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作主，人民说了算

　　“现在我们从政治上得到解放了，我们是国家与社会的主人翁了。”1949年5月23日长江日报在发刊词《庆祝新武汉的诞生》中响亮地喊出这句改天换地的话。9月7日武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也鲜明地提出：“各位今天获得了最好的机会，可以充分发挥这种民主精神，来为建设新武汉、新湖北、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贡献意见。”“我们是要根据广大人民的意见来立法。”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7年间，宪法颁布，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有了制度保证。

　　1954年8月21日，《长江日报》头版刊登武汉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消息。

　　“把扩军、战勤、负担、生产等工作都拿到人民代表会议上去讨论和决定”

　　1954年8月20日上午，汉口中南剧场迎来了三百多名意气风发的“新中国的主人”——第一届武汉市人大代表。他们中有全国或全市著名的工业和农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也有爱国守法、服从工人阶级领导、愿意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有机关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也有街道居民、私营工商业者。

　　当时一名长江日报记者这样记录这场盛事：“他们有的来自紧张的防汛斗争前线，有的来自正在坚持着生产、工作，并积极支援着防汛前线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和街道。他们怀着兴奋欢欣的心情来参加这次极为隆重的会议。”

　　“标志着本市人民民主政权和人民政治生活的进一步牢固和完善，武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全市人民热切盼望中，于1954年8月20日上午隆重开幕。”

　　自此，武汉开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篇章。

　　1954年8月20日，武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汉口中南剧院召开。

　　1949年9月至1954年8月，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过渡时期参与政权建设的协议机关，代行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当时鉴于全国军事行动还在进行，土地改革还未完成，人民群众还未充分组织起来，不具备召开普选产生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条件，根据人民民主的要求，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作为一种过渡形式。”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徐业亮介绍说。

　　他表示，中共中央为此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凡3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解放后两个月至迟三个月后，即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凡已建立起人民代表会议的地方，“必须把扩军、战勤、负担、生产等工作都拿到人民代表会议上去讨论和决定”。

　　遵照上述指示，武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由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负责筹备，1949年9月5日至9日，在汉口华商街61号召开。会议代表由各界人民推荐，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协商聘请。会议代表158名，列席160名。

　　“人民代表会议在稳定政治局面、安定社会秩序、推动城乡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发挥了应有作用，其工作实践为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建立探索了有益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业亮说。

　　1956年12月27日，出席武汉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在选举投票。

　　88万选民选出413位市人大代表

　　早在1953年，全市就开展了选民登记、基层代表的选举工作。

　　“普选是我们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参与过1953年选民登记工作的代滋生曾回忆，武汉要求全市广大干部和群众要以实际行动来迎接普选，“要把那些在工作上、生产上的积极分子和对国家建设贡献大的人选为人民代表。一些普选积极分子还组成许多宣传队，动员群众关心普选，各区还运用花鼓、采莲船、大鼓、短剧等形式进行宣传。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工作，许多群众对普选的意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

　　“凡18周岁以上、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就可以登记为选民。”第一届市人大代表、时任长江日报社社长的陆天虹曾讲述说，选民登记，以确定每位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旧社会，拥有“选举权”，人们想都不敢想。

　　“妈妈是一位农村妇女，之前从没听说过自己还有参加选举的权利。拿到选民证那天，她高兴得不得了，觉得非常光荣。更光荣的是，旧社会的受压迫者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这项重要的政治权利，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陆老曾回忆说。

　　“武汉市成立选举委员会，在市辖5个城区政府、1个水上区政府和郊区47个乡政府建立53个基层选举委员会，登记并取得选民资格88万余人。”徐业亮介绍，那时，各区各街道各选区依据实际情况和便民原则都设立了登记站，群众按事前预定的程序自觉地前往登记站登记。

　　普选结束后，各区相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共选举产生武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413名。

　　1954年夏，武汉30万军民众志成城，抵御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这是他们在江汉关筑堤防汛。（AI修复）

　　遭遇特大洪水，会没开完所有人投入防汛斗争

　　1954年8月20日，武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建立。

　　这次会议原定7月中旬举行，因长江武汉段发生特大洪水，武汉关水位高达29.73米，为自有水文纪录以来的最高水位，情势十分危急，全市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投入紧张的防汛斗争。

　　陆老曾回忆，当时大雨连续不断地下，江水不断上涨。当时长江沿江堤防很矮，极其薄弱，汉口四面都受洪水包围，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8月中旬，当防汛抗洪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刻，召开了这次会议。当天，出席会议开幕式的代表有358人，陆天虹正是其中之一。他的参会身份是硚口区代表。

　　会议通过了《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决议》，要求全市人民再接再厉，争取防汛斗争的完全胜利。

　　防汛压倒一切！故大会只开了一天便宣布休会，所有人都上堤投入防汛的战斗之中，人们将装满黄土的草包投入江中，筑起防洪的堤岸。直到汛情缓和，休会23天后，大会才于9月13日－14日复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武汉“建设成为新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城市”的奋斗目标，着实让陆天虹印象深刻。

