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朋友牺牲时留下的血衣，我要参军的决心更加坚定……”

　　6月13日，长江日报记者驱车前往湖北省崇阳县港口乡港口村，采访了在老家颐养天年的舒甫生老人。老人拄着拐杖，坐在老屋门前的椅子上，悠闲地观赏门前的风景。他的小儿子负责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讲述人：舒甫生老人。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

　　已103岁高龄的舒甫生老人，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老战士。当年，他是抱着“怕死不当兵，当兵不怕死”的想法参军的。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作为徒步通信兵的他，遭到敌机机载机枪的疯狂扫射时，立即跳进路边沟壑中，幸运地躲过一劫。待敌机被志愿军防空部队驱走后，他从沟壑中起来，继续赶路，圆满地完成了送信任务。

　　以下内容由舒甫生老人讲述：

　　我叫舒甫生，老家在湖北省崇阳县港口乡港口村，父母均是农民。我出生于1922年6月，我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因为家里穷，我没有上过学，我从懂事起就帮父母干农活。

　　1938年年底，我16岁时，日军占领我家乡，隔三岔五就冲到我们村里烧杀抢掠。为了躲避日军，我父母经常带着我和弟弟妹妹跑到村子附近的山林中隐藏起来，等日军走了，我们才能回到村里。从那时起，我就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有一次，日军冲进我们村，把村民家的猪牛鸡与粮食都抢走了，还放火把村子里80%以上的房子烧毁了。我与村民天天盼着中国人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党的军队又来到了我家乡。国民党军队的军纪很差，经常派人到我们村里来抓壮丁，即把青壮年男子抓去当兵。我与村里的青年男子都不愿意去国民党的军队当兵，每次国民党的军队来抓壮丁，我与村里的小伙伴们都会溜到村子边的山林中躲藏，一般是躲在一个已废弃很久、之前是给守墓人居住的漏雨又漏风的破房子里。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我家乡，我的家乡获得解放。我与其他村民一样，热烈地欢迎解放军的到来。不久之后，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位于我家门口的小沙坪区公所谋得一份税管员的工作。小沙坪区公所其实是当时崇阳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下面还管着好几个乡。因为工作表现出色，我还被县政府评为模范税管员。

　　舒甫生老人年轻时的照片。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翻拍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家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鼓励有志青年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从小与我一起长大、与我关系比较好的同村小伙伴如舒美林等人，立即报名参军，并被批准入伍，成了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前往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一方面，我很羡慕他们能成为志愿军战士，在心中默默祝愿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杀敌立功，为家乡增光添彩；另一方面，我自己也萌生了参加志愿军的想法。

　　战争是残酷的，只要你上了战场，就意味着你可能会牺牲。不久之后，舒美林壮烈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噩耗就传回了家乡。志愿军部队把舒美林牺牲时穿着的一件血衣和一封死亡通知书寄回了村里。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那件血衣上，满是暗红色的血渍。舒美林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也是我的朋友。望着朋友牺牲时留下的血衣，我要参军的决心更加坚定……

　　我当时想，我一定要参加志愿军，去抗美援朝战场上打击侵略者。哪怕我像舒美林一样牺牲在战场上，也是光荣的，也是值得的。我是抱着“怕死不当兵，当兵不怕死”的想法参军的。

　　1952年8月，区公所领导张炳林将志愿军招收新兵的消息告诉我，我立即对他说，我要报名参加志愿军。张炳林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他很了解我的家庭情况，他让我与家人好好商量后再做决定。当时的我已结婚，我妻子在村委会当妇女主任，我们的大女儿出生才几个月，还不会说话和走路。我把我要参军的想法告诉妻子后，妻子大力支持我去参军。我的父母却急得哭起来，担心我在战场上出意外，但父母最后没有出言阻止我参军，只是叮嘱我在战场上要注意安全。我报名参加志愿军后，顺利通过体检与政治考核，被批准入伍。妻子获知我实现从军梦喜讯后，告诉我：“家里的事，有我操持，不用你操心。你安心在部队服役，你一定要为家乡增光。”

　　舒甫生老人讲述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经历。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

　　几天后，我从家乡出发，与其他战友一起，经过长途跋涉，前往河南一个训练基地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新兵训练，系统学习了射击、投弹、爆破、土工作业和刺杀等基本技能，然后乘火车前往安东（辽宁丹东）进行临战训练。1952年12月的一天，我与战友乘汽车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前往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第四分部通信连报到。因为我是鄂南山区长大的人，体力好，从小就擅长爬山走山路，所以上级部门把我分配到通信连4排12班当战士，我也因此成了一名志愿军的徒步通信兵。

