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3日,2026年度未来科学大奖揭晓。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意,因在算术几何领域作出奠基性贡献——特别是创立了阿拉克洛夫几何(Arakelov几何)中的算术大性理论,并将其开创性地应用于一致波戈莫洛夫猜想(Bogomolov猜想)和一致莫德尔猜想(Mordell猜想)——荣获“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袁新意与2026未来科学大奖发布现场视频连线。记者柯丽芬 摄
获奖次日,正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的袁新意,接受了长江日报等媒体的连线采访。上个月,他刚在费城参加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并作45分钟邀请报告,现场见证了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会后,他辗转麻省理工学院、布朗大学等校交流。

数学家袁新意。受访者供图
这场访谈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大洋彼岸已是深夜,视频中的他却神采奕然,谈吐从容。从湖北农村的农家少年,到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得主,再到站在世界数学前沿的学者——这条路,远非外人眼中的一路坦途。孤独与挫败,才是漫长岁月里的常态。而最终让他胜出的,是对数学近乎本能的热爱,和一种几乎固执的韧性。
从“武侠秘籍”到北大数学“黄金一代”
袁新意1981年出生于湖北麻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他把自己的人生,归结为两次关键的飞跃。
第一次,发生在数学竞赛的入门期。初二那年暑假,他和父亲骑着自行车,往返20公里,赶到镇上的新华书店,买下一本《初中数学竞赛同步辅导》。“我就像武侠小说里的人,突然拿到了一本秘籍。”

袁新意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演讲。受访者供图
接下来的一年,他几乎把全部课余时间都投了进去。“从完全不懂数学竞赛,有些题目甚至都看不懂,到后来大部分竞赛题都会做。”他说,那是一次醍醐灌顶式的成长。
凭借竞赛成绩,他被保送黄冈中学。2000年,他获得第4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随后保送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然而,进入北大后,他却一度陷入自我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好数学研究?
在他看来,竞赛与研究之间,有相关性,但更有本质的区别。竞赛题是别人设计好的,答案已知,时间可控,知识范围也大致划定;而研究的问题要自己寻找,结果不可预知,可能花费漫长时光最终一无所获,甚至想要证明的东西本身就不成立。没有大纲,没有标准答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还可能随时闯入完全陌生的领域,甚至需要亲手搭建一套全新的理论。
“奥数训练对研究有帮助,但过度刷题,也可能磨灭好奇心和创造力。”袁新意说,从“解题者”到“研究者”,最关键的一跃,不是学会怎么答题,而是学会自己提问题。
在北大,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自发组织了讨论班,共读一本书,轮流主讲。
这群人,后来被学界称为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核心成员除了袁新意,还包括许晨阳、刘若川、恽之玮、张伟、朱歆文等。2017年,许晨阳曾获首届未来科学大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九年后,袁新意也站上了同一个领奖台。
2003年,袁新意赴美留学,五年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博士阶段,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飞跃——“我学会了搞科研,做论文。”
从喜欢数学到研究数学,需要经历怎样的蜕变?袁新意说,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博士期间,真正开始做研究,要把一个“一小时的问题”拉长成“几个月的问题”。如果有导师带领,可以省掉“找问题”这一步;而更大的转变,发生在之后——学会完全独立地发现问题、定义问题,然后一步一步深入进去。
回国六年,学术产出超过美国时期
2020年1月,袁新意辞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教职,回到北京大学。