　　“对人民代表来说，深切感受到自己是代表人民在管理国家，有一种光荣神圣的感觉。许多工人在大会上发言，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陆老曾动情地说，“从奴隶翻身变成主人，还作为人民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那种喜悦的心情呀，完全是换了一番天地。有一种扬眉吐气的自豪感，洋溢着当家作主的巨大喜悦。”

　　张难先。 《张难先先生传》供图

　　“一生如此足矣”！

　　辛亥革命元勋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洪流

　　“祖父张难先在参与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契机下，深刻理解并全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毅然决定紧随中国共产党步伐，共同投身于新国家的建设洪流中。”5月9日，辛亥革命元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荆楚英雄模范人物”张难先的孙女，80岁高龄的张铭歌女士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追溯了其祖父的非凡历程。

　　张难先先生一生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重大历史时期，亲身参与了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全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并连续出任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常委会委员，贡献卓著。

　　重建武汉：协商议政激发城市活力

　　解放初的武汉满目疮痍，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武汉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武汉今天的任务，除了支援前线就是建设。建设是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百万市民的大事，今后恢复生产、恢复交通、恢复城乡关系、繁荣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等，都要由全体人民共同负责。今天座谈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多想办法。”1949年6月9日，市军管会举行招待会，座谈商讨恢复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及建设新武汉的各项问题，张难先等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工程师、教授、银行经理、工商界人士120余人献智聚力。

　　“大家要全力参加建设。有共产党的领导，面前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张难先率先发言。

　　“张难先先生说，‘今天国家的建设每个人都有很大责任’。这话很对，因为现在的中国是中国人民（其中包括了民族工商业家）的中国，大家都有责任把中国建设好。同样的道理，武汉已经属于人民，武汉的工人，其他劳动人民、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家都有责任把武汉按新民主主义的总方针，有步骤地建设起来。”听取各方意见后，军管会副主任陶铸坚定且满怀信心。

　　到1949年底，全市公私企业大部分恢复了生产和经营。以工商繁荣、九省通衢著称的大武汉，开始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共商国是：政协舞台上的民主强音

　　1949年8月，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张难先，新政协筹备会特邀他为新政协代表。9月1日，张难先同李书城、李范一两位代表一同进京。到北京不久，毛主席发来请柬，择定日子在南礼士胡同宴请张难先等几位年长者。“值此国家初创，百业待举之时，得此殊荣，能不感动！”四个多月后回武汉，有记者问他，此次在京，你驻留时间较长，感觉最深刻的是什么？他回答是这次南礼士胡同的宴请，令他感慨的是，他看到“共产党的领袖绝不看外我们，一生如此足矣！”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大会第四天，9月24日，张难先被推举代表所在小组发言，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这样报道：“其中张难先代表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简短有力的演说。张老今年已有七十六岁的高龄，饱经沧桑，阅历丰富。他那个组里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数十年来始终不愿参加政治性的会议，但是这次‘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家都欢欣鼓舞，不辞衰老，毅然参加’了。全场热烈鼓掌。张代表说：‘就这几位老先生之参加看来，真可以代表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的拥护人民政府’。大团结给人们增加了大信心。”

　　“祖父觉得全国的事，都像人民政协，像军政委员会那样，由中央而大行政区，由大行政区而到各省、各市、各县、各乡村，采用人民民主协商的方式，那就无事不可商妥了。”在张铭歌的哥哥张铭玉整理的《张难先先生传》一书中写道：自武汉解放起，张难先以一布衣身份关注解放军、人民政府的言行，他已是深深爱上这个新的中国了。张难先认为有必要“帮助这个政府，使他一帆风顺地成功”。

　　治水兴邦：实践人民民主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祖父已年逾八秩，但他老骥伏枥，青春再发，风尘仆仆往返京汉之间为新生政权献计献策。”张难先看到全国多地水利失修的情况后，于1950年向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南军政委员会提出每年秋冬兴修水利的建议。

　　他在提案中这样写道：“请政府令主管部门在每年初秋，将各省兴修水利的工程包括山地、开塘、开渠、泽地、修堤、疏通、掘井、建闸等计划做好，令省酌办，各县按照省政府指示，召集民工；斟酌地方情形，定一方案，严令各区于初冬开工，春初完成。冬季农闲，处于枯水季，有工有土，加之土工完结，必须经三春之雨浇淋，土如固结，方能抗夏天之暴雨洪水。”

　　1952年3月，中央决定修建荆江分洪工程。张难先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参与工程筹建。当年5月，年近八旬的张难先出任荆江分洪工程慰问团团长，冒着酷暑，连续七天慰问参加会战的30万军民。此后，张难先写了一篇《报告一件大奇事》刊发在6月21日的《长江日报》上。他写道：“新中国的每一项建设，都是为了人民，都是人民自己的事，因此人民就能积极响应毛主席、共产党的号召，拼命去干。人民就能创造出奇迹。”

　　（采写：长江日报记者高萌 汪甦 通讯员费志清 车璇 周凡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长江日报资料图）

　　【编辑：王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