的两厘米”的荒野之地,已经成长为518平方千米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6年12月16日,赵梓森院士回忆当年探索光纤通信的历程。新华社记者程敏 摄(资料图)
“40年前,我只是希望中国能有自己的光纤通信,跟上世界潮流;没想到,4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光纤强国。”2018年,时年86岁的赵梓森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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