　　当时志愿军所用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所拥有的通信器材也是又老又旧又少。当时，我所在的通信连编有四个通信排，一、二、三排是有线电话排，使用有线电话通信；四排是徒步通信排，该排的战士负责采用骑马或步行方式，负责将秘密、机密和绝密三个级别的信件送到目的地。

　　从理论上讲，四排徒步通信排的战士，在送信过程中可以骑马，也可以搭乘志愿军运送物资的汽车送信。但实际上，因为志愿军缺少军马和汽车，我在执行送信任务时从来没有骑过马，也没有搭乘过汽车。每一次，我都是靠步行完成送信任务的，常常一天要走完五六十里崎岖的山路。

　　我记得，每次执行送信任务时，我就把信放在挎包中，然后携带一支战友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带刺刀的、可单发可连发的长枪，还要背上100发子弹、三四枚木柄手榴弹、一壶水和压缩饼干等物资，想办法穿过敌人设置的炮火封锁区和避开敌机的轰炸，把信送到目的地。白天送信时，我一般选择从位于山林中的小路前进，以避开敌机的侦察和轰炸。一路上，有志愿军的防空（炮）哨哨兵引导我前行。听到哨兵鸣枪后，我就知道敌机马上要飞过来了，就立即找地方隐蔽；敌机飞走后，哨兵会敲钟或敲炮弹壳发声示意我从隐蔽处出来继续前行。

　　195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从第四分部指挥所出发，负责将一封信送给前线阵地上的部队。我离开指挥所后不久，正在一条小路上行走时，有一架敌机突然从比树梢高不了多少的空中向我冲来，并用机载机枪疯狂地朝我扫射。敌机机枪射出的子弹，像雨点般密集地打在我身前的地面上，搅得尘土飞扬。我立即侧身一跳，跳进路边的沟壑中。这个时候，我志愿军的防空部队也朝这架敌机开火了，这架敌机见状，就灰溜溜地逃走了。我也因此躲过一劫。我从沟壑中爬到小路上，掸了掸身上的泥土，继续快步赶路。

　　我在送信途中，有时也会遇到敌人大炮发射的炮弹阻拦。但幸运的是，我每次都能在志愿军防空（炮）哨哨兵的引导下，在敌人炮弹炸响之前找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所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幸运地没有受过伤。在每次执行送信任务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将信送到位，我没有时间去想自己会不会牺牲。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与战友经常住在坑道中，坑道是我们自己动手挖的。坑道内又阴暗又潮湿，我与战友的衣服、被子总是湿的。但我与战友都很乐观，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打败敌人。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我与战友继续留在朝鲜，担负起帮朝鲜群众重建家园的重任。

　　舒甫生老人获得的部分荣誉证章。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

　　1955年10月，我与部队奉命从朝鲜撤回国内，前往大连休整。这时候，在部队认真学习了几年文化的我，已经不是文盲了。我给远在老家的妻子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我已回国，不用再打仗了，我很想念她和女儿。妻子接到信后，就从老家出发，千里迢迢赶到大连部队驻地来看望我。妻子将她亲手缝制的两双手工布鞋带给我。这两双布鞋，是当年她听说我被批准入伍消息后连夜开工赶制的，但她没能赶在我出发前将布鞋做好。在我当兵离开家乡后，她继续挤时间制作布鞋，终于把布鞋做好了。然后她就天天盼着我能活着回家，穿上她做的布鞋。

　　1956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家后不久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先后在崇阳县桂花林场、古市林场和路口林业检查站等单位工作，于1981年退休。退休后，我回到乡下老家生活。但我闲不住，我经常参加关爱下一代活动，给孩子们讲红色故事。

　　舒甫生老人寄语长江日报读者。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

　　我育有一女五子六个孩子。其中，我的大儿子当过兵，大儿子在服役期间表现出色，还因公受伤，被评为六级伤残军人；我的一个孙子也当过兵。我儿孙满堂，我经常鼓励重孙辈的孩子们长大后也报名参军。我经常对年轻人说，希望他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希望他们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少做错事，坚决不做坏事。

　　（讲述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第四分部通信连老战士舒甫生 整理人：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通讯员汪佳 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