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言无声

　　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2月6日晚在武汉逝世后，牵动无数人追思。2月9日，长江日报记者联系到黄旭华院士生前唯一传记作者王艳明，他分享了黄旭华留下的大量手稿、照片，并深情讲述了与其的交往点滴。王艳明曾为黄旭华作传5本，相识12年。

　　十几个书名里，黄旭华主动提议叫“誓言无声”

　　9日下午，王艳明在办公桌上摊开为黄旭华院士撰写的5本传记，并举起其中1本告诉记者：这是我们的开篇之作，也是和黄老讨论最多的一本。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名字——《誓言无声铸重器》，其中“誓言无声”是黄旭华院士看完十几个备选书名后，主动提议的。

　　“他认为这4个字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他个人对于核潜艇方面的研究状况。”王艳明解释：黄旭华一生钟情于核潜艇事业，因保密需要，只能默默无声去干。“誓言”的另一层含义，是响应毛主席在核潜艇失去苏联支持情况下所发出的那句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王艳明介绍，5本传记均来源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此为11个部委发起、中国科协主导的国家科技历史人物采集工程，旨在采集我国80岁以上的两院院士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求学、成长、工作经历等珍贵资料，成果供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

　　首次完成黄旭华的学术资料采集时，第一手手稿、照片、设计图纸等档案资料，加起来有40公斤重，“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是该项目呈现形式之一。王艳明说：“所以这个传记是这么来的，并不是黄老在委托我们写。”

　　极限深潜遇难题，他领唱志愿军战歌

　　2013年，王艳明第一次见到黄旭华时略感紧张。他记得，当年已87岁的黄旭华从办公桌后站了起来，和他握了手。简单听完会面意图后，黄旭华微笑着表示：只要不违反保密原则，一定全力配合。随后，访谈开始了，黄旭华坐到了他习惯的单人沙发上。其间，黄旭华觉察到他的拘谨，还宽慰他不用拘束。

　　王艳明共对黄旭华进行了8次正式访谈录制，还有数次非正式讨论。“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王艳明回忆，访谈中，黄老有多次动情的时刻。

　　每每谈及母亲时，黄旭华都会落泪，尤其讲到母亲在弥留之际，硬撑着等他匆忙赶回家，最后说几句话才肯闭眼时，在场所有人都跟着抹泪。

　　王艳明能感受到，黄旭华对家人的深深愧疚和难言的委屈。当黄旭华落泪时，他也深深为之触动。某些时刻，黄旭华又很愉快。通常，那是讲到核潜艇研究的重大进展时。

　　黄旭华从小热爱音乐，会多种乐器。有一次，王艳明提议让他表演一段口琴“活跃气氛”，他欣然应允：“让我准备一下，下次给你们表演。”

　　到了下次，黄旭华果真带来了口琴，吹了两三首曲子。在传记中，王艳明写道：“黄旭华的歌声，在广东老家飘荡过，在聿怀中学、在桂林中学、在国立交通大学激昂过，在大海深处、在核潜艇狭小的舱室萦绕过。”

　　黄旭华曾提到，某次进行极限深潜实验，第一阶段预下潜出了些问题，大家很紧张，气氛相当压抑。这时，黄旭华提出唱歌，“最好要唱欢快的歌”，遂领头带大家唱了一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舱内危险紧张的气氛仿佛随着歌声释放了。

　　提醒“勿凸显个人”，拒绝“核潜艇之父”称呼

　　王艳明向记者展示了一份传记初稿材料，在附录部分的“年表”上，有大量黄旭华用红笔标注的修订意见。有补充亲人情况，如“1926年 2岁 是年，大妹黄秀春出生。”有增加历史背景，如在“15岁，由黄绍强改名为黄旭华”处，补充介绍了当时的战事情况和求学困难。个别地方的错别字、学校名字表述不全等，也都被他逐一勾勒出来。

　　黄旭华曾对王艳明说过：细节决定成败，写文章也应像做科研一样严谨。另外，黄旭华对王艳明提醒较多的是，不要在描述他时，忽视了考虑其他人的感受。王艳明说：“他生怕对他的突出，会压抑到其他同事。”就像始终拒绝“核潜艇之父”的称呼。黄老坚持，科研成果与功劳属于千万个大力协作的第一代核潜艇人。

　　除此之外，黄旭华不对王艳明的撰写做太多干涉，反而常常鼓励他：你大胆写，按你的思路来。

　　传记发表后，过了几年，王艳明回头复盘，往往能找出书中的瑕疵，甚至是表述不当之处。这时，黄旭华反而宽慰他：“谁写书会没有一点错误呢？任何人回头看曾经的工作时，都能找到错误，因为人们的认知是不断进步的过程。”听到这，王艳明大为感动。

　　王艳明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件小事：与黄旭华接触几年之后，他也开始承担一些其他院士的访谈工作。某次，王艳明要访谈的是一位甚少接受媒体采访的科学家。邀约始终碰壁，他试着求助黄老，没想到黄老竟真的带着他写的书，去现场向那位科学家推荐自己。对方在黄老的信任“背书”下，应允了邀约。“他答应你的事，一定会认真做到。”王艳明说。

　　传记《誓言无声铸重器》。 记者胡冬冬 摄

　　常问医生：我什么时候好啊，我还要回去上班

　　9日上午，王艳明的学生，毕业后在黄冈武穴县城做公务员的项涓专程赶来武汉，吊唁黄旭华院士。

　　每次访谈，王艳明常带几个研究生同去，正事聊完，黄旭华总会与学生交流一番，问问他们的学习状况，甚至开开玩笑。

　　两年前，97岁的黄旭华需要靠轮椅出行，学生蔡玮琢与另两位同学一起将黄旭华从家中抬下楼进行拍摄。他记得，黄旭华对几位抬轮椅的同学极为亲切，说了好几声“谢谢”。录制完成后，黄旭华还问他，要不要带几盒牛奶回家。

　　这两天，王艳明好几个毕业后在外地工作的学生都专程赶到武汉吊唁黄旭华，有几个忍不住失声痛哭。

　　一直到2022年，黄旭华还坚持去办公室上班。七一九所职工刘军青在悼念黄老的文章里写道：大院里的职工家属都有印象，黄老拎一个深蓝色、印有“中国工程院”字样的旧文件包，每天从北区的家属楼走到办公楼去，下班再原路返回。前几年他还不需要拐杖，后来拄一根磨得锃光瓦亮的老式拐杖——据说是黄老的母亲用过的旧物，在静谧的院区里踽踽独行。后来，每到周二、周四，都由他与另一位司机负责接送和陪同。

　　再后来，黄旭华开始在家里办公，整理资料。黄旭华住院后，王艳明从工作人员那里打听到，黄老在医院里常问医生：我什么时候好啊？我还要回去上班。“只有工作才能让黄老安心，他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还不够回应对党和人民的承诺。”王艳明说。

　　王艳明师生团队与黄旭华院士的合影。

　　（长江日报记者占思柳）

　　【编辑：姚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