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让优秀治水文化“开口讲话”

　　■ 易文利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继长城、大运河、长征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后，我国规划实施的又一项重大文化工程。2022年1月，国家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2023年武汉市将“建设长江国家博物馆，打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先行示范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武汉市将如何打造自己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在此，我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的创新，具备浓厚的中国特色

　　三江源国家公园。

　　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是1872年美国创建的黄石国家公园。它以保护自然资源为主要责任。如今已有100多个国家设立了1200多处国家公园。

　　中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起步于2013年，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今年8月，我国宣布，将稳妥有序推进设立黄河口、钱江源—百山祖、卡拉麦里等新的国家公园。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并不相同，这是中国在国家公园、国家历史（遗址）公园等模式之外，首创的一种“中国范式”。

　　中国的国家文化公园，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是国家的象征，强调整合一系列文化遗产后所反映的整体性国家意义；由国民高度认同、能够代表国家形象和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独一无二的文物和文化资源组成；具有社会公益性，为公众提供了解、体验、感知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以及作为社会福利的游憩空间，同时鼓励公众参与其中进行保护和创造。

　　2019年7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2020年10月，中央提出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2022年初，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至此，我国形成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总体建设布局。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倡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创新工程，是延续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重大举措，具有深厚的中国特色。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非点状存在的孤立个体，而是呈带状呈现的复合文化公园集群

　　杨泗港都市T台是百里长江生态廊道重点项目之一，项目北起汉阳江滩公园，南至杨泗港大桥江滩公园，全长两公里。新的公园，别具一格，为武汉两江四岸的靓丽风光又添上了一块新的“拼图”。长江日报记者刘斌 摄

　　不能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简单理解为由一个个独立个体公园组成的松散联盟。我国正在打造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从国家层面通盘考虑，在区域性建设整体布置的，沿长江带状分布的复合文化公园的集群。每个公园的建设，除关注文化保护本身外，还强调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城市建设、文旅融合等。这个带状、集群的复合公园建成后，我们溯江而行，“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不仅可体验长江流域的方方面面，也可从中体味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国智慧。

　　当前，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刚起步不久，沿江各省都提出了自己的创建计划，湖北省被确定为先行先试的省份。在湖北省内，武汉、荆州、宜昌又被确定为先行先试的地市。武汉作为长江沿线重要节点城市和湖北省会，必将在其间发挥重要作用，这既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重大挑战。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有许多，在这里，我仅从治水文化这个方面进行简要阐述。

　　治水文化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三峡五级船闸。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中国水系发达、河湖众多，其中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流域人民因水而优，有了饮灌之源、舟楫之利、鱼米之乡，催生了璀璨的文明。同时因水而忧，不断受到水多、水少、水脏、水污染等多重水问题的困扰。这决定了水情是长江的基本国情，水务是长江的第一要务。因此自古以来，治水文化就在长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长江流域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历史，可以浓缩为一部治水史。人与水的关系，也经历了从斗争到利用、再到和谐相处的漫长历程，治水文化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内容。

　　治水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里我简要举几个例子。

　　一是大禹治水。“天下明德皆自大禹始”，大禹治水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的大河文明序幕。其中，开凿龙门山循“水之就下”规律，疏导川流积水注入东海以战胜洪患；“抑洪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为民造福的奉献精神；“左准绳、右规矩”，体现了一丝不苟的科学治水精神。大禹治水，实现了中国治水由堵向疏的历史性跨越，深刻塑造了中华大地上的民族性格和文明特质。

　　二是都江堰。在生产力相对落后，人们尚不具备在岷江拦水筑坝建闸的情况下，李冰因势利导，通过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要工程，科学解决了江水分流、自动排沙和防治洪水的难题，以无坝引水的方式，让都江堰工程连续运转2200多年，使历史上饱受洪旱灾害的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直到今天，都江堰仍然是我国最大的灌区，为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创建了奇迹。

　　都江堰全景。

　　都江堰工程建设高度重视科学，如岁修工程中埋设的卧铁、石人，宝瓶口上刻划的水尺，堵口截流时使用的杩槎、羊圈（石笼）等。此外，历代治水人在长期治水实践中总结出的“平旱潦，分六四”“深淘滩，低作堰”，以及“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等经验，成为工程实践的规范，也暗含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