这一决定,源于三重考量:国家高度重视科研,国内学术环境日益优化;美国的政治氛围变化,对学术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最直接的推动力,是2017年下半年父母相继在武汉接受手术,“我必须回来照顾他们”。

袁新意与北大同事杨诗武一起打网球,他们也是高中、北大校友。受访者供图
从2018年秋季开始,他在国内做了长达一年多的学术访问,之后便决定全职回北大。
六年过去了,他说:“从未后悔。这六年的学术产出,比在美国时更高。”
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有很好的合作者——研究方向接近,志同道合。他与谢俊毅合作完成了多篇论文;与虞家伟、周胜铉合作,证明了Mordell猜想的一个量化版本。
学术上的机遇,也时常在不经意间降临。阿黛尔线丛理论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十年前,他和老师张寿武曾做出一个雏形,但当时并未受到关注,论文发表也波折重重。直到2020年,他回过头重新审视,才发现这套理论的正确搭建方式,“新的视野远高于原来,它终于变成了一套很有用的理论”。
他把这种成就感称为“细水长流型”——“建立了一套理论,我自己用它,也看到很多同行在用,很多年后大家还在说,用这个理论做什么。”
谈及老师的影响,袁新意言辞恳切:“张寿武老师对我的思维塑造影响很深。他教会我最重要的一点,是从大处着眼,把握全局——就像在森林里,不只是盯住一棵树,而是先看清整片林地的生态与走向。这种格局感,让我在纷繁的技术细节中,始终保有方向。同样让我受益的,还有他面对困难时那份恒久的乐观——数学之难,常令人陷入困顿,但他始终以积极豁达的态度迎接每一次挫败。这种精神上的支撑,在我独自面对学术低谷时,尤为珍贵。”
兴趣、韧性比高智商更重要
如果只看简历,袁新意的人生一路名校、一帆风顺。但他自己却说,在研究层面,低谷从未缺席。
“大部分我想做的问题都没做出来。”他投入思考的几个大问题——ABC猜想、一致有界猜想、BSD猜想(千禧年问题之一)——都没有成功。“试错十次,对一次就可以了。”
“再高的智商,在世界级难题面前都不够。”他说,“智商高低不可控,可控的是我们怎么努力,怎么面对挫折。”
他建议年轻人,一开始可以选择难度适中的课题:“太简单没有挑战,太难则可能因持续挫败而影响信心。”

袁新意讲课。受访者供图
面对一个长期没有答案的问题,如何保持动力?袁新意的答案是:好奇心,或者好胜心——“就是想把这个问题做出来。”
但如果长期没有进展,他会暂时放下,去做其他有线索、能做出来的问题。等闲下来,不经意间又会回头整理思路,或者寻找新的方法。“很多灵感来自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读某篇文章、听某个报告,突然触发一个想法。”
他把数学研究比作跑马拉松。数论方向,一年写一篇文章已算不错的速度。“短跑能清晰地感觉到竞争,但马拉松里,竞争被淡化了,更多的是克服自身的问题。”
孤独和挫败,是这条路上最忠实的伴侣。
“孤独感,是在想问题没有完全想清楚的时候,没法跟人分享,包括同行。这时候思想是乱的,有一种很深的孤独。”
挫败感,则来自不断的失败。“科研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满怀信心尝试一个想法,几天后发现不对,很沮丧;再尝试另一个,过了更久发现又不对。如果一段时间什么也做不出来,会很沮丧。”
他的应对方式是:换个心情,做点别的研究,或者把注意力放到生活上。“过一阵子回过头来,又重新有了动力和信心。”他说,“科研的常态就是失败。多数时候是失败的,但有一次成功了,就很有成就感。”
为了避免碎片化,他习惯晚上工作,“受打扰少一些。工作时把手机放远,微信静音或关掉,不看手机,这能增加专注度”。
运动是他另一个解压方式。“我喜欢打网球,以前踢足球、打篮球。体育很容易让人放松,一旦开始打球,就暂时完全忘记了数学。长期做数学确实会让人变得内向,如果我有一段时间特别专注地做学问,就会感觉有点社恐。”
本科毕业后,他曾犹豫过是否从事数学研究。“家庭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数学毕业生的职业选择。经济条件不好的,会倾向于选择经济回报更高的工作。但有些选择,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权衡。”
他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老师(尤其是中小学老师)的孩子,走科研道路的比例特别高,“可能是因为从小就觉得读书是件好事”。
对于那些想走科研道路的“小镇做题家”,袁新意给出了两条建议:“第一,要真的有兴趣;第二,要有很强的韧性。”他说:“如果特别在意物质回报,觉得科研达不到这个要求,那也很正常。如果能抵制住诱惑,就坚持走下去。”
对于从事冷门专业或基础岗位的年轻人,他说:“做冷门,还是要热爱自己从事的行业。回报有多种,不只有经济上的,心理上的回报也很重要。而且生活方式也不同——有些高薪工作压力很大、自由时间很少。要从不同角度看,不能只看经济回报。”
AI能摘“低垂的果实”,但缺乏好奇心
AI在数学领域的快速进步,是绕不开的话题。OpenAI最近宣布:AI 攻克 10 大菲尔兹奖级难题。普通人用AI解决数学猜想的时代来了吗?
袁新意认为,AI的知识面广、算力强,在整合已有思想和构造例子方面远超人类,但原创性依然不足。
“说OpenAI解决了菲尔兹奖级别的问题,我觉得夸大其词,是一种商业营销。”袁新意说:AI很多进展只是把人之前的想法“发扬光大”,更多是重组,不是原创。“AI可以解决问题,但在提出类似‘万有引力’这样的原创性思想方面,目前还看不到这种能力。”
以王虹在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邓煜在PDE与概率论方面的工作为例,“这对AI来说特别困难。”袁新意解释:这些分析方向需要做估计,也就是做不等式。AI擅长等式——证明A等于B,一步步推导,对AI来说相对容易;但对于不等式,通常A和B中有无穷多项求和、乘积,我们需要判断哪些项更大、哪些可以忽略——这需要直觉,AI在这方面还很薄弱。
“人类比AI强的地方,在于我们有品位、有好奇心。”他认为好奇心是推动人类前进的动力,人类知道什么是好的数学、重要的数学;而AI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只是代码的长短。
他也表达了担忧:“AI会把低垂的果实都摘掉。”——那些相对简单、适合训练年轻人的问题,可能都被AI解决了,从而压制年轻人的成长,影响行业传承。
他还担心,AI可能使学术评价机制瘫痪、污染学术资源。“AI制造文章速度太快,学术期刊人力有限,无法审核海量稿件,真正重要的文章可能被淹没;AI写的很多文章,对错未经证实,网络上充斥着错误文章,大家不知道该信谁。”好在这两个问题已引起重视,有望通过验证工具来缓解。
他坦言自己从今年初开始也经常用AI,主要是三种用途:查现有的知识(比传统搜索快很多);做相对简单的计算(比如算积分);查论文笔误(比如X的平方写成X的三次方,AI检查得很好)。但他强调:“我没有把问题直接扔给AI让它搞定,我现在研究的问题AI还没这个能力;下一步没有做AI领域研究的计划。”
对于年轻学者,他建议先学会独立做科研的方法,不要太早依赖AI。“刚开始写论文时,可以用AI查点资料,但尽量独立完成。等知道怎么做研究了,再借力AI提升效率。”
中国数学:上升之势与待解之题
今年7月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袁新意最强烈的感受是“中国元素很浓”——两位中国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另一位获奖者John Pardon虽是美国人,但中文讲得很好。
有意思的是,开幕式结束后等电梯时,他听到有外国学者说:“China is taking over math(中国正在接管数学)。”
一年前,他写过一篇《数学强国》,用数据分析中国数学最近十多年的飞速进步:已经强于日本和俄罗斯,虽然整体上仍弱于美国和欧洲(英法德等合计),但差距在迅速缩小。“这一年多来,我们进步速度超出我的想象。”他坚信,中国数学还会有更好的表现。
“过去十年,中国数学的地位一直在提升,尤其是近些年华人数学家接连拿到国际大奖。”他觉得,这是培养体系质变的结果,是多年积累的产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培养到作出突破性成果,中间要几十年。我进北大时,很多国外著名数学家来组织活动、帮助设计课程。加上中国经济变好,自然能培养出好学生。二十多年前开始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现在看到了成果。”
未来十年,他认为中国数学的机遇持续向好。“我们培养了大批人才,国际形势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人才回流。”
但挑战同样真实。他注意到,部分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压力过大,评价机制相对单一,大家过于在意文章数量、期刊级别和各种头衔。“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中国数学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近来中国数学家屡获大奖,大众对于数学的关注热度空前。他保持审慎的乐观:“过多的曝光可能影响专注度。但总体来说,数学受到这么大关注,做数学的人会觉得自豪,也可能激发更多年轻人对数学的兴趣,从而选择这个职业。”
(长江日报驻京记者柯丽芬)
【编辑:陈麒麟】