　　三是荆江大堤。荆江是万里长江上防洪形势最为严峻的河段，荆江防洪事关江汉平原数百万人民和近千万亩耕地安全。在此兴建的荆江大堤代表着长江堤防建设的最高成就。它的最初雏形是公元345年东晋荆州刺史桓温派人修建的万城堰，此后数百年间不断向下游延伸，直到1200多年后的明代才正式连成一线。在荆江大堤上发生了诸多故事，体现了治水文化的丰富内涵。

　　四是荆江分洪工程。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项全国性水利工程，开启了治江事业的新纪元。工程创下了新中国水利建设参与人数最多（30万人）、主体工程进度最快（75天）等诸多纪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以及分洪区人民“舍小家、保大家”的牺牲精神。1954年防汛关键时期，荆江分洪区三次分洪，总计蓄滞122亿立方米洪水；有效降低沙市水位，对保住危在旦夕的荆江大堤和武汉市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8月，为确保防洪安全，分洪区33万百姓再次舍己为人，搬离故土，虽然最终没有分洪，但分洪区百姓的牺牲奉献永远载入历史。

　　五是三峡工程。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全社会广泛讨论，外国专家也积极参与，最终高质量完成。通过三峡工程，中国水利实现了从世界的追赶者向领跑者的历史性跨越，也逐步实现了从工程水利向生态水利、民生水利的历史性跨越。

　　如今，万里长江上不仅有三峡、葛洲坝，还兴建了乌东德、白鹤滩、溪落渡、向家坝4座巨型水库，它们的建成，不仅为中国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能源，更为长江防洪安上了一把把安全锁。伴随着长江中上游水库群的建设，今天的长江防洪形势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在洪水威胁趋于减小的同时，我们面临的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恶化形势渐趋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示，为我们新时期治水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武汉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武汉与水文化紧密相连

　　汉口江滩为全国城市河道治理和滨水文化建设树立了成功典范。长江日报记者李永刚 摄

　　武汉位于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武汉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文化是武汉文化的根脉源泉。

　　武汉最早的城市，是3500年前的盘龙城，这也是整个长江流域最早的城市雏形。这里河道纵横，航运发达，城市选址充分考虑汉江、府河便利的航运条件，建成了独立的码头。东汉末期，依托长江边的蛇山、龟山，建成了夏口城和却月城，成为今天武昌和汉阳的雏形。明成化年间汉江改道，使汉口从汉阳城中区分出来，形成了如今三镇鼎立的局面。与武昌、汉阳相比，汉口地势低平，全凭堤防守护。历史上的袁公堤、汉口堡和张公堤，是汉口堤防三次重大行动，也见证了汉口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

　　武汉是中国内地最早的对外通商码头，我国内地最早的海关、最早的近代水利机构——汉口水文站均设置于此，武汉的治水文化始终走在流域的前列。今天的武汉江滩，不仅是重大的防洪工程和生态环境工程，还着力改善民生、弘扬文化，成为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的典型案例，为新时期的治水文化闯出了一条新路，为武汉市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还为全国城市河道治理和滨水文化建设树立了成功典范。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说，武汉江滩都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治水文化承载地。

　　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让水利工程、治水遗迹“开口讲话”

　　8月26日，易文利做客江滩大讲堂，作《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与治水文化》主题分享。长江日报记者刘斌 摄

　　治水文化是国家实力、国家资源禀赋、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文化的集中体现，同时在国际上有相通性和可复制性。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长江文化的作用和价值必将得到充分发挥、充分展现。长江上的水利工程、治水遗迹是“活着的水文化”，凝聚着极其生动、宝贵的文化元素，是长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工程、遗迹年久失修甚至面临毁灭威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在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同时，应注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优秀治水文化“开口说话”，从而与长江大保护、长江经济带建设实现有效对接。

　　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具有借鉴价值，但表现形式较为陈旧的文化遗产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从历史的维度来重新认识治水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如今，伴随着科技发展，数字技术突飞猛进，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想办法。这既是我们肩负的责任，也是我们伟大的使命。

　　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前所未有的一项重大文化行动，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以上论述仅代表我个人的粗浅认识，不足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作者系长江委宣传出版中心《水文化》杂志社社长、编审 长江日报记者宋磊 整理）

　　【编辑：